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初习惯法《金史·刑志》载：“金国旧俗，轻罪笞以柳篸，杀人及盗劫者，击其脑杀之，没其家赀。”金灭辽、北宋后，兼用辽、宋之法，习惯刑罚仍有击脑、割耳、割鼻、刺字之类。“州县立威，甚者置刃于杖，虐于肉刑……由是以深文傅致为能吏，以惨酷办事为长才。”（《金史·刑志》）至金熙宗天眷元年，朝廷要求地方“罢狱卒酷毒刑具，以从宽恕”。皇统五年，金国以本朝旧制，兼采隋、唐、辽、宋之法，制定《皇统新制》。金世宗时，又尽行汉法，颁布《大定重修条例》。金章宗时，仿效唐宋律疏并行体制，制定《泰和律义》三十卷，五百六十三条。尽管如此，法律的约束力极为有限。总观金国朝野，滥行杀戮相当严重。

地方州县衙门刑具酷毒，直到章宗承安四年，依然如此。朝廷知道地方滥刑，致人死命，遂定刑具分寸，铸铜为杖式，颁行天下。然而第二年，刑部员外郎马复上奏：“外官尚苛刻者不遵铜杖式，辄用大杖，多致人死。”

金国的法律到熙宗改制后，还允许主人对奴婢使用私刑，只是在决杖时需按国家行刑标准而已。“杖罪至百，则臀、背分决”，可见其国奴婢的悲惨境遇。

熙宗朝滥杀大臣　金国杀戮大臣最厉害的要数熙宗与海陵王二朝。熙宗时，宗翰为太保，宗磐为太师，宗干为太傅。当时群臣对朝政中一些汉制改革的看法与态度不同，以三公为首，在朝中形成若干派势力。熙宗就利用这些派别之间的斗争，不时杀戮大臣，以稳固自己的统治。

宗翰在太宗时期已有相当权势。熙宗即位，宗翰一派在朝中的权势为熙宗所忌疑，而宗磐与宗翰一派有矛盾。为打击宗翰，熙宗先拿尚书左丞高庆裔开刀，告其贪赃，致其下狱。宗翰要求将自己免官，以为高庆裔赎罪。熙宗不允，下诏处死高庆裔。受此案牵连，转运使刘思被诛杀，防御史李兴麟被罢官。宗翰遭此打击，不久便愤郁而病死。

宗翰一死，左丞相宗隽升为太保。宗隽很快投靠宗磐，使宗磐一派的权势日盛。熙宗又想利用宗干一派铲除宗磐、宗隽，便任完颜希尹为左丞相兼侍中。这样，让宗干与希尹、右副元帅宗弼联合起来，谋划对付宗磐。天眷二年（1139年），宗弼先向熙宗密奏，说宗磐与宋有勾结。六月，郎君吴十谋反被处死，案子牵涉宗磐一党。七月，熙宗召宗磐、宗隽入朝。宗干、希尹已伏下将士，当即把他们逮捕、处死。同时，皇叔虞王宗英、滕王宗伟、殿前左副点检浑睹、会宁少尹胡实剌、郎君石家奴、千户述孛离古楚等人，都因党附宗磐，而被一一捕获处死。

宗干一派大获全胜，宗干升任太师，宗弼升任都元帅，而完颜希尹原属宗翰一派。尽管希尹父亲在太祖军中屡立战功，希尹本人也可谓朝廷栋梁，但熙宗一向“畏其智数，深忌之”，想杀希尹，蓄意已久。天眷三年，宗弼自军中回朝，向熙宗密奏：希尹平时喜欢窃议皇位继承问题，“奸状已萌，心在无君”。熙宗随即下诏杀希尹及其二子，并杀希尹密友同修国史把荅、符宝郎漫带及右丞萧庆。天眷四年（1141年），宗干病死，宗弼开始独掌大权。皇统六年，右丞相韩企先病逝。宗弼开始打击排斥韩企先一派的汉臣，首先借故杀宇文虚中。宇文虚中乃宋使臣，后留金为臣，因才艺清高而为金人所忌。此时宗弼派人找来宇文虚中的一些文字，断章取义，指为谤讪朝政，以谋反罪处死。宇文虚中家属百余口人，一起被焚烧而死，悲惨酷烈之极。翰林学士高士谈也因牵连而被杀。

接着又杀田瑴诸人。田瑴是韩企先提拔的吏部侍郎，韩临死时向熙宗推荐为相。此时宗弼一派党羽诬告田瑴结党营私，先将其排挤出朝，后又以诏狱名义审理，最后判田瑴、奚毅、邢具瞻、王植、高凤庭、王俲、赵益兴、龚夷鉴等汉臣死刑，家属及其好友孟浩等三十四人被判流放，徙海上服苦役。

皇统九年（1149年）五月，熙宗命翰林学士张钧草拟赦诏。张钧援用古代帝王在遇自然灾害时起罪己诏中常用的一些谦辞，却被参知政事萧肄牵强附会地指责为诽谤皇上。熙宗一听大怒，立时令卫士将张钧拖下大殿，重打几百，最后竟亲自执剑，将张钧劈为几段。

十月，熙宗杀弟弟完颜常胜与查刺及有关大臣。十一月，因皇后裴满氏干政，熙宗又杀皇后及嫔妃多人，并迎纳弟弟常胜的王妃继位皇后。熙宗的大肆诛杀，使朝中贵族大臣人人自危，陷于一片恐怖之中。最后，海陵王完颜亮发动政变，杀熙宗夺得帝位。而海陵王即位后，同样屠戮不绝，手段惨毒，前已有叙。(www.daowen.com)

贵族间互相陷害　金国贵族间互相陷害而遭极刑的冤狱也时有发生。如海陵王时，太祖的女儿兀鲁为大臣徒单斜也之妻，这使徒单斜也的小老婆忽挞特别嫉妒。忽挞又得宠于海陵王的徒单皇后。一天，她进见皇后，诬告说：“兀鲁去完颜亨家祝他母亲寿辰时，心怀怨恨，指责皇上，还说完颜亨终当大贵。”海陵王本来就对兀鲁与完颜亨不满，便派萧裕审理此案。证人都不敢说真话。最后判兀鲁死刑，并罢免了徒单斜也的官职。

金章宗临死，完颜匡与李元妃同受遗命，立卫绍王为帝。卫绍王即位后，李元妃干政，为群臣所忿。后完颜匡欲专定策顾命之功，便使人诬告李元妃，说李元妃指使后宫贾氏假装怀有身孕，想届时到李家抱一小儿充数，以继承皇位。但由于章宗突然病故，谋不及行，事情败露。最后，李元妃与贾氏被赐死，母亲及后宫有关太监处极刑，兄弟亲属也都被流放。

地方酷吏多，杀人肆无忌惮　世宗时，“广宁尹高桢为政尚猛，虽小过，有杖而杀之者”。《归潜志》说：“宣宗喜刑法，政尚威严。故南渡之在位者，多苛刻。徒单右丞思忠，好用麻椎击人，号麻椎相公。李运使特立友之号半截剑，冯内翰壁叔献号马刘子。后雷希颜为御史，至蔡州，缚奸豪，杖杀五百人，又号雷半千。又有完颜麻斤出、蒲察咬住，皆以酷闻。而蒲察合住、王阿里、李涣之徒，胥吏中尤狡刻者也。”又载有数案如：“金朝士大夫以政事最着名者曰王翛然，尝同知咸平府，摄政事……会郡民负一世袭猛安者（部落酋长）钱，贫不能偿，猛安者大怒，率家僮辈强入其家，牵其牛以去，民因讼于官。公得其情……以强盗论，杖杀于市，一路悚然。”其实，该猛安者之罪何至于死。“后知大兴府，素察僧徒多游贵戚家作过，乃下令，午后僧不得出寺，街中不得见一僧。有一长老犯禁，公械之……立召僧，杖一百，死。”僧人偶尔犯禁上街，也被打死。金士大夫中以政事著称者都如此滥杀乱戮，不把法律当回事，何况其他无名之辈。

洪皓的《松漠纪闻》也记载了两则金国官员滥杀枉法之事。一是官员蒲路虎，说其人爱民如子，免租薄征，甚有政绩，但时有酗酒犯过。皇帝敕令他戒酒。某年任东京留守，赴任路上遇一僧人以高级木料雕琢为盂碗来献，谓此碗可饮酒。蒲路虎说：“临行皇帝要我戒酒，而你反而劝我饮。”竟命左右击脑杀之。僧人实是好意，竟遭此横祸，如此凶残的官员居然被称为“爱民如子”。

另一则记载说汉地蕃官如何舞弊招贿，二三年便可致富。有一女真族将军留守燕京，民有十数家欠一富僧钱六七万缗，不肯偿还，富僧扬言要告到官府。欠钱者害怕，便向该留守贿赂，希望能帮忙通融一下。那留守说：“你们欠人家钱，虽可暂缓几天，但终是要还的。若能重重谢我，我为你们把富僧搞死，如何？”众人一听，自然喜出望外，拿重金以谢。等到那富僧来告，翻译按早已编好的话说：“该富僧是因天旱不雨，欲焚身祭天，以苏救百姓。”留守点头应允，便把那富僧推向早已堆好的柴垛，举火焚烧。僧在火中称冤，但终被烧死。

该案例中，我们还可看到话语翻译者在其中的决定性作用。由于女真与汉族语言不通，所以审理中需要翻译，而翻译常常能起到左右案情，影响官员断案的关键作用。翰林修撰杨庭秀说：“州县官往往以权势自居，喜怒自任，听讼之际，鲜克加审，但使译人往来传词，罪之轻重，成于其口，货赂公行，冤者至有三二十年不能正者。”

严酷控制民间言论　大定四年，“大兴民男子李十、妇人杨仙哥并以乱言当斩。上曰：‘愚民不识典法，有司亦未尝丁宁诰戒，岂可遽加极刑。’以减死论。”不久又有一案，“大兴府民赵无事带酒乱言，父千捕告，法当死。上曰：‘为父不恤其子而告捕之，其正如此，人所甚难。可特减死一等。’”不知连法典都不识的愚民，会说出什么犯死罪的乱言？而父亲居然会告儿子酒后乱言，且法当死。民愚昧至此，真不可救药。上述两案，都因皇帝开恩，才得减死论罪。而不得“皇恩浩荡”的如此言论罪案多不胜数，民间又不知有多少人被无辜杀戮。

就是京城的官衙也同样不把民众当人。大定七年，有盗杀左藏库都监，偷去许多金银珠宝。朝廷命点检司审理此案，先后抓来八个嫌疑犯。审讯中，拷死三人，五人屈打成招。后查到真盗，处以死刑。世宗闻听，也不禁感叹道：“棰楚之下，何求不得？”问题是一案中就拷打致死无辜者三人。如此滥刑杀人之后，朝廷并不追究官府办错案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