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的最高司法权几乎不受任何制约，也可说是中国古代司法制度的重要弊端之一，宋代也是如此。所有民间疑狱和命官、宗室的有关案子都要奏裁，由皇帝决断。前述岳飞冤狱就是由高宗开始授意官司，并最后审批定案的。宋代有些皇帝如太祖、太宗、孝宗还亲自审理一些民间案件，不免干涉正常的司法程序。

宋徽宗时盛行的“御笔断罪”，或称“特旨处分”，就更是以皇帝个人的喜恶或意志来断案，而根本不依什么法律。同时作为最高的终审判决，被判者再不准陈述冤抑。一些奸臣如蔡京之类，便常常借此“变乱旧章”，造成立法、司法制度的混乱。

不过，皇帝亲自断案，或与大臣一起评议疑狱，有时也能平反一些民间冤狱。

王元吉案　此案发生在京城开封，曾惊动朝野，时间是太宗雍熙元年。王元吉继母刘氏很早守寡，与他人通奸，被王氏家族中一些人得知。刘氏忧悸成疾，怕王元吉到官府告发，便先发制人，派婢女到开封府告王元吉毒害继母。开封府将案子交右军巡院审问，没有审理清楚，又移交给左军巡院。该院官吏得到刘氏贿赂，对王元吉进行严刑逼供。王元吉受不了折磨，只得屈打成招，被判死刑。

没多久，刘氏病亡。开封府派员去狱中复查案子。王元吉马上翻供，诉说冤情。此案又移交开封府司录司重审，审理中，了解到当时逼供的情况，便向朝廷刑部做了报告。刑部派官员勘查后，觉得毒死继母的罪名并没有确凿的证据，便下令免去死刑，改判徒刑。

然而王元吉仍大呼冤枉，其妻张氏去击登闻鼓喊冤，此案惊动了皇帝。宋太宗亲自审问，终于掌握了全部实情，马上命令将此案的原审官吏逮捕送御史台惩治，最后将接受贿赂而严刑逼供的官员流放海岛，其他有关官吏也分别给以罚俸、降黜等处罚。一件普通的民间案子，虽经好几个官衙审理，但都没有审清，有的还故意重刑逼供。最后，在皇帝亲自审理下才水落石出，正如宋太宗所感叹的：“京邑之内，乃复冤酷如此，况四方乎！”

安崇绪讼继母案　发案时间为端拱元年（988年），此案也是在宋太宗的亲自过问下，才得以较公正改判的冤狱。广安军百姓安崇绪诉告继母冯氏已与父亲安知逸离婚，现在却还霸占全部家产给其亲生女儿，致使自己母子俩流离失所，无法维持生活，要求归还自己应得的那份田产。

照理讲，如所告属实，官府就应公平断案，但当时法律是不允许子女控告父母辈的，否则，即便子女有理，也要被处绞刑。所以当大理寺接到此案后，不问青红皂白，便以安崇绪控告母亲论，处安死刑。案子上报后，宋太宗觉得有些疑问，便交大臣杂议。

右散骑常侍徐铉是位大学问家，他也认为：主要是判明其母冯氏是否离婚，如果离婚，即家产应归安崇绪，否则安崇绪应处死刑。而案卷中查明不曾离婚，所以安为不孝，宜依大理寺所断。右仆射李昉等四十三人则认为：大理寺判决不当。因为安崇绪也在为自己的生母申诉，虽然安的生母为妾，身份较低贱，但亲母衣食无着，儿子才向官府诉告。如就此被判死刑，那么安知逸何辜绝嗣，其生母又靠谁生活呢？所以主张判田产归安崇绪，冯氏也回来由安崇绪侍奉供养。最后太宗觉得李昉等的意见合理，便依此判定。大理寺官员与徐铉都被处以罚俸。

如果从当时的法律角度讲，大理寺所判，徐铉所议，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恰当，将安判死刑并不错。而李昉等人的主张，则离开了单纯的法律条文，从情理和效果方面着眼，得出更合理的结论，从而反映出当时伦理性法律的局限与荒诞。可以想见，在这种父母告子女，不管有无理由，子女都要被处刑罚，而子女告父母，都要被处死的封建法律面前，已不知产生了多少冤魂。而安崇绪一案只因惊动了最高当局复审，才得到了较为合理的判决。它只是一个特例，一个承蒙皇帝眷顾的特例而已。

官员平反诸案　当时一般官员为民间冤狱平反的记载也不少。如钱若水断失踪婢女案，为判死刑的某富户拣回一条命（《折狱龟鉴》卷三）；向敏中巧勘游僧案，采用微服查访的办法，抓到真凶，救了游僧（《涑水纪闻》卷七）；朱寿昌说动为豪门卖命顶罪的平民，严惩了杀人真凶（《宋史·朱寿昌传》）；胡少卿从盗案中分析出被胁迫从犯，救了两人性命（《折狱龟鉴》卷八）等等。其中有两案颇值一叙。

南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李祥为钱塘县主簿。当时姚宪任临安知府，便要李祥来代理临安府的录事参军一职。一次，某巡捕诬告某武臣之子诽谤朝政，把他关进监狱。李祥主审此案，认为所告罪名没有事实根据，不能成立。接着便把案子详情告之知府姚宪，姚宪却吃惊地说：“此案朝廷已知道了，且有旨意要严加惩处，难道皇帝旨意会有错吗？”李祥镇静回答：“如果因此被朝廷贬斥，李某愿受罚。”姚宪便将李祥审问此案的结果如实上报朝廷，宋孝宗听了也惊骇道：“此案朕几乎弄错，李祥真是我的诤臣啊！”事后，姚、李都得升迁奖励。李祥能违反皇帝旨意，为被诬陷诽谤朝廷之人平反，其胆略为人钦佩。也正好碰到宋孝宗，还算清明之君，否则其后果不堪设想。

嘉定十四年（1221年），董槐任广德军录事参军。有人诬告富民李桷私铸兵器，广结豪杰，准备叛乱。郡衙将李桷逮捕入狱。审讯中，董槐觉察到此案实是冤狱，便将情况如实向郡守汇报。郡守却说：“为造反叛乱之人解脱罪名，是有灭族之灾的。”董槐义正词严地回答：“难道明知案情有冤，却偏要把人置之死地。不管犯人冤枉与否，都随便处以死刑，这就对吗？”可郡守就是不听。(www.daowen.com)

不久，恰好郡守因父母有丧而辞官回家守孝，由董槐代理通判州事。董槐想到，该案此时不平反，恐怕李桷就没有活路了，便重新整理案卷，把案子判词翻了过来，上报朝廷，为李桷解脱了叛乱的罪名。

此案能平反可说是实在侥幸，如果郡守不去官守孝，那么董槐就是再使多大的劲，恐怕也无济于事的，所谓“官大一级压死人”吧。反映出办案官员的素质参差不齐，判案正确与否有时存在极大的偶然性。

宋代包公（包拯）平反冤狱的一些案子，在民间流传甚广，可惜这些都并非历史真实，而是元、明、清诸朝后人杜撰的文艺作品而已。查遍宋代所有可靠的史料，包拯立朝确峭直刚毅，然有关断案文字极少，也没有平反过什么大冤狱。

岳飞冤狱昭雪过程　朝廷官员的冤狱，在奸臣完蛋或前任皇帝去世后，一般也能平反昭雪。此种情况，翻开史书，几乎触目皆是，不必赘述。其中岳飞冤狱的平反昭雪过程，却让人有反省思考的余地。

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高宗传位给孝宗。宋孝宗赵眘倾向抗金，为人坦正，即位伊始，便宣布为岳飞平反昭雪，追复原官，以礼改葬于栖霞岭下。然而奇怪的是，在办理复议岳飞谥号等问题时，却几无功绩可查。

原来，秦桧在当政时，“岳飞每有捷奏，桧辄欲没其实”，不作什么记载。岳飞被害后，秦桧又安排儿子秦喜任秘书少监，主持国史的撰修事务，主编国家编年史《高宗日记》，更是竭尽篡改之能事，把不利于自己的史料全部毁灭，抹杀岳家军的辉煌战绩，却为自己歌功颂德。同时南宋统治者严禁撰写私史，致使在为岳飞平反昭雪时，面对的是一些是非混淆、真伪难辨的“史书”记载。朝廷只好采取访问故将遗卒的办法做些补救，然已很难恢复原来的面目。

现存《宋史》等有关岳飞事迹的记载，都不同程度地承受了秦桧父子篡改历史的恶果。如把岳家军在取得郾城、颍昌大捷后，被高宗十二道金牌强迫退师之事，改写成岳家军溃败而归，“旗靡辙乱”，一派狼狈逃窜之景象。奸臣有如此无耻的篡改历史之伎俩，史书还有多少真实可言！真需要我们好好考证。

经岳飞之子岳霖、孙岳珂的搜集整理，先后编成《金陀粹编》与《续编》共五十八卷，部分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但岳飞毕竟还是在赵宋政权下恢复名誉、平反昭雪，自然只能竭力回避赵构与岳飞之间的矛盾，而客观上为高宗开脱罪责，以至不得不歪曲某些历史真相。尤其是岳珂明明看见过高宗批复大理寺的上状，即下令处死岳飞三人的圣旨，却宁肯用野史荒谬不经的描写，说是秦桧写纸条交付狱官，就这样轻易地杀死了岳飞。其中的苦衷，自然可悯，但这样苦心掩饰的结果，却为后世的小说、戏剧塑造岳飞“愚忠”形象准备了条件。

清代钱彩的《说岳全传》影响最大，它把岳飞塑造成听任皇帝宰割而绝无怨尤，极其愚忠的一个艺术形象。如死刑临头依然对皇帝感恩戴德，并亲自捆缚了企图造反的张宪和岳云，然后引颈受戮。这类情节完全符合专制统治者的需要而树立的道德楷模，许多人还把它误读为信史，以至崇拜、模仿，对后世影响极大，危害甚深。其实，岳飞绝非如此愚忠之辈。岳飞入狱后的表现有两事可考：一是绝食抗议，二是始终不自诬。有史书记载，岳飞“久不伏，因不食求死”，虽经酷刑折磨，但仍进行着绝食反抗。临刑前，坚贞不屈的岳飞在狱案上挥笔写下了八个大字：“天日昭昭，天日昭昭”。

岳飞对祖国耿耿忠心，对正义事业更有铮铮铁骨。南宋理学家朱熹指出：“若论数将之才，则岳飞为胜，然飞亦横”，且“恃才不自晦”，即是说岳飞锋芒毕露，却不搞韬晦之计，不知明哲保身。其实这恰恰是岳飞个性上的优点，也正是这些优点，却为专制统治者所不容。岳飞之死不单是个人的悲剧，更是时代的悲剧，民族的悲剧。

岳飞冤狱平反昭雪后，根据“为尊者讳”的文化传统，明知罪魁是宋高宗，却不敢如实地揭露历史真相，反而把罪责一股脑儿都加在遗臭万年的秦桧身上。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又逐渐把岳飞塑造成一个极其愚忠的艺术形象，自觉不自觉地麻痹着自己，毒害着人民，这其中更包含着耐人寻味而极其深刻的文化悲剧。

最后想提一下的事件是：元军灭亡南宋之崖山战役。战败后，宁死不屈的丞相陆秀夫抱着小皇帝投海，随之蹈海殉国者不计其数。“七天后，浮尸漂出海面者有十多万人。”真惨烈啊！其惨烈的景象背后，又告诉我们些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