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酷屠戮　蒙古骑兵进入中原，按其军法，“凡城邑以兵得者，悉之”（《牧庵集》卷四）。只要是进行过抵抗，城破之日，除工匠外，不问男女老少，贫富贵贱，一律杀尽，名曰屠城。如卫州（今河南汲县）、保州（今河北保定）、蠡州（今河北蠡县）诸城被攻破后，蒙古兵大肆屠杀，尸积数十万具，其残酷程度为历史上所罕见，令人毛骨悚然。路遇、滕泽之《中国人口通史》经考证估计：“在蒙古灭金的过程中，耗损人口约三千万；在蒙元灭南宋的过程中，再耗损人口两千多万。”其中，蒙古灭西夏之役，竟然能将党项族消灭，屠戮起码达数百万之巨。

除屠杀外，还把大批投降的民众迁往漠北。路上因冻饿致死无数，到漠北后又大量饿死。中原地区往昔繁庶之地，当时往往百里无人烟。1233年，速不台攻下金都汴京（今河南开封），按惯例也要屠城。由于中书令耶律楚材的再三劝说，窝阔台决定只向金朝皇族问罪，其余宽免，这才使一百五十万民众保存下来。蒙古贵族从剥削租税中获利，逐渐懂得“取人家园，在得其土、人民耳”的道理，但这是许多无辜的民众用生命换来的。

铁木真死时，诸将负其柩归蒙古，秘其丧。一路所遇之人尽杀之，据说其数在两万以上，最后还杀四十名贵族妇女及大汗之骏马为之殉葬。

元蒙皇族互相残杀　在建国初期与元末都有好戏。首先是窝阔台之子贵由死后，汗位的争夺激烈。术赤家族拥立拖雷长子蒙哥，用武力胁迫亲贵们召开“库里尔泰会”，推选蒙哥为大汗。1251年，蒙哥继承汗位后，察合台与窝阔台两系亲王不服，双方进行了战争，死人无数。最后，察合台与窝阔台两系亲王及其亲信或被杀、或被幽禁，拖雷系获胜。蒙哥死后，二弟忽必烈与小弟阿里不哥又进行了四年的战争。忽必烈好不容易打败弟弟后，又开始平定诸王的叛乱，堂兄弟与叔侄间进行了断断续续近三十年的战争。可以说，忽必烈在位三十多年，与自己的亲兄弟、堂兄弟及叔侄们战争不断。

元武宗是元世祖忽必烈的曾孙，1307年即位后，与弟弟相约兄终弟及。1311年，弟弟仁宗即位。仁宗违反相约，把武宗长子贬到西部边境。1320年，仁宗去世后由儿子英宗即位。1323年，英宗被刺，叔父泰定帝篡位。1328年，泰定帝病死。大臣燕铁木儿为武宗抱不平，认为应该由武宗之子即位，便发动政变，大杀政敌。由于武宗长子在漠北，燕铁木儿便决定先立武宗次子元文宗，等哥哥回来后再让出皇位。1329年，哥哥元明宗即位才八个月，就被弟弟和燕铁木儿合谋毒死，年仅三十岁，然后是文宗的复位。文宗皇后又弄死了嫂嫂明宗皇后，不料自己的皇太子却很快病死，次子也重病难医。文宗以为是报应，在惊悚中归天，临死遗诏：皇位传给哥哥明宗之子。明宗长子元顺帝即位，又把婶婶与侄儿贬放至死。

法律制度　元灭金后，曾一度奉行金的《泰和律义》，后嫌其严刻而废止，陆续又汇编了一些条格与案例总集，如《至元新格》《大元通制》《至正条格》之类，但始终没有制定出一部形式完备的刑事法典。这些松散的法律条格表现出几个特点。首先是民族歧视与压迫。元律将民族分四个等级：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其差别表现在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如服式、官制、军务、刑法等，尤其是刑法上，这些不平等的条格是制造冤狱的有力帮手。如规定蒙古人因酒醉殴死汉人，只判罚出征，并交一些烧埋银就可了事。蒙古人故意杀汉人，只需打五十七杖，征烧埋银也就抵罪，而汉人如殴死蒙古人，则要抵命处死，并没付家产。蒙古人殴打汉人，汉人不能还手，只能陈述，否则也要严惩。同时，西域色目人犯法也比汉人高一等定夺。

由于蒙古人享有特权，因此发生在地方上的蒙古人重大案件，一般地方司法机关无权受理，要送中央大宗正府审判。蒙古人只有犯死罪才允监禁，但亦不得拷打。法官如误将蒙古人刺面，就要罚杖七十七，革去官职。所以蒙古贵族如犯轻罪则逍遥法外，如犯重罪也往往勾结官府玩法脱罪，皇帝也会不时下赦令而使其获免。在某种程度上，法律对蒙古贵族几乎没有什么约束力。而这对一般民众来说，无疑是增添了苦难。

同时，法律维护僧侣的特权。元朝宗教门派很多，其中佛教最受尊崇。元成帝曾诏令：“凡民殴西僧者，截其手；詈之者，断其舌。”僧侣犯罪也不受一般司法机关管辖，而由宣政院审判，宣政院主管官员与僧侣共同主审。只有僧侣犯了重罪，才交付地方司法机关审判，但也必须申报宣政院。最荒唐的是，佛教国师可以干预司法。他们借“修佛事”为名，随意要求释放在押的重犯。据不完全统计，单元贞元年到至顺二年的三十六年间，国师奏请释放的在押犯就有五百六十一名，其中死刑犯一百八十一名。这些国师常常为图奸利，随意“释重囚”。当时“杀人及妻妾杀夫者，皆指名释之”，而使“死者含冤”，造成元朝司法制度的混乱。

再就是阶级压迫也得到法律的公开庇护。如规定地主打死佃农，仅杖一百七十，征烧埋银五十两。主人故杀奴婢，也只杖几十下，酒醉而杀还可减等，而诸奴辱骂主人，主人再殴伤或打死奴婢者无罪。良人（平民）因戏谑或打骂杀死他人奴婢，罚杖七十七，赔烧埋银五十两也便了事，但奴婢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杀伤主人，甚至控告主人，都要处死，即使是误杀伤也不例外。主人还有权对奴婢任意施行刺面、铁枷、钉头、割鼻等残酷私刑，可随意奸淫女奴、奴妻，而不受任何处罚，反之，则必处死刑。甚或奴婢偶然责骂主人，也要受杖刑、罚苦役。总之，在此法律下，奴婢的人格完全被漠视，生命也无任何保障。可以想见，广大奴婢时刻都在遭受着非人的冤狱生涯。

元律还利用高压手段，从各方面严密钳制民众的活动，如禁止民间私藏兵器，禁止汉人聚众围猎，私藏弓箭至十副者，处死刑。自世宗至顺宗的九十年间，没收入官的民间养马约达七十余万匹，严重侵害民众的财产权。同时，乱言犯上者处死刑，并籍没家产。凡妄撰词、曲，诽谤朝政者，也处死刑。妄制词、曲，以议论他人者，处流刑。妄谈禁书，处徒刑。僧道伪造经文犯上惑众，为首者斩，从者各按情节治罪。其他如练习武艺、集众祠祷、赛神赛社、信奉邪教、节日等等，一律严刑禁止。

奸臣当道，陷害忠良　此类冤案不但中央朝廷如此，地方上也时有发生。如忽必烈时期的刘宣屈死案。刘宣是江浙行省行台御史中丞，只因检查军船装载货物有疑问而得罪了行省丞相忙古台，就遭迫害。先是儿子被无辜关进监狱，随后自己被诬以罪名，与其他六名御史一起被逮捕审查。在忙古台凶暴蛮横的威迫、侮辱下，刘宣不堪忍受而自刭，最后还被诬以畏罪自杀。御史台作为监察机关，其职责就是检查各级官吏有无违法行为，而刘宣等行使职权反遭迫害，暴露出元代这些监察机关形同虚设，组织机构职能紊乱，主要还是按权势原则操作运行。

由此，官吏的专横暴虐便无所约束，致使官吏对民间的贪婪搜刮也达到空前残酷的水平。如阿哈玛特的儿子呼逊任江浙行省平章政事，仅被发现的赃钞就达八十一万锭。元世祖以后，政事越发不可收拾，江南富庶地区人民受害最重，经常被迫嫁妻卖女去完纳贡税，无妻女可卖而窘迫自杀者动辄有千百人。元成宗大德七年，一次便揭出赃官一万八千四百七十三人，赃钞四万五千八百六十五万绽，冤狱五千一百七十六件，而这数字还仅限于地方下级小官，有权势的高官并没有计算在内。总之，元朝官吏的贪暴所造成的冤狱无法估算。它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是当时法治黑暗的具体表现，而全国民众便在这黑暗的深渊中挣扎。(www.daowen.com)

民间冤狱的具体状况　下面从元代司法的各个环节上，再对民间冤狱进行一些考察。

大德九年（1305年），吏部主事贾廷瑞说：“近年以来，府州司县官失其人，奉法不虔，受成文吏，舞弄出入，以资渔猎。愚民冒法，小有词诉，根连株逮，动至什佰……罪无轻重，即监入禁……百端扰害，不可胜言。”（《元典章》卷四十）据《元史》记载，有的巡捕官吏自己杀死商人，抢夺钱财，到官府报谓“捕获走私商，该商畏罪自杀”（《贡师泰传》）。有的官吏贪赃枉法，怕别人举报，就杀人灭口，甚至父母妻儿都惨遭毒手。有的官吏因受贿而释放主犯，将从犯和无辜者充数抵罪。有的官吏盗窃民户钱财，反诬民户通敌，直到屈打成招。

官府审讯中，法外用刑相当普遍且残酷。《元典章》载：“近年以来，一等酷吏，昼则饱食亟安寝，夜则鞫狱而问囚。意谓暮夜之间，人必昏困而难禁，灯烛之下，自可肆情而妄作”。这些酷吏“专尚苛刻。每于鞫狱问事之际，不察有无赃验，不审可信情节，或惧不获正贼之责，或贪昭察之名，或私偏徇，或挟宿怨，不问轻重，辄加拷掠严行，法外凌虐，囚人不胜苦楚，锻炼之词，何求而不得！致令枉死无辜，幸不致命者亦为残疾。”

“自阿合马擅权以来，专用酷吏为刑部官”。如刑部侍郎王仪，独号惨刻，创用绳索法，能以一绳缚囚，令其遍身痛楚，捆绑稍重者，四肢断裂，人称“王侍郎绳索”，“非理苦虐，莫此为甚”。其他毒刑还有：令犯人跪于瓷芒、碎瓦之上，跪于寒水烈日之中，脱衣鞭背，击打耳颊，将铜钱用火烧红，放于犯人腿上烧烙……这些刑罚轻则致残，重则丧命，场面惨不忍睹。

《元典章》还记载了许多实例，如福州判官杨守信，拷问盗窃嫌疑犯，未获赃物，就用油纸放在犯人两脚上燃烧，烧到指节掉落，两脚不能行走；乐亭县簿尉郭愈，将涉嫌女犯的两膝跪于碎瓦乱石之上，又于背脊颈项上驼带重物，跪押数天后，重伤身死；贵池县尹黄璋将犯人胡广等十二人，各骑刺马游街，号令拷打，最后因伤致死八人。此类案例不胜枚举。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三记载了一个案例。部民某甲与某乙斗殴，甲母来劝解，牵其子之袖，一脱手仰跌仆地，脑磕石地而昏厥。邻里用剪刀撬开其唇灌药，不甦而死。官府验伤，见脑骨、唇齿都有重伤，便认为是某乙打死。还没有用刑，某乙就乖乖认罪。狱经二载，幸遇赦释放，某乙才向人道出真相。人问何以不打屈招，乙言唯恐捶楚，只想招承偿命算了。可见，毒刑拷打要比诬服偿命更可怕。时人高伯厚感叹道：“今之鞫狱者，不欲研穷磨究，务在广陈刑具，以张施厥威。或有以衷曲告诉者，辄便呵喝震怒，略不之恤。从而吏隶辈奉承上意，拷掠锻炼，靡所不至。其不置人于冤枉者鲜矣。”（《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三）

即使有人提出疑点，上报御史台等中央机关复查审核，也是草率从事，不究明白。《元史·自当传》载，大兴县有某人见一骆驼死于道旁，便把它背回家，煮熟后分放于数个瓮中贮藏。碰巧当地官府的骆驼被盗，到处搜捕，得到消息，便把此人抓来审讯，在刑讯逼供中，屈打成招。后监察御史自当来大兴县复查案子，认为此案有疑似冤，便向御史台报告。台臣认为此案赃、供俱在，有何冤情，最后仍处以死刑。不久，在辽阳行省抓到真贼，官府才知所杀之人冤枉。

京城小木工被害一案，官府更是胡审乱判，草菅人命。小木工的老婆与奸夫谋杀了小木工，嫁祸给与小木工有矛盾的工长，告到官府。官府严刑逼供，工长只得诬认，说杀人后抛尸河中。两仵作到河中捞尸，根本找不到。为了不挨鞭笞，两仵作将骑驴老汉挤下水淹死，等尸体腐烂，打捞报官。小木工老婆居然认尸号哭。结案判工长死刑，秋后执行。而骑驴老汉的家属抓到得驴之人，扭送官府，同样屈打成招，在狱中含冤病死。

众木工认为工长冤死，便凑钱悬赏知道真相者。有个惯偷在小木工家作案，找到还塞在家中土坑中的小木工尸体，便告之众木工以领赏。众木工闯进其家，扒开坑砖，抬出尸体，再扭送淫妇到官府。此案的工长才得昭雪，但人死已不可复生。淫妇与奸夫被判磔刑处死，两仵作也被斩首，判工长死刑的官吏都被革了职，然而得驴之人的冤屈始终没得到平反。

官府对许多案件还拖延不决，使犯人或无辜牵连之人长押监狱，饱受苦难，直至病亡，甚至“有淹禁十年以上不行结案者”（《元典章》卷四十）。至元二十九年，兰溪县尉捉拿某案嫌疑犯三十九名，“逼勒虚招做贼，朦胧解县，转行解府”，其中“二十一名枉禁身死”。后获真贼，朝廷知道后也只将有关官吏责杖数十了事。（《元典章》卷五十四）许多犯人在狱中遭虐待致死，有些人犯干脆自缢身亡。

元朝地方各级政权由蒙古贵族担任达鲁花赤（长官），多为不学无术、昏庸腐朽之辈，不懂法律，也不理诉讼，司法之权大都委之于下级官吏。而以例断案的司法制度又给奸吏以可乘之机，加剧了法律的紊乱。任意拷掠，随地置狱，不论律例，不问虚实，株连蔓引，备极残酷。近百年的元朝法治几乎在无控制的情况下运作，是中国历史上极为野蛮、残暴，且无理性的黑暗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