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末年，北方野蛮的女真贵族入侵中原，给经济、文化发展到相当高度的宋代社会带来了极大的破坏。在这民族危难的历史时刻，岳飞不屈不挠地投身到正义的民族战场上，出生入死，英勇机智地杀敌立功，从一般士卒晋升为大将，率领岳家军驰骋疆场，收复了部分国土，给金兵以沉重打击。然而，这样一位在战场上叱咤风云，对祖国忠心耿耿的民族英雄，最后却在投降派的迫害下，含冤九泉。绍兴十一年（1141年）岁末，当岳飞被害的消息传开之后，临安（今杭州）市民莫不哀痛悲悼，不少人泣不成声，“天下闻之，无不垂泣”，连一些幼稚儿童也唾骂秦桧不已。

过去的一些史书和许多文艺作品，都把这桩千古冤狱描述成完全由奸臣秦桧一手制造，而宋高宗赵构开始并未与闻。最后秦桧听了其妻王氏的阴险提示，写了一张纸条送进大理寺狱中，岳飞随即被毒死，就是所谓“秦桧矫诏暗害岳飞”。这里，赵构只是一个听秦桧摆布的糊涂皇帝而已。其实，赵构绝非无能的傀儡之辈，秦桧在当时也绝没有那么大的权势。在宋代，要谋害岳飞这样一个武功赫赫、威名远震且官至高品的勋臣绝不是这样简单的。

赵构是宋徽宗第九子，文能博学强记，读书“日诵千余言”，武能“挽弓至一石五斗”，即能拉开一百六十多斤重的劲弓，其能力在当时可算上乘。在经历了南宋初期这段艰难险恶的日子之后，至绍兴十一年，赵构已当了十五年的皇帝，由一个深宫的花花太岁而成长为深通机谋权术、极其狡猾阴险的最高统治者。这年的十月，即岳飞被杀的一个多月前，赵构还警诫众臣说：“人主之权，在乎独断！”

秦桧作为与金国声气相通的佞臣，在绍兴初年即为赵构看中而拜相当政，但由于秦桧急于植党专权，很快就被罢免。赵构还亲自写其罪状，榜告朝野，以示不能容忍之意。绍兴八年，赵构迫不及待地想与金求和，才再次任命秦桧为相。这时秦桧不得不吸取前次的教训，唯高宗马首是瞻，小心翼翼做事，以求稳步发展权势。就在这年冬天，秦桧为全面开展与金议和活动，但又心存当年罢相的余悸，害怕高宗反复，便单独对高宗说：“若陛下决欲讲和，乞陛下英断，独与臣议其事，不许群臣干与，则其事乃可成。不然，无益也。”高宗首肯后，他要皇帝“精加思虑三日”。三天后，他还要高宗“更思虑三日”。又过三天，秦桧“知上意坚确不移”时，才奏上和议方案，可见其一副看主子眼色行事的奴才嘴脸。由于秦桧善于洞察高宗复杂的内心世界，在力主和议与排斥抗金将领方面深得高宗的宠信。

绍兴九年，高宗、秦桧正大力对金进行屈膝求和活动，遭到抗战派臣民的强烈反对。枢密院编修胡铨上疏，要高宗“觉悟”，体恤民情，不忘国耻，并痛斥秦桧的辱国求和的汉奸伎俩，坚决主张斩秦桧等奸臣以谢天下。这篇声讨投降主义的雄文，很快在民间刊印出来，广为流传。街市上出现了醒目的榜贴：“秦相公是细作！”军民愤愤不平，南宋都城临安沸腾了。秦桧心惊胆战，被迫上表“待罪”。高宗自然心里清楚，下诏将胡铨“送昭州（今广西平乐县）编管”，以算了事。秦桧遭此唾骂，自然不会甘心，对胡铨恨之入骨，必杀欲之而后快。然而，在以后的许多年中，秦桧却始终对这位职位低卑的编修官无法动用屠刀，最远只是将其流放海南岛。绍兴议和后，在金人的支持下，秦桧才日益骄横跋扈，有所谓“挟敌势以要君”之说，然这已是后话了。

那么，岳飞是如何被害的呢？

绍兴十年，岳飞统率岳家军挺进中原。经过艰苦卓绝的鏖战，岳家军大败猖狂南侵的金兀术大军，连获郾城、颍昌大捷，收复北宋东京（今河南开封）已指日可待，战局发展鼓舞人心。岳飞兴奋地对将士们说：“直抵黄龙府，与诸君痛饮尔！”然而，这时宋高宗连下十二道金牌，逼岳飞班师回朝。眼看恢复中原的绝好时机白白丧失，岳飞不禁仰首长叹，扼腕而泣：“十年之功，废于一旦！”

绍兴十一年三月，岳飞回到临安，朝廷即发表张俊、韩世忠为枢密使（武将的最高官职），岳飞为枢密副使。宋高宗在又一次的“杯酒释兵权”中，对三大将明升暗降，剥夺了军权。秦桧为陷害岳飞，先唆使右谏议大夫万俟卨等人上本弹劾岳飞，捏造了淮西之役逗留不进，坐观胜负和公开主张放弃楚州（今江苏淮安）等罪名。高宗也说岳飞确实倡言：“楚州不可守”，意在“附下以要誉”。岳飞明白朝廷的用心，自己也绝非留恋官位权势之人，便再三请求解职退闲。八月，高宗便乘机解除了岳飞的官职，并在罢官制词中说，岳飞的行为“有骇予闻，良乖众望”。皇帝宽大为怀，“记功掩过”，“所以保功臣之终”。宋高宗声色俱厉，言语间已暗伏了杀机。

紧接着，更大的迫害阴谋开始实施。为了罗织陷岳飞于死地的罪状，先由枢密使张俊对岳家军都统制王贵进行威胁利诱。然后，秦桧党羽林大声到鄂州（今湖北武汉，岳家军大本营）就任总领，以监视岳家军，并物色了大将张宪军中的副统制王俊，绰号“王雕儿”（因其专门坑害无辜，犹如恶雕捕食鸟类而得名）。王俊正式向王贵投呈诬告状，说张宪得知岳飞被罢官赋闲，愤恨不平，欲擅统大军去襄阳，以威胁朝廷还军权于岳飞。状词中捏造的谎言十分拙劣，任何稍有头脑者都能一眼看出其中的破绽。然而，当诬告状到了张俊手中，张俊便立即逮捕了张宪，并进行非法的酷刑逼供。张宪宁死不做伪供，但张俊仍然上报：称张宪供出，为收岳飞处文字后谋反。秦桧马上奏请将张宪、岳云押送至大理寺，并召岳飞至大理寺一同审讯。高宗当即诏准：“就大理寺置司根勘”。

一开始，负责审讯的官员是御史中丞何铸和大理卿周三畏。岳飞被带到大理寺，见张宪、岳云已身戴枷锁，浑身是血渍，惨不忍睹，还是抑制住满腔愤怒，义正词严地辩白冤屈。最后，岳飞解开衣服，袒露出背部深嵌肌肤的四个大字“尽忠报国”，何铸也不由肃然起敬。在此之前弹劾岳飞的大臣中，何铸也为其中之一，现在再也不忍心干伤天害理的勾当，便去见秦桧，转而力辩岳飞无辜。何铸原为秦桧亲信，秦虽十分不悦，也无所提防，沉下脸来说：“此上意也。”一句话泄露天机，但何铸依然据理力争。秦桧理屈词穷之后，便奏请高宗，马上遣何铸出使金国和谈，改命万俟卨为御史中丞，继续审理此案。岳飞遇害后，身为执政大臣的何铸当即遭到弹劾，而被罢官贬斥。

万俟卨是个心狠手辣的家伙。他主审此案后，完全秉承高宗、秦桧的旨意，残酷炼狱，并再次捏造罪名，说岳云曾写信给王贵、张宪，意图谋反；岳飞还有“指斥乘舆（皇帝）”的弥天大罪，如说“国家了不得也，官家（指高宗）又不修德”等等，并拉了王贵等三四个软骨头将佐来作伪证，便算定案。经过两个多月罗织罪名的“审理”，万俟卨结案上报尚书省，再由尚书省呈报高宗“合取裁断”。

御史台上报的定案判岳飞“合依斩刑”，张宪“合于绞刑”，二人是重刑。岳云等七名将佐是轻刑，“徒三年”之类。高宗看到案卷后当即批复：“岳飞特赐死，张宪、岳云并依军法施行，令杨沂中监斩，仍多差将兵防护。”（《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二）其他六名将佐也由徒刑升格为流刑，且“永不叙用”。万俟卨和秦桧没有判岳云死刑，只判了三年徒刑，但尚不能使高宗满意。既然要杀岳飞，就必须斩草除根，赵构内心之恶毒昭然若揭。(www.daowen.com)

随即，岳飞在狱中被拉胁而死，张宪、岳云被绑赴闹市问斩。临刑时，临安府各城门都重兵把守，戒备森严，以防百姓闹事。岳飞死时三十九岁，岳云才二十三岁。此案诛戮之惨，株连之广，冤屈之深，宋代少见。

宋太祖赵匡胤曾特别传下秘密誓约：“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官”。北宋历朝皇帝都谨守此约，只是到北宋末年的钦宗，在非常时期开了杀戒。而徽宗认为钦宗杀了童贯等奸臣“不祥”，并通过大臣转告高宗引以为训。岳飞先后任宣抚使、枢密副使等执政级大臣，其生命照理应受太祖誓约保护，然而所发生的这一切，说明这是一场反常规、肆意加害的虐杀。其元凶应是宋高宗，而秦桧、张俊、万俟卨则为无耻帮凶。

那么，宋高宗为什么要杀岳飞？许多人认为，是因为岳飞北伐要迎回“二圣”。“而徽钦既返”，高宗便保不住帝位了。这是后人想当然的猜测，不太可信。一则，高宗在即位诏书乃至之后和金人的谈判中，都提到“迎还二圣”之事，绍兴八年的求和活动口实之一，便是迎还钦宗（当时徽宗已死），且差点成功。高宗还下诏：“渊圣皇帝（即钦宗）宫殿令临安府计度修建”，准备让钦宗回来优养天年。高宗心里清楚，经过如此惨痛的俘虏生涯，钦宗早已心力交瘁，回来也不会威胁自己的宝座。后因金兀术变卦，不放钦宗，以为人质，高宗自然也不力争。再则，岳飞虽时有“奉迎二圣”之词，但此乃当时抗金人士的普遍说法，无足多怪。绍兴七年，岳飞在《乞出师札子》中就已不提钦宗，只说“奉邀天眷归国”，而出师的主要目的是使高宗“高枕无北顾之忧”。可见，高宗无须在“迎还二圣”问题上深忌岳飞。

赵构对岳飞产生间隙，继而到后来“始有诛飞意”，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此间有一个发展积累的过程，其中与岳飞的个人脾性也大有关系。

绍兴七年春，凭着岳家军辉煌的战绩，岳飞的官品和声誉也与日俱上，已“官至太尉，品秩比三公”，成为宋高宗最器重的武将之一。高宗在一时感情冲动之下，慷慨允诺岳飞指挥和节制除张俊、韩世忠部外的各路军队，这大约包括了全国七分之五的兵力，以大举北伐，并授以亲笔手诏，委以中兴大业，这在宋朝是没有先例的。此也正合岳飞平素之大志，欣喜若狂之余，自然十分感激高宗的信任和倚重。既而，宰臣张俊和秦桧提醒高宗，莫忘祖宗家训，让岳飞掌握的军权太大，一旦功盖天下，威震人主，就后悔莫及了。高宗如梦方醒，立即取消成命。岳飞不料事情突然变卦，愤慨至极，一怒之下，上奏请求解职，并不经皇帝批准，便擅离职守，上庐山给亡母守孝去了。岳飞此举也使高宗大为震怒，指斥岳飞骄横跋扈，但权衡利害得失，也只得命官员去请岳飞出山。岳飞清楚，再倔强固执下去也无裨益，只得受诏出山，并至建康（今南京）向高宗请罪。高宗给予一席形似宽慰，实则儆戒之语，其中有太祖谓“犯吾法者，唯有剑耳”等等，已隐隐含有杀机。岳飞转眼成为高宗最为猜忌的武将。

最使高宗恼火的，莫过于岳飞坚决抗金的态度及其一系列行动。宋高宗对金国入侵中原的基本国策是屈辱求和，这在赵构还没有当皇帝之前已成心理定式。北宋末年，赵构为康王时，就已参与了对金国的投降求和活动，对女真贵族所提的割地、纳款、人质等等苛刻条件，均表赞同。当上皇帝之后，在金兵的不断攻势面前更是软蛋一个，只想与金妥协而苟安江南，所以接二连三地派遣使者至金国卑辞厚礼，屈膝求和。

岳飞在南宋众将领中是反对议和最坚决的一个。绍兴九年，宋金讲和初定。岳飞出于深重的负疚感，沉痛提出辞呈。翌年，金兀术毁约大举南侵。岳飞领兵出击，鏖战初胜之际，却被迫班师，“十年之功，废于一旦”，又愤而辞职。解除岳飞军权，高宗求之不得，但是迫于当时形势，又不敢冒此风险，毕竟岳家军之实力和威名是防止金人毁约的最好保障。高宗虽对岳飞的屡递辞呈均照例不准，但对岳飞刚直不阿行为的忌恨不断加深。根据秦桧党羽所撰笔记《王次翁叙记》透露，约在绍兴十一年的二三月间，“上始有诛飞意”。应是在宫廷密议中，高宗将此旨意秘密传下。

把毕生献给抗金事业，且正义凛然，性格倔强的岳飞，哪里会想到这些。岳飞不顾一切禁忌，执着抗金的种种行为，一次次触怒着高宗，致使高宗在收缴三大将兵权之后，仍不想放过岳飞。随着宋金绍兴议和的告成，杀害大将岳飞便成定局。

岳飞入狱的消息传开，朝野震惊。尽管许多富有正义感的官员，乃至一般百姓，不顾专制淫威，纷纷出面营救，但都毫无用处。韩世忠罢闲在家，听说岳飞遭冤，也鼓起勇气去质问秦桧。秦桧只冷冰冰地回答：“其事体莫须有。”韩世忠气愤不过地说：“‘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莫须有”的意思是“或许有”、“大概有”，秦桧这一若无其事的回答，也充公说明朝廷已决意要杀岳飞。至于用什么罪名，这些罪名是否属实，已无关紧要。

宋代司法审判原有一定的程序和制度，如大理寺治狱，由哪一级官员审理、详断、判刑、评议、审查、定判等，都有详细规定，包括所谓“鞫谳分司”，就是审讯和量刑不能为同一个法官。并且大理寺所详断的案件，都须经门下省复核，如门下省认为审理不当，可依法驳斥或给予纠正。必要时中书省还得评议，或由皇帝交付大臣共同评议。法律还规定，已宣判而未执行的死刑案件，犯人或家属都可诉冤，一旦翻供上诉，便须遣派原审官以外的法官重新审理，这叫“翻异别勘”。这些法律程序和制度，在岳飞狱案中都完全置之不顾了，不仅不准受害人申诉，也不准任何人评议，连经办的其他官员提出疑问都要受罚。可见在皇权至高无上的专制统治之下，所谓的程序和制度只是摆设。

宋代法律体系虽照抄或模仿唐律，但其中恶性膨胀着皇帝“以敕代律”的法制特权。中国封建专制由来已久，而皇帝的个人意志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明文规定，却是在北宋开的先河。元丰二年，宋神宗决定实行“以敕代律”，这样，皇帝的命令、批示、断例等便可明目张胆地代替法律，成为司法的主要依据。宋高宗更是滥用此特权，任意践踏法律。总之，在君主专制体制之下，法律其实只是皇帝的奴仆，随其意志的好恶而左右。所以宋代出现像岳飞冤狱那样的“莫须有”司法逻辑，是一点也不奇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