明神宗是一位荒淫至极的昏君。他十岁即位，在位四十七年，竟有约三十年不上朝视事、面臣议事，而整天醉心于千方百计地搜刮钱财，勒索珍宝，是一个“以金钱珠玉为命脉”的十足财迷。为进一步聚敛天下财物，以供自己享乐，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开始，神宗派出大批亲信太监，至全国各地充当矿监税使。

这批亲信走狗几乎布满各地通衢大邑。他们手持皇帝的圣旨朱牌，身携御赐的特许税使关防印鉴，或监督开矿织造，或乱增税款税目，花样繁多，搜刮民脂民膏，并依仗权势，为非作歹，敲诈勒索，纵横骚扰。神宗对这帮鹰犬的疏请密告是“随奏随准，星火促行。不令阁部议拟，不许科道封驳”（《明神宗实录》卷三百三十一），致使太监们为所欲为，气焰嚣张。许多地方官稍有怠慢或有抵触情绪，就会刑罚加身，甚至被逮捕入狱。一些较为正直的地方官起而抵制、抗疏，更是遭到诬告陷害，被罢官贬谪，直至含冤毙命。

太监陈增在山东，巧立名目，乱增税款，擅作威福，为害酷烈。陈增手下爪牙，内阁中书程守训、中军官仝治等人，更是飞扬跋扈，手段刻毒。他们要求当地富商巨贾主动奏报献纳，凡隐匿抗交者，便马上逮问拷讯。同时纠集了近百名无赖打手，盘踞于一条大船上，于船中设置水牢，几乎天天捕讯胁迫百姓。“今日械一人，曰：尔富违法。明日系一人，曰：尔家藏珍宝。凡稍殷实者，即罗织之。”不是非法刑讯，备极惨毒，就是投入牢狱，绝其饮食，或用粗大铁索锁项拉去游街示众。经此折磨，富商巨贾无不变卖家产，凑纳银钱。有时那些打手还直接上门挨家逐户捉人洗劫，轻者倾家荡产，重者家破人亡。有时他们又称奉密旨探寻金宝，募人告密。许多富商大贾被诬告藏有违禁物，逮捕入狱，家产没官，被如此谋财害命者不计其数。许多人只得逃离家园，远走他乡。程守训后被查出私吞违禁珍宝和赎银四十余万两。一名爪牙就能贪污如此之巨，可见搜刮之烈。陈增在山东肆行作恶达十年之久，乡民饱受其荼毒。

太监陈奉在湖广，同样横行霸道，肆意搜刮，并且鞭笞官吏，剽劫商旅。他到达荆州（今湖北江陵县）时，被愤怒的数千民众围攻，竞掷瓦石以击。陈奉抱头鼠窜，遂诬襄阳知府李商畊、黄州知州赵文炜、荆州推官华钰、荆州知州高则巽、黄州经历车任重等官员煽乱抗税。神宗下诏，逮捕华钰、车任重等入狱。他们被关押五年多，后被释放削职为民。

兴国州有奸民漆有光，诬告仇人徐鼎等掘唐朝奸相李林甫妻杨氏墓，得黄金巨万。朝廷得奏后，神宗命陈奉将此黄金全部搜没进内库。陈奉得令，便对徐鼎诸人毒刑拷打，责其偿所掘黄金。随后，陈奉自己也使唤喽啰遍掘境内诸墓。

由于陈奉的威胁敲诈、摊派滥索，加上党羽打手奸淫妇女，胡作非为，激起数地民变。武昌兵备佥事冯应京上疏劾奏陈奉十大罪状，反被陈奉诬告“故违明旨，阻挠税务”和凌辱朝廷使者等罪名，被追逮入狱。冯应京在当地素有好名声，民众号哭送行。陈奉又故意在街上榜写冯应京的“罪状”，并令打手殴击送行群众，将李廷玉等三人当场活活打死，受伤者不计其数。民众忍无可忍，奋起反击，将其党羽十六人投入滚滚长江。陈奉见势不妙，赶忙逃跑。

枣阳知县王之翰因反对陈奉滥开矿，也被陈奉诬劾，与襄阳通判邸宅、推官何栋如等人一起被锦衣卫缇骑逮讯入狱。冯应京等官员被关押三四年才获释，王之翰病死狱中。

太监高淮在辽东，到处设立税店，捕杀平民，掠劫市场，恣行威虐，引起民变。高淮向朝廷诬奏罪名，逮捕数十名生员下狱。巡按杨宏科上疏相救，朝廷不予理睬。高淮忌恨辽东总兵马林不服从自己，便向朝廷劾奏，罢马林官职。给事中侯先春疏救，反而又受高淮打击。最后，马林被流放充军，侯先春遭贬职。

给事中田大益、孙善继、姚文尉等一起奏报：高淮在辽东招纳亡命之徒，结党横行，滥行搜刮钱财数十万。巡抚赵楫劾奏高淮在辽东罪恶万端，无故打死指挥张汝立。神宗都不加理睬而予包庇，致使高淮在辽东招募党羽打手三百多名，整日有恃无恐，肇事生非，或出塞射猎，或干预地方财政军事，或至朝鲜勒索土产，山海关内外，俨然一霸。辽东巡抚李化龙在奏疏中写道：“先辽阳城有四十家，其家皆有数千之产，为淮搜索已尽，非死而徙，非徙而贫，无一家如故矣。”

万历三十六年，由于高淮克扣军粮，激起兵变。高淮害怕而逃进关内，反诬海防同知王邦才、参将李获阳追杀使臣，劫夺御用钱粮。两人因此都被逮捕入狱，李获阳被拷打致死，王邦才被关押十年，才获释放。吏部左侍郎杨时乔指出：“辽东一百三十七城堡，十余万军，数十万百姓，处处沸腾，人人疑惧。”（《明经世文编》卷四百六十二）

太监马堂在天津、山东诸地也招有亡命之徒数百人，白天公然闯家洗劫，反抗者辄以违禁罪名逮捕入狱，夜晚或则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并纵容奴仆诬告主人，使中等之家大半破产，征收各种高得吓人的税款，远近市镇只得罢市。人民生活极为困苦，引起强烈民愤。山东临清民众和马堂理论，却被弓手射伤。群众气愤难忍，冲进衙门，放火烧了税署，烧死其党徒三十七人。这些党徒原来都是些被黥面刺臂有前科的罪犯。马堂逃出后向朝廷诬告，诏捕首恶，株连甚众。商贩王朝佐见多人蒙冤遭难，便慨然站出来承担责任，说：“为首者是我，不要滥捕无辜了。”临刑，神色不变。知府李士登抚恤其母亲家小，临清百姓为他立祠纪念。

太监梁永在陕西，所用亡命无赖都披挂甲胄，全副武装，畜养战马五百余匹。他们到处横冲直撞，大肆敲诈，贪得无厌，俨然一帮土匪。富平知县王正志，逮住这些不法党徒，并劾奏其党羽矿监赵钦，不料却被梁、赵倒打一耙，诏逮下狱。王正志被关押四年之久，最后病死牢房。

渭南知县徐斗牛，谨于职守，清廉正直。因徐斗牛交不出梁永摊派的贡赂，爪牙杭大贤等人闯入县衙，当面折辱，并将仓吏王兴国等三人活活殴死。徐斗牛盛怒不已，愤懑自缢而死。巡抚贾待问向朝廷奏报，梁反诬贾与诸官员结党营私。(www.daowen.com)

梁永率党徒巡视诸地，尽发历代陵寝，搜掘金玉，旁行劫掠。他们所至县邑，凡有抵触者，非法刑拷，如用酷刑打死县丞郑思颜、指挥刘应聘、生员李洪远等人。党徒肆行淫掠，抢得良家妇女数十人，私养于官邸内。梁永还放纵属下在道路设卡为盗，劫掠路人，被咸宁知县满朝荐侦知捕获。咸阳知县宋时际抵制交纳高额摊派。后来，他们都被梁永诬告劫掠朝廷税银。由于朝中大臣尽劾梁永之罪恶，满、宋二人才得免罪。

御史余懋衡巡按陕西，梁永派人买通余家厨师下毒，余等险些被鸩死。事情败露，余讼于朝，而神宗也不加罪于梁。

有一次，满朝荐遇梁永党徒将抢劫来的财物诈称上供物，偷运出关，准备藏匿，便令巡逻兵追击，格杀了数人。余懋衡以捕盗杀伤向朝廷奏报，而梁永诬告满朝荐劫夺上供物品，杀死使者。神宗一听大怒，以为满朝荐在为余懋衡报仇，遂将满逮捕下狱，长期关押。

太监杨荣在云南，也是滥行搜刮，且随意诬陷地方官，他诬知府熊铎藏匿财物，熊铎因此被下法司审讯，又诬寻甸知府蔡如川、赵州知州甘学书、云南知府周铎等人下诏狱。指挥使樊高明由于交纳钱物来迟，就被残酷榜掠，拷断筋骨，且枷以示众。他又将指挥使贺瑞凤关押，且扬言要尽捕有关军官进行惩治。杨荣纠集党徒数百人，猖獗威虐，干尽坏事，单单因仗打而死的百姓就达数千人之多，可谓杀人如麻。终于激起民变，民众焚其府第，杀杨荣投火中，并杀其党徒两百余人。神宗得知，焦虑得几天吃不下东西。

太监高寀在福建，也是到处设卡征税，横征暴敛，以致公开掠夺。社会上一些无赖恶棍，趋炎附势，纷纷投靠，充当爪牙。他们在港口设官署，勒令商人交纳高额“税款”。另外，高寀还下令，凡船队回港，船民交完款项才能上岸，违者逮捕法办。船民由于出不起高额税款，便只能偷偷登岸回家，因而常常被捆绑入狱，累累于道。高还常派税吏上船搜查，稍不如意，船货一并没收。如此巧取豪夺，海商损失惨重，无不恨之入骨。

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高寀将许多商贩借以糊口的本利钱全部敲诈夺去。几百名商贩忍无可忍，一起到税署要求讨还本钱。高寀反目相待，指使打手持刀行凶，当场杀害铁匠潘六、炭行周一章、谢廷祖多人，许多人被打成重伤。恶棍们还用箭火烧毁了几十间民房，激起极大民愤。一天清晨，数千群众包围了高寀的住所。高寀率甲士两百余人逃入巡抚袁一骥官署，用刀逼袁，令民众退去，后又挟持副使李思诚、佥事吕纯如等人，并向朝廷诬告民变与诸官员煽动有关。袁一骥等人就此罢官。不过，民变也迫使朝廷召回了高寀。

从万历二十四年开始，直到神宗去世的二十余年间，朝廷派出的矿监税使遍及全国一百六十多个州县，到处播虐逞凶，制造冤狱。

据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全国各地矿税监所进银额粗略统计，其中除宝石、铜器、马匹、少数矿金外，全国共进银十万余两。而矿税之征“大略以十分为率，入于内帑者一，克于中使者二，瓜分于参随者三，指骗于土棍者四。而地方之供应，岁时之馈遗，驿递之骚扰，与夫不才官吏指以为市者不与焉”（《明通鉴》卷七十二）。以此统计，单单矿税，每年掠夺的总数就可达一千万两之巨。在如此狂毒的掠夺之下，人民在水深火热中煎熬，有所谓“百用乏绝，十室九空”。河南巡按姚思仁根据自己亲身巡历所见，用绘画手法形象地编绘了一部《开采图说》，共二十四幅，将河南洛阳一带人民在矿监税使勒索暴逼之下，许多人“溺河、缢树、刎颈、断指之状”及“鬻妻卖子，哀号痛苦”，被绑入狱，惨遭毒刑等悲惨情景跃然纸上，并标注受害人的姓名、年龄、籍贯，加上标题，附以文字说明，以示内容绝对真实。各地的有关冤狱可谓罄竹难书，《明通鉴》卷七十一载，山东富民三日内被捕入狱者就达五百人之多，人民面临绝境，奋起反抗，又被残酷镇压。

苏州市民反抗税监孙隆的斗争故事最为人们所熟知。苏州丝织业发达，城里机工有几千户。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税监孙隆一到苏州，就在各处设立关卡，对过往绸缎布匹收税，还对机工收机户税。每台织机和每匹绸缎都要被收取重税，许多机户因此破产倒闭。市民被逼对税监孙隆进行英勇反抗。他们包围了县衙门，打死税卡上的税棍与小税监，还点火烧了孙隆十二个爪牙的家。最后，近万名织工包围税监司衙门，高喊“捉孙隆，罢私税”口号。孙隆翻墙逃走，知府被迫宣布撤销各项税收。然而，统治者不甘心失败，派出军兵镇压，乱捕市民。织工葛贤挺身而出，包揽罪名，从容入狱。知府怕激起更大民愤，没敢杀害葛贤。葛贤被关押了十二年后，遇赦出狱。

矿监税使的权力凌驾于各级地方官之上，手下恶棍爪牙咆哮公堂，伤害官吏之事时有发生。如陈奉爪牙王继贤，就白天持刀闯入谷城县堂，刑拷署印主簿。同时，他还任意向神宗告密诬陷，“参督抚，鸩按臣，视为恒事。至于守令以下，但云阻挠，即遣缇骑；但云贪肆，即行追赃，直奴隶视之而已”（《万历野获编》卷六），将地方官吏视如奴隶，要押、要刑，随其所欲。“片纸入朝，严命夕传，纵抱深冤，谁敢辩理？不但破此数族，又将延祸他人。但有株连，立见败灭。”（《明史》卷二百一十六）这样，地方司法程序与制度被破坏殆尽，实际上朝廷法司也形同虚设，而被胡乱追逮入狱，重刑拷讯，乃至迫害致死的官吏不计其数。

神宗长年不上朝，整日在宫中专嗜玩乐，成为一个十足的酒色之徒，“每夕必饮，每饮必醉，每醉和怒，左右一言稍违，辄毙杖下”。如此被杖死的宫女、宦官不少，因上谏被廷杖、下狱、贬黜的官员也不计其数。清代史家谷应泰慨叹：“当斯时，瓦解土崩，民流政散，其不亡者幸耳。”（《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五）神宗死后没几年，农民起义的烽火便在各地点燃。赵翼说：“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