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观宋代有记载的冤狱，大多是官场倾轧的结果，其中尤以激烈党争背景下的冤狱最为集中和惨痛。

小题大做：曹利用被贬致死　官场倾轧有各种手段，一般来说就是抓住对方一点小把柄，或无中生有，或小题大做，诬以成罪，最后借以开刀。北宋前期宰臣曹利用被贬谪致死便是典型案例。

曹利用乃北宋名臣，曾奉命与辽军议澶渊之盟。大中祥符七年，曹利用官拜枢密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真宗驾崩，仁宗年小，章献太后临朝视事，宦官与贵戚欲乘机干预朝政，为自己谋私利，而曹利用常常予以抵制，遂与宦官贵戚们结怨。加上曹利用居宰辅之位既久，有些居功自傲，不拘小节，被宦官在太后面前挑拨离间，太后对曹利用也时有不满。

正好有人来告曹利用侄子赵州兵马监押曹讷有违法之事。其实是曹讷侍婢与妻争宠而被嫁出，曹讷有些依依不舍，常去看她，被其夫撞见，便诬曹讷所穿黄袄为黄袍，如此而已。朝廷郑重其事地派龙图阁待制王博文、监察御史崔暨、内侍罗崇勋一起前往审理。罗崇勋前日犯错，刚遭曹利用一顿责骂，怀恨在心，此次正好报复出气，将案子穷追恶审。最后定案为：曹讷酒后穿黄袍，令一些军民呼喊“万岁”。在封建社会，这一罪名就如谋反罪，乃十恶之首。罗崇勋还威逼曹讷承认：此事为曹利用所教唆。荒唐的是，太后居然也信以为真。幸亏有几位大臣不信会有此等大谬之事，上言为辩。太后这才怒气少息，轻判曹利用贬官出朝。曹讷自然被处死刑，有关亲属、部下也都被判流放等徒刑。

如此结局，宦官贵戚们并不满意而欲置曹利用于死地。不久，大理寺又查出曹利用借贷公家钱不还等罪名，将曹利用削去官籍，没收家产，流放房州（今湖北房县）。其亲戚、好友又有数十人被牵连而遭贬黜或判刑。

在流放押解途中，监押宦官又常以恶语相辱，甚至讽以投江自尽，曹利用素来刚直不阿，哪里肯受如此欺侮，在襄阳驿站，便毅然自缢身亡，而朝廷得报：曹利用暴病而死。原一品宰辅大臣，就这样被倾轧而死。《宋史》云曹：“死非其罪，天下冤之”。

风闻弹劾：欧阳修屡遭诽谤　台谏弹劾也是最常见的倾轧方式。台谏即御史台与谏院的合称。宋之前，台谏各有分工，各行其责，御史纠察百官，谏官规谏皇帝。至宋则合而为一，二者都以弹劾官员为重要职责。同时，朝廷允许“风闻奏事”，就是对道听途说，没有证据的传闻也可奏报朝廷，即使查出所报不实，也不受责罚。这一制度一方面加强了对百官的严密监视，另一方面也使台谏滥用职权，乃至诬罔倾轧。大文学家欧阳修就曾二度被台谏诬劾而蒙冤。

庆历新政之际，作为谏官的欧阳修，站在新政大臣一边，遂坠入党争旋涡。他疏论新政大臣韩琦等人不应被罢职的一系列奏章，便引起政敌的忌恨。此时，恰好有位亲戚张夫人在其女婿家与奴仆通奸，被告到开封府。知府杨日严在前益州任上，曾被欧阳修弹劾贪赃枉法之事，心中怀恨，此次接到案状，正好伺机报复，便暗下指使狱吏编造一些情节，将案子牵连到欧阳修。言官钱明逸得此消息，便马上向朝廷奏劾，说欧阳修与张夫人之间有不正当关系，且贪图其财产，因为欧阳修曾做媒要将张夫人的女儿许配给自己的侄子。张夫人在刑讯逼供下，也只得诬认，称未嫁时曾与欧阳修有过私情。朝廷下诏，派户部判官苏安世等人审理此案，后查明此事纯系捏造。但因此审理结果得罪了当时朝廷中掌权的反对派大臣，他们仍以欧阳修用张氏女儿嫁妆中的财产购置土地的所谓罪名，将欧阳修贬出朝廷。查明欧阳修遭诬陷的苏安世等官员也被莫名其妙地贬降地方。

皇祐元年正月，宋仁宗了解到“风闻弹奏”的弊端不少，便下诏加以限制，“自今言事者非朝廷得失，民间利病，毋得以风闻弹奏”。然而，台谏如此弹奏已成习惯，此诏看来不起多少作用。熙宁初年，欧阳修又遭恶毒诽谤，并差点为此送掉性命。

英宗在位时的“濮议”，即濮王追尊之争，以宰相韩琦和参知政事欧阳修一派的意见被采纳而告终。反对派官员心存芥蒂，气愤异常，都想找点什么把柄，把欧阳修诸人贬谪出朝廷，但苦于一时没有什么缘由。这时，有一位欧阳修妻室的远房亲戚叫薛良孺，因荐举他人为官不当而遭弹劾。欧阳修上奏表明态度，认为不能因为自己的缘故而使其侥幸免罪。薛良孺终被免去官职，对欧阳修恨得咬牙切齿，便开始在外面散布谣言，说欧阳修与自己的儿媳有乱伦之事。集贤校理刘瑾与欧阳修有仇，乘机对此谣言再加油添醋，传得满城风雨。御史中丞彭思永和御史蒋之奇听到后，认为正好可以乘机打击欧阳修，便上殿奏劾，要求将欧阳修处死刑，暴尸市朝。

宋神宗刚听到此事也十分愤怒，准备把欧阳修问斩，静下来一想，便用手诏将此事密问天章阁待制孙思恭。孙上言极力为欧阳修辩白，神宗才略有醒悟。这时，欧阳修知道了此事，立即上奏章抗辩道：“蒋之奇他们诬告我的罪名，乃是连禽兽都不做的丑行，天地也不能相容的罪恶，臣如果犯有此事，就是犯下了天下最丑恶的罪行；如果没有，就是身负天下最大的冤屈。犯如此罪恶而不杀，负如此冤屈而不昭雪，就会牵累圣政。要求选公正大臣审办此案，为我辨明公理。从追问此事自何处听得，此事又是如何败露、外传的诸处着手，追根穷底，一定会把事情真相搞清楚。”

神宗便把两位御史和欧阳修的奏章一起交付中书审理，并特令二御史交代这件传闻得之何人，有何证据，一一上报朝廷。这样一来，两位御史顿时无言以对，只是重申朝廷允许言官风闻弹劾。经中书认真仔细的审理，御史们终于认罪，受到降黜的处分。

能如此肆无忌惮地恶毒诽谤一个执政大臣，可见宋代党争之残酷与无耻及有关制度的荒唐与弊害。欧阳修虽有惊无险，但也已被搞得相当疲惫与难堪。

互相纠举：蔡确枉断相州狱　官司互相纠举，原为防止失职，而在实际应用中，有时会得到相反的效果。一些官员利用纠举，故意制造冤狱，以打击异己。

当时有立法规定，凡是能指出诸审判机关（审刑院、大理寺、刑部等）判案有错，或有违法之处，并确有证据者，就能升官一级。中书刑房的堂后官周清便抓住相州所判三人抢劫杀人案应分主犯、从犯的问题吹毛求疵，上奏认为相州地方官把三人都判死刑有误，刑部也没有纠正。

朝廷将此事交大理寺裁决，大理寺详断官窦苹、周孝恭认为相州判决是正确的，三强盗无主从之分。周清知道后，仍坚持原来意见，并再次提出辩驳。朝廷只得将此案交给刑部再次复审，而刑部官员却又认为周清有理。(www.daowen.com)

就在三方争论不休之时，相州原审判官陈安民、潘开知道此事后心中十分不安。陈安民想找一些亲朋好友帮忙，自己的外甥大理评事文及甫是宰相吴充的女婿。潘开甚至变卖了家产，带了三千贯钱来京城想疏通关节，却不料被中书几名胥吏假借帮忙名义而私吞了。这时，皇城司（京城探事机关）得到消息，上奏说相州判官潘开带钱来京城贿赂大理寺法官。朝廷便将此案交由开封府审理，结果并没有查到向大理寺法官行贿的事实。

知谏院蔡确知道陈安民与宰相吴充沾亲带故，就私下对皇帝说：“这事牵连到朝廷大臣，不是开封府所能解决的。”于是朝廷又将此案移交御史台审理。

蔡确受命与御史台一同审理此案，先逮捕了大理寺详断官窦苹、周孝恭等人，将他们戴上枷锁，绑在太阳底下，暴晒了五十余天，硬逼他们承认受贿。窦、周咬咬牙，硬挺着就是不承认，结果又被毒刑拷打。蔡确接着提审陈安民，把刑具放在陈面前。陈一看就害怕了，便诬认曾经找过外甥文及甫，文又去请求过岳父丞相吴充。蔡确得到这一供词，心中大喜，想马上向皇帝汇报，但被御史中丞邓润甫制止了。

第二天，邓润甫向神宗奏报道：“相州的案子本来小事一桩，大理寺的法官也并没有受贿，而蔡确却要究根问底，大肆株连。许多官员都被打得体无完肤，血肉模糊，最后屈打成招。希望朝廷能快点了结此案。”神宗马上又派知谏院黄履、勾当御药院李舜举前去复审查实。囚犯由于经多次审讯，一有翻供即遭刑罚，所以此次复查也同样不敢翻供。审理结果仍按蔡确屈打成招的案情具结，所有株连官员都给以降黜、停职等处罚，唯有周清升官一级。

蔡确是在王安石变法中投机升浮起来的小人，此案中充分暴露出其奸佞歹毒的面目。接下来，蔡确又弹劾邓润甫等人包庇有罪官员，由是邓被罢职，而蔡确得以接任御史中丞之职。

上司诬罪下属：裴士尧、邵博、章拱之三案　上司利用职权，诬罪下属，在宋代也时有发生。

熙宁间，明州（今浙江宁波）知州苗振诬罪属官裴士尧案很是出名。裴士尧为明州奉化县知县，因抵制苗振的不法之事，对其命令拒不执行，马上被逮捕入狱。苗振罗织罪名诬裴士尧贪赃。

案卷上报，朝廷信以为真，将裴革职为民，后也不得叙用。裴到京城击登闻鼓向朝廷诉冤。经认真审理，裴方得昭雪，但仍以带卖官务耗酒等“罪”，被判徒刑一年，笞二十。苗振后因犯他罪，而被一并处罚。

绍兴二十二年，眉州（今四川眉山县）知州邵博被诬陷案，也是因为官正直而遭上司迫害。当初，直徽猷阁程敦厚罢职还乡后，操纵地方官吏，以为人拉关系行贿为业，从中牟利。邵博出任眉州知州后，表面上与他以礼相待，实际上对他打招呼要求办理之事并不予以理睬。程敦厚便怀恨在心，伺机报复。此时，成都府路转副使吴坰从襄阳来上任，随从亲信不少。吴坰要求所属州、县安排这些人的职位，并支付薪俸，唯邵博不予照办。程敦厚得知吴坰对此事十分恼怒，便写了匿名信揭发邵博的所谓过错和隐私，其中大多为诬陷。吴坰得信后，立即向朝廷举劾，并下令将邵博逮捕下狱。

朝廷罢免了邵博的官职，并责成地方负责审理此案。吴坰嫌成都府司理参军韩汴过于懦弱，不能按他的意思办理此案，就另指派酷吏杨筠主持审讯。杨筠先对邵博手下主管财务的兵马都监邓安民重刑逼供，没几天就将邓拷打致死。邵博知道后，非常害怕，便在审讯时什么都承认了。

成都府提点刑狱公事周绾知道后，赶忙到监狱，以清理案件为名，将邵博带出。经认真审理，只有以酒馈赠游客及使用官府纸札过多等几件不足道的小事，其他指控都是查无实据的诬陷。案件查清上奏后，朝廷还是将邵博降黜三级。

《宋史·文苞五·章望之传》记载了大书法家蔡襄有一段鲜为人知的以脏罪诬人的史实。

章望之的兄长章拱之，任晋江知县，由于顶撞了福州太守蔡襄，便被蔡襄诬以贪赃罪而遭贬谪。章望之了解事实后，数次向朝廷上诉，要求重新审理。当时蔡襄在朝中正得宠贵，所以朝廷不予理会。数年中，章望之坚持不懈，奏章上了十余篇，朝廷才不得不同意重新核查。最后，总算辨清了章拱之的冤情，恢复了原来的官职。

蔡襄为官还算清正，且政绩斐然，然而也知法犯法，迫害耿直的下属，作为其生平的一个补注，倒也耐人寻味。可见，诬害下属者，并非全是些表面上心术不正的小人，像蔡襄那样的清官时也会滥用权力，这其中的关键在于权力没有得到遏制。

附会诗文：曲端冤死　还有利用诗文，陷对方于冤狱者。如南宋初年，大将曲端，只因题了句诗云：“不向关中兴事业，却来江上泛渔舟。”就被同僚告发为讽喻宋高宗，被金兵追杀，漂泊于海上，且无恢复中原之志。最后被毒刑折磨致死，年仅四十一岁。《宋史》谓：“曲端刚愎自用，轻视其上，劳效未著，动违节制，张浚杀之虽冤，盖亦自取焉尔。”曲端虽恃才凌物，轻视他人，终罪不至死，况且当时金军南侵，战事激烈，正当用人之际。然而大敌当前，宋军将领之间，还如此钩心斗角，互相残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