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显元年（926年）七月，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去世，由述律皇后当国，总摄军国大事。《新五代史·四夷附录》载：“述律为人多智而忍。阿保机死，悉召从行大将军等妻，谓曰：‘我今为寡妇矣，汝等岂宜有夫。’乃杀其大将百余人，曰：‘可往从先帝。’左右有过者，多送木叶山，杀于阿保机墓队中，曰：‘为我见先帝于地下。’”此近于野蛮人的暴行，使数百名辽国大将、官吏及其亲属冤死于其屠刀之下。

辽、金、元三朝皆为北方游牧少数民族贵族建立的政权。由于这些游牧民族在建立政权之前，尚处于较为原始、野蛮的历史阶段，一旦用武力建立政权，其初期不但法制疏陋，且沿用的习惯法中保留有相当残酷、非人的内容。其中辽朝统治者尤为生性残忍，如太祖长子耶律倍，“性刻急好杀，婢妾微过，常加刲灼”，所谓“刲灼”，就是刀割、火烙之类的刑罚；其弟耶律李胡，“少勇悍多力，而性残酷，小怒辄黥人面，或投水火中”。

辽太祖有三子，述律皇后偏袒次子耶律德光，为不让长子耶律倍继位，杀了一些反对的大臣。辽太宗耶律德光在位二十一年，征途中病死。述律皇后又想让三子李胡即位，但李胡的残忍遭到许多大臣的反对，尤其是那些拥护耶律倍而被杀的大臣的儿子们。他们联合起来拥立耶律倍的儿子耶律阮称帝，并与李胡决战。李胡战败，述律皇后也被幽禁至死。

辽世宗耶律阮在位五年，被逆臣刺杀，又引起一场皇族厮杀。部分大臣拥立太宗耶律德光的长子耶律璟为帝，是为辽穆宗，一些反对的大臣因谋逆被诛杀。李胡之子卫王耶律宛与诸人谋反，牵连到太宗次子，即穆宗的弟弟等人，被逮捕处死或死于狱中。数年后，李胡之子赵王耶律喜隐谋反，牵连到李胡。李胡被捕，死于狱中。

辽穆宗耶律璟在位十九年，遇弑。世宗次子耶律贤乘机夺位，是为辽景宗。权臣争斗激烈，宰相高勋与都部署女里合谋杀害宰相兼枢密使萧思温（景帝的岳父）。阴谋暴露，高勋、女里被杀。李胡之子耶律喜隐又谋反，被囚禁于祖州。景宗病死，其长子耶律隆绪即位，是为辽圣宗。辽圣宗在位四十九年，是辽朝全盛时期。

圣宗病死，长子耶律宗真即位，是为辽兴宗。其母法天太后弄权，不仅害死齐天皇后，还看不惯兴宗而欲谋立次子重元。重元向兄长告密。兴宗派兵包围太后寝宫，把母亲流放庆州居住，然后将太后的家族成员与党羽，处死或流放。重元因告密而获信任，封为“皇太弟”，更加骄纵不法。兴宗病故，长子耶律洪基即位，是为辽道宗，封重元为“皇太叔”，重元之子涅鲁古知南院枢密院事。数年后，重元父子谋反，很快被平定。重元逃亡入大漠，走投无路，自杀身亡。而辽道宗和天祚帝，这辽朝最后的两位皇帝都参与害死了自己的皇后、爱妃及亲生儿子，前已详述。

辽朝诸帝中，以辽穆宗最为暴戾酷虐。《辽史·刑法志》载，辽穆宗嗜酒与狩猎，不理政事，动辄要残害周围的近侍、厨师、掌酒人、养兽人、手工作坊工人等。如所养野兽飞禽有走失或伤亡，那饲养员就会遭殃。一次饲鹿圈出了点事，六十五名养鹿人全被囚禁，斩杀四十四人，余悉痛杖之。如近侍私自回家，或超假未回，有召不及时到来，或问话时回答稍不如意，或饮食饭菜不对胃口，马上就会加以炮烙、铁梳之类刑罚。他有时甚至拿起刀剑就刺，或拿起弓箭就射，断人手足、折人腰颈、划人头脸、碎人品齿、燎人肩股，直至肢解身体，弃尸于野。辽穆宗还听信女巫之言，取人胆合延年之药，杀人又无数。《辽史·穆宗纪》载，他几乎月月要滥杀人，被害死之人，不计其数。(www.daowen.com)

辽朝最后一个皇帝天祚帝，在危机四伏，义军纷起，叛逃接踵的情况下，救亡无策，就愈加残暴，“由是投崖、炮掷、钉割、脔杀之刑复兴焉。或有分尸五京，甚者至取其心以献祖庙”。其冤死之人，又不知多少。

辽朝任意诛杀直谏大臣也时有发生。如天显元年（926年）十一月，辽太祖死，述律皇后欲立次子耶律德光。南院夷离堇耶律迭里上谏，认为帝位宜先嫡长，且太祖长子耶律倍已赴朝，当立。述律皇后素不喜欢大儿子，由是忤太后意，诏逮捕耶律迭里下狱，在审讯过程中，加以炮烙等酷刑，要其承认与东丹王联谋，图夺帝位。耶律迭里就是不认罪，最后被杀，并籍没家产、人口。耶律迭里自幼跟随太祖，南征北战，讨伐党项、渤海诸地，屡有战功，仅因上谏立嗣之事，即遭屠戮。

辽道宗清宁七年（1061年），东京留守萧阿剌赴朝廷参加民族古礼——瑟瑟礼。礼后，道宗虚伪地征询大臣对时局的看法。萧阿剌便直爽地指出朝廷各项政策的利弊，认为所行措施并未收到实际效果，百姓大受其扰，总之是弊多利少。言辞虽有些激烈，但实出于一片忠诚。道宗听了心中不快。奸臣萧革看有机可乘，便向道宗谗言道：“阿剌恃宠，有慢上心，非臣子礼。”道宗听了，果然大怒，马上令护卫将士把萧阿剌拖下殿阶，立即绞死。萧阿剌乃宰臣之子，幼年在宫中长大，辽兴宗甚为喜欢，娶公主为妻，拜驸马都尉，为人忠勇果敢。道宗即位，他还曾任北院枢密使，进封陈王，执掌朝政，后因看不惯萧革之佞，二人矛盾加深，被出为东京留守。此次因谏忠言，竟被当庭绞死。

辽初，实行蕃汉分治制度，“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对契丹及诸部胡人适用习惯法，并且采用民族歧视政策，如契丹人与汉人相殴致死，用法轻重悬殊。至辽中期，圣宗初年，睿智皇后摄政，才蕃汉一等科罪。统和十二年，下诏，契丹人犯十恶大罪，亦以汉律断之，然民间用刑仍十分蛮酷。“五院部民有自坏铠甲者，其长佛奴杖杀之”，自坏铠甲，大约是不愿打仗之故，即被杖杀。

统和二十四年（1006年），朝廷下诏：“若奴婢犯罪至死，听送有司，其主无得擅杀。”说明此前，主人可任意杀害奴婢，不过此时总算法律上规定不准擅杀。直到辽兴宗重熙五年（1036年），统治者才对习惯法进行整理，参以“古制”，即唐朝的法制，编定《新定条制》五百四十七条，史称《重熙条制》。辽道宗时增删重修，史称《咸雍条制》，对契丹、汉人一体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