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善长在朱元璋还是郭子兴部将之时，就与朱在军中共事。作为朱元璋的首席参谋，李善长是个极有智谋、任事果断的人，朱元璋对李确也倚信至殷，两人相交甚厚。那时，李善长既谋划策略，指挥军队，又组织后勤供应，可谓功勋卓著。建国之初，作为丞相的李善长又亲率大臣，对一切有关制度、法规，一一加以制定。明代开国，论起功来，李善长肯定名列前茅。朱元璋在对李善长加封韩国公的制词中，把他与西汉的萧何相比，确也并不为过。

但朱元璋一登上皇帝宝座，两人的关系就开始发生变化，原因在于李善长敢于任事，当机立断，乃至专恣自用的处事性格，逐渐为太祖所不能容忍。洪武四年（1371年），李善长患病在家，自觉多日不能上朝治事，心中不安，便上疏恳请致仕（退休）。他这样做，一则想表示一下自己患病怠慢公务的心情，二则也想试探一下皇帝对自己的态度。李善长以为，朱元璋定会温谕慰留。不料，朱元璋却立准奏请。这对李善长来说，无异于当头一棒。

朱元璋也知道，这一做法显得过于寡情，补救的办法就是多加些恩赐，并将临安公主下嫁给李善长的长子李祺为妻。李善长又成为皇亲国戚，表面上仍恩遇有加。

经多方权衡，朱元璋选择了小心谨慎，又精明仔细的汪广洋为相。汪也是个追随朱元璋多年的旧幕僚，他沉稳耐心的性格虽为太祖所看重，但事无巨细都必请示，又显得办事乏力。李善长掌握了朱元璋对汪广洋颇为失望的情绪之后，便乘机将自己的亲信胡惟庸推荐进中书省。洪武六年，胡与汪共同为相，执掌国事。

胡惟庸也早在朱元璋进军和州（今安徽和县）时，就已投奔麾下。胡的聪慧精明，很得朱元璋的赏识，升迁很快。同时，胡又和李善长很合得来，成为其心腹。胡惟庸任相后，在原李善长旧属僚们的支持下，公务办得井井有条，政绩不错。二人一比较，朱元璋便以“无所建白”为由，将汪广洋贬为广东参政。

胡惟庸一人独占相位后，很快就自恃大权在手，逐渐擅作威福，一意孤行起来。由于掌握着百官的生杀予夺、升迁谪罚诸大权，胡府骤然门庭若市，贿赂公行。同时，胡惟庸又将侄女嫁给李善长的侄子，两家成为亲戚。这样，胡惟庸在朝内外更是声势显赫，许多官员如御史大夫陈宁、御史中丞涂节等人都唯胡命是从，结党营私、沆瀣一气。

太祖皇帝是个猜忌心很重的人，时不时就查访臣下的行为。他渐渐发现胡惟庸恃权专断，遇事隐瞒，与李善长相差不多，而其贪婪好利，更有过之，便开始对胡日渐不满而加紧监视。

汪广洋被贬，当然心中不平。洪武九年，他就向皇上参劾了胡惟庸的后台李善长一本，认为李善长狎宠自恣，有大不敬的行为，应予惩处。这一奏疏倒正合太祖之意，便又将汪广洋调回朝廷，以便监视李、胡一派。第二年，太祖升胡为右丞相，同时任汪为左丞相。但此时汪并不懂得皇上的用意，任左相后，非但不能起到监视干扰的作用，反而对胡等敬而远之，虚与委蛇，以自保为计。胡惟庸见汪广洋比以前更为怯诺，就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办事益加肆无忌惮。

朱元璋见自己处心积虑的安排实不起什么作用，只能亲自下诏，对中书省的权限做出裁抑。洪武十一年，朝廷“命奏事毋关白中书省”，显然是对胡惟庸时常“不上闻”所采取的对策。这一要求众臣奏疏直接上交皇帝的诏旨，表明对中书擅权的强烈不满。

洪武十二年（1379年）九月，占城国（今越南中部）入贡。中书省依然故我，擅自将贡品扣压而不上奏，并阻拦贡使入朝。太监得知此事，马上禀报皇上。朱元璋大怒，指责宰臣有欺君之罪。胡惟庸、汪广洋见势不妙，立即顿首谢罪，乞求宽恕。朱元璋此时已暗下决心，定要找机会，将擅权的诸臣一网打尽。

十二月，御史中丞涂节看出一些事情的苗头，为了摆脱自己的干系，开始揭发宰臣的罪行。他首先奏告，前几年大臣刘基病故，是被胡惟庸毒死的，且汪广洋也应该知情。朱元璋便把汪广洋找来问话，哪知汪广洋一问三不知。朱元璋一怒之下，将汪广洋贬黜广南。事过之后，朱元璋仍越想越气，觉得汪广洋玩忽职守，背情忘恩，罪不容诛，便再派使者，追上南下之船，加上几桩其他罪名，将汪广洋就地赐死。

洪武十三年（1380年）正月，涂节又奏告：丞相胡惟庸与御史大夫陈宁企图谋反。朱元璋下诏，将其逮捕审讯，并亲临法庭鞫问。大臣们也一个个开始奏劾胡惟庸等人的罪状。几天之后，朱元璋诏赐胡惟庸、陈宁死。群臣揭发涂节也是胡惟庸一党，因见事不成，始出告变，也被朱元璋处死。最后，受此案牵连被杀的亲属和党羽达一万五千余人。

此案从正月甲午（二日）告发，到戊戌（六日）赐死，短短五天时间里，就将如此一个涉及朝廷众宰臣的谋反大案草草审结判处，足见朱元璋杀人之心早存，只不过让所谓的司法审判走一过场而已。(www.daowen.com)

在当时各方面的严酷禁锢之下，一般士人迫于权势，而御用文人为迎合上意，对该案的记载进行了各种隐讳修饰，所以在《实录》《正史》诸记载中反映出来的早已不是真实的历史，而只是经统治者首肯的伪造赝制。现在要想恢复该案的历史本来面目已很是困难，不过我们从有关记载来分析，即可见其中多为诬陷、杜撰之类的东西。

首先看毒死刘基案。刘基，字伯温，浙江青田人。他博古通今，才智过人，早年投奔朱元璋。建国初，官至御史中丞兼太史令。然个性耿直傲岸，与朝中大臣都不相睦，与李善长、胡惟庸更是有矛盾，甚至互相攻击、倾轧。洪武四年，刘基就愤而辞官，辞官后一直抑郁寡欢，后又得病卧床不起。对如此一个重病、辞官之人，胡惟庸根本无须多去理会。《明史·胡惟庸》说：“基病，帝遣惟庸挟医视。”这是朱元璋要胡惟庸代表朝廷去探视刘基的病。有什么理由说，胡惟庸会乘此机会对一个下野数年而没用的病人下毒？且刘伯温亦非等闲之辈，会一点也没有觉察？可以说毒死刘基，是不合情理的诬陷。

其次，胡惟庸利诱吉安侯陆仲亨、平凉侯费聚，令其在外收集军马；自己与陈宁坐省中，阅天下军马图籍，企图集亡命之徒谋反。陆仲亨、费聚直等到十年之后，李善长案发，才与李一起被诛杀，可见此时，绝没有陆、费诸事。另则，难道靠纠集一些地痞流氓、亡命之徒就能起兵造反？胡惟庸绝不至于如此幼稚。在没有任何其他有关人证、物证的情况下，这类控告大多又是信口雌黄。

再者，《明史·胡惟庸传》载：“会惟庸子驰马于市，坠死车下，惟庸杀挽车者。帝怒，命偿其死。惟庸请以金帛给其家，不许。惟庸惧。”遂与人谋起事的说法更是谣传妄言。胡惟庸杀一个撞死自己儿子的车夫，这绝非一件值得大惊小怪之事，而说更为残暴的皇帝竟会要当朝宰相去给一个车夫偿命，岂不滑天下之大稽。

还说，胡宅井中生石笋，祖坟上夜有光烛天，都为瑞应、祥兆之类的迷信也纯属无稽之谈。最有趣的是“云奇告变”一事，说胡惟庸诡称府第井中出醴泉，邀帝临幸品尝，朱元璋同意。当车驾出西华门之际，内使云奇冲出道旁，勒马欲言，但气急话语不能达意。皇帝怒其不敬，命左右鞭杖打开。云奇被打得右臂将折，临死还用手指着胡府。朱元璋一时顿悟，便下车登城眺望，见胡府内刀枪林立，杀气冲天，便马上发羽林军掩杀到胡府，逮捕拷讯，认罪后处死。这段故事中，云奇为何许人，史无可考。学者后考出，该传奇故事出自嘉靖年间太监们的宫中谈资，先传说是大将蓝玉所为，后又附会胡案，实在是胡编乱造，属政治需要而已。

说汪广洋有妾为获罪没官之妇女，此事乃胡惟庸诸人擅为之罪名，虽有亦不足道。只有说胡惟庸生杀黜陟或不奏径行，及私受金帛贿赂之类才是其主要罪名。臣下擅权结党、骄纵贪贿，是朱元璋不能容忍的，他绝不愿做一个被架空的傀儡皇帝。然这些罪名与谋反罪性质相去甚远，并且就因此而屠杀有牵连的官员、亲属一万五千余人，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

朱元璋也知用这些罪名杀人，不能服众，便一直在寻找新的罪名。六年之后，居然还会有人揭发：“胡惟庸暗差庐州人充中书宣使李旺者私往日本取回，就借日本国兵，假作进贡来朝，意在作乱。”甚至有传言称：“胡惟庸通倭，倭人遣僧如瑶率兵四百余人，诈称入贡，且献巨烛，藏火药刀剑其中，欲掩执朱元璋。”似乎用倭兵四百人就能捕杀朱元璋，推翻大明王朝。用如此荒唐、可笑的编造作罪证，并把它用法律形式写入《御制大诰》，公之于世，其实只能进一步暴露出朱元璋诬罪杀人、做贼心虚的心理。

八年之后，即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居然又揭发出胡惟庸勾结北方蒙古草原上的元军残部，企图声援谋反的罪行。据说左将军蓝玉率十五万大军，在沙漠中围剿元军残部时，意外捉到一个汉人俘虏，名叫封绩。此人自称是八年前胡惟庸派往元军求援的使者，由于胡案发而留在元军营。不过这次揭发出的罪名，主要不在胡惟庸案本身，而是瞄准胡的后台李善长。揭发者说，蓝玉将这个消息传回，先报之李善长。“善长匿不以闻”，并对蓝玉施加影响而放了封绩。

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朝臣纷纷以此事上章弹劾李善长欺罔皇上，擅作威福。封绩再次被捕入狱，甚至连李府中仆人也起来告发李、胡当年密谋、通贿诸事。结果一代开国丞相、勋臣李善长以十恶大罪伏诛（一说赐死自缢），连同一家老小七十余口，满门抄斩。

同时蔓引连坐，又杀一万五千余人，其中包括延庆侯唐胜宗、南雄侯赵庸、吉安侯陆仲亨、平凉侯费聚、荥阳侯郑遇春、宜春侯黄彬、河南侯陆聚等大小功臣，就连已故荥阳侯杨琼、济宁侯顾时等人也被追坐而诛其亲属。再如泰安知州王蒙曾去拜谒胡惟庸，在胡家看过画，就被按同党处死。这样，此案前后共杀戮三四万人。

至于封绩通敌一事，当时各种说法多有抵牾，实不足信，更何况是在胡案判决后八年才制造出来的罪名，所以朝中众臣对李善长被诛多有微词。如次年，虞部郎中王国用就上书为李善长诉冤，认为他拜相封公，已人臣之极，说他想佐助胡惟庸叛逆，实在是大谬不然的事。同时他与皇帝是儿女亲家，而与胡则是侄儿女亲家，中间又隔了一层。所以李善长何必冒如此大危险去谋反呢？出人意料的是，朱元璋览章竟也不怪罪。其实，朱元璋心中也清楚，只不过是想借此案铲除身边众权臣，以便自己独揽大权，实行专制统治而已。

经过此案后，朱元璋下诏规定：“以后嗣君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处以重刑。”（《明太祖实录》卷二百三十九）显然，朱元璋杀开国三位丞相的目的即在于此。君权与相权的矛盾，在明初发展到高潮，而朱元璋终于用屠杀的手段与不许立丞相的诏令来解决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