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司法弊端，表现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的各个环节上。

一是滥捕无辜　宋代滥捕十分严重，稍有嫌疑，没有任何证据，官府就可以派人将其逮捕关押，而当时的司法制度中又没有任何监督检察机制予以约束，“甚至户婚词讼，亦皆收禁”。

仁宗时，在吉州发生一案，“有道士与商人夜饮，商人暴死，道士惧而遁，为逻者所获，捕系百余人。转运使命（张）尧佐覆治，尽得其冤而释之”。巡逻士卒捕捉嫌疑犯可谓随心所欲。

对案件的知证人，只需牒文传讯而已，但官府也常常差弓兵前去拘捕，有的甚至使其全家惨遭飞来横祸。《名公书判清明集》卷十一，胡石壁指出：“幸有一人当追，则恨不得率众以往，席卷其家，以为己有，理之是非，一切不顾。此罗闰之家所以遭此横逆也。”而“罗闰不过知证人耳”。

朝廷对缉捕机关官吏的考核，往往以看其捕获多少人犯，而不管其捕得对错与否。几乎是捕获越多，赏赐越厚，升迁也越快，反之，就要受罚，罚俸、降黜，甚至被处刑罚。这样便造成官吏经常滥捕无辜，凑足人数，迁就狱情，以求赏赐与升迁。郑克一针见血地指出：“巡捕之吏，或纵盗而捕系平民以应命，或失盗而捕系平民以逃责，或求盗而捕系平民以希赏。若狱吏与之为市，则冤滥岂可胜言！”（《折狱龟鉴》卷二）

更严重的问题，还在逮捕过程中擅杀旁人和牵连亲属及乡里邻居，往往一个案件而使周围许多无辜之人遭难。如“南安军上犹县僧法端、守肱，忿渔人索鱼直，诬以行劫，赂县胥，集耆保，掩捕其家，四人遭杀，三人被伤，以杀获劫贼告于官”（《折狱龟鉴》卷三）。据《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一《细故不应牒官差人，承牒官不应便亲自出》载，一件“不过杖以下”的小案，根本无须牒巡检去执行逮捕，但事实上巡检带兵亲出，“遂致一家之四人无辜而被执，一乡之内，四邻望风而潜遁”。百姓看到执行拘捕的弓兵，就像见到阎罗王一样害怕，可见滥捕侵扰之害的严重程度。

当时一些品质恶劣的官吏，为谋图钱财，或为抓人交差、隐瞒罪责，还时会诬告迫害无辜的百姓。《宋史·唐介传》载，某胥吏因向富民李氏敲诈勒索不成而诬告其杀人祭鬼。岳州官衙居然马上就逮捕了李氏全家，不管老小，均施以酷刑。由于李氏始终不认罪，最后在朝廷派来的官员专审的情况下，依然找不到任何证据，才得以平反释放。

《折狱龟鉴》卷三记载，某命案官府一时抓不到凶手，县尉便胡乱抓一平民，指认他为凶手。衡州知州苏涣在仔细审讯中看出破绽，讯问县尉，才知是他弄虚作假，抓一无辜平民来顶替交差。

《宋史·徐谊传》记载一案更让人气愤。乾道八年，徐谊出知徽州。歙县上报一件妻子杀害丈夫的案子，说其妻一掌将丈夫打死，有五岁女孩为证，其妻被关押于县城监狱。徐谊看了案卷十分怀疑：该妇人如此大力，能一掌置人于死地？便把案卷暂时搁置一旁，不予批复。后把死者的父母、兄弟传到州衙重新审问，才真相大白。原来是死者拖欠租税而被长期关押，由于饥饿大叫，狱吏过来劈头盖脸一顿毒打，并把人推入水中溺死。县衙不但隐瞒打死人的真相，且又捏造罪名，陷害其妻。如此官府，真让人寒心。

二是刑讯逼供　宋代证据制度具有中国古代社会的共同弊端，就是重口供主义。在断案过程中将被告人的口供作为第一证据，这样必然造成广泛的刑讯逼供。在一般刑具笞杖不能逼出口供的情况下，还常常法外用刑。如宋太宗朝开封府审王元吉案，“系缚搒治，谓之‘鼠弹筝’，极其惨毒。帝令以其法缚狱卒，宛转号叫求速死。及解缚，两手良久不能动”。理宗朝狱吏“擅置狱具，非法残民，或断薪为杖，掊击手足，名曰‘掉柴’；或木索并施，夹两脰，名曰‘夹帮’；或缠绳于首，加以木楔，名曰‘脑箍’；或反缚跪地，短竖坚木，交辫两股，令狱卒跳跃于上，谓之‘超棍’，痛深骨髓，几于殒命”（《宋史·刑法志二》）。

如此滥用酷刑的结果有二，一是将犯人活活拷打死，二是犯人屈打成招。只有很小的概率是真凶被逼出口供，所以大都造成冤案。《宋史·刑法志》载，陇安县有人诬告平民五人为盗，县衙不辨真伪全部逮捕。重刑审讯中，一人被拷打致死，其余四人很快屈打成招。其家属到州府申诉，州官不予理睬，并按县审结上报罪名，全部处以死刑。没多久，泰州地方捕得真盗，才知陇安县屈死的五人纯系冤枉。

《折狱龟鉴》卷二载，眉州青神县发生了强盗案，当地耆保向官府报告，说雷延赋二兄弟当晚没在家过夜，县尉马上就把二人逮捕入狱。在毒刑拷打下，二雷兄弟都病死狱中。过些天，眉州官府抓住了真盗，才知二雷兄弟之冤。

审案过程中，官员通常也只会使用所谓“五听”手法来判断犯人供词的真伪。所谓“五听”就是辞听（审其言语）、色听（观其表情）、气听（听其呼吸）、耳听（注意其听力）、目听（分析其眼神）。这些虽然在犯罪心理学方面有一些道理，但总的来说依然是凭官员的主观臆测，而不懂得实行法定证据制度。主观臆断，草率结案的结果也同样造成冤滥。

如《折狱龟鉴》卷二载太平州小郎一案。说一妇人与小叔子同行于古庙避雨，小叔子因刚刚贪杯醉酒而在庙中嗜睡，醒来时见嫂嫂被杀。抓到官府，却被一口咬定是小叔子强奸嫂嫂，因不从而奸杀。小叔子在毒刑拷打下，只得诬认，最后被判处死刑。几年后，其哥在戏院中认出妻子，搞清了事情的原委。原来是这伙戏子杀了人，来到古庙，将其妻掠去，而替死人换了衣服。由于官员的主观臆断，以至枉杀了小郎性命。

宋代县级司法是最薄弱的环节。虽然县衙只能判处杖刑以下案件，徒刑以上案件都要逐级上报、送审，然俗话说：“狱贵初审”，案件一般都在县衙初审，得出结论，再具案上送。知县虽是主管司法的长官，但由于政务繁忙，或其他缘故，常将案子交由胥吏审理。宋代诸县胥吏皆为职役，从乡户充派，大多不谙法律，从而滥行鞫狱，不但非法拷讯，主观臆断，更有“不问理之曲直，惟视钱之多寡，富者重费而得胜，贫者衔冤而被罚。以故冤抑之事类皆吞声饮气”（《宋会要·刑法》）。基层司法由胥吏受贿维持，真乃司法制度之绝大讽刺，而冤狱之丛生就很自然了。(www.daowen.com)

鉴于县级司法弊端问题的严重，某臣僚感叹道：“今大辟之囚，必先由本县勘鞫圆备，然后解州。州狱一成，奏案遂上，刑寺拟案，制之于法，则死者不可复生矣。窃见外郡大辟翻异，邻州邻路差官别勘，多致七八次，远致八九年，未尝不因县狱初勘失实。”（《宋会要·刑法》）这句话说的是许多死刑案子，由于犯人喊冤而重新派官审理（翻异与别勘），多的要重审七八次，时间则拖了八九年。

宋代对法官“失入人死罪”，也有一些处罚。如误决三人，法官“刺配千里外牢城”；误决二人，法官“押远恶处编管”；误决一人，法官“送千里外编管”，还规定“狱官有失入人死罪者，终身不复进用”。但这些规定在一个没有监督的专制司法制度内，往往形同虚设，其作用是相当有限的。

如一些酷吏，就根本不把有关法令当回事，审讯手段更是歹毒。《宋史·吴越钱氏世家》载，钱惟济任地方知州时，审讯重犯，或断其手足，或割其肝脏，借以威众，肆无忌惮。在定州知州任上，有告一妇人刻薄虐待前妻之女，曾用烧红的铜钱灼伤其臂。案子告到州衙，钱惟济不问详情，也不作通常的笞、杖处罚，却令取该妇人亲生的婴儿放到雪地中，并将妇人押往雪地，让她目睹自己的亲生骨肉被活活冻死的惨状。处理民事案件的手段常常类此，更不用说刑事案件了。

《宋史·包恢传》记载了隆兴知府包恢审处案件的残酷手段。有一寡妇与僧人通奸，由于不高兴儿子的劝阻，便来官府告儿子不孝。包恢了解案情后，又得知其母入寺作佛事，用木笼装载僧人回家通奸，便派人在半途中将木笼劫来，锁进官府仓库中。十多天后，笼中尸体的臭味冒出来，便命将木笼沉入江底。

还有一案说，婆婆死了，借了儿媳妇的钱买棺木葬敛。婆婆家贫，一直还不上这笔钱，媳妇就向官府告状索债。包恢听了十分生气，假意买了一口棺木还她，骗这媳妇躺进去试试，接着就令把棺盖掩实钉好，命差役抬出去葬了。如此将人饿死、冻死、活埋的诸种审案做法，实在叫人毛骨悚然。而官员审案能如此肆无忌惮，也着实令人惊骇！

三是随意羁押　滥禁乱押的情况也十分普遍。有的官员甚至到了随心所欲的地步，“每有私忿，怒辄置人囹圄”（《昼帘绪论·治狱篇》）。

有时将人监禁的原因简直莫名其妙。如太宗时，开封妇李氏尝击登闻鼓，诉说自己无子女，更无婿媳，且身有病，一旦去世，家业无人托付。太宗下诏，令开封府随李氏的要求进行安排处置。李氏没有其他亲人，独有一老迈父亲，开封府便将其老父收监。李氏只得又去击登闻鼓诉冤。太宗知道后惊骇道：“此事岂当禁系！辇毂之下，尚或如此。天下至广，安得无枉滥乎？”

宋代监禁罪犯，主要目的是羁押犯人等待审判。把罪犯长期关押以作为一种刑罚，在宋代尚未正式成立。然而羁押之制，宋代又几乎没有什么严格的法律规定。所以官府在审案时，往往将那些轻微的牵连者，甚至无罪的证人，都一律收禁，导致许多无辜平民身陷囹圄，枉遭刑禁。

包拯在《请令提刑亲按罪人》的奏章中谈道：“邻近春州禁勘罪人，追捕甚众，缧系二百余日。”周林在《奏推司不得与法司议事札子》中说：“且以一夫犯刑，干证之人多或数十，少或三四，一概被毒，无得免者。”有的无辜平民甚至被拖延羁押数年之久。有宋一代，不断有人呼吁，但始终收效甚微。“州县残忍，拘锁者竟无限日，不支口食，淹滞囚系，死而后已。”

同时，监禁的条件一般都相当恶劣。真德秀描述道：“或囚粮减削，衣被单少，饥冻至于交迫；或枷具过重，不与汤刷，颈项为之溃烂；或屋瓦疏漏不修，有风雨之侵；或牢床打并，不时有虮虱之苦；或坑厕在近，无所蔽障，有臭秽之薰；或因病不早医治，致其瘐死；或以轻罪与大辟同牢：若此者不可胜数。”

还有狱卒非法杀囚之事。一旦财力不能满足狱卒的勒索，则可能被虐待或凌辱至死。《宋史·刑法志》说：“有饮食不充，饥饿而死者；有无力请求，吏卒凌虐而死者；有为两词赂遗，苦楚而死者。”而狱卒“惧其发觉，先以病申，名曰‘监医’，实则已死；名曰‘病死’，实则杀之”。

这样，被无辜羁押的民众，即使不被冤枉判罪，也常常在牢中被折磨至死。清官真德秀大声激呼道：“狱者，生民大命，苟非当坐刑名者，自不应收系。为知县者每每必须躬亲，庶免枉滥。”

纵观中国古代司法发展历程，可以说有宋一代是最讲究一些规则、程序的时代，比如“鞫谳分司”、“翻异别勘”之类，在其他朝代都是看不到的。然而宋代司法制度依然是弊端重重、草菅人命。其实这也是中国整个古代社会司法的通病，或者说其他朝代的司法弊病比宋代还要厉害，原因主要就在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基本不存在“权利”基因。这一文化特质对中国有关社会制度的影响是巨大的，需要国人认真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