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是北宋后期一场牵涉面甚广的社会变革。由于对变法的看法不同，朝中很快形成意见尖锐对立的两派，即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或称新党；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或称旧党、反对派。两派政见分歧严重，进行激烈辩论、斗争的同时，更互相攻击、迫害，制造出一系列惨痛的冤案。

祖无择被诬贪赃案　起先，祖无择与王安石一起担任知制诰的官职，由于意见不合，便产生隔阂。王安石升任参知政事（副相），开始执政变法，就暗示监察官员搜罗祖无择的过失、罪状。正好御史王子韶弹劾明州知州苗振的贪污罪行，为了迎合王安石的意思，便又揭发了祖无择在杭州知州任内的一些事，并说与苗振的贪污案有关。于是宋神宗下诏，派内侍逮捕了祖无择，从京城兼程押往秀州监狱，准备与苗振案一并审理。

祖无择在仁宗、英宗、神宗朝历任知制诰诸官职，可谓三朝近侍。然一旦被告，骤系囹圄。一些大臣请求免其关押，只就审问，朝廷不许。然而，审讯查验的结果，并没有找到祖无择贪污的真凭实据，只有借贷官钱和乘船违反规格等几件琐事。最后，朝廷仍把祖无择贬降为忠正军节度副使，处以闲职，不用了事。该案审理了半年多，牵连大小官员有十余人，同样被长期关押，最后都被贬降、停职。

此案开创了北宋后期用“诏狱”形式打击不同政见官员的先例，“自是诏狱屡兴”。

孙伪造书信案　王安石变法初期，司马光写信给王安石表示反对，都城中士人都争相传阅，王安石对此很不安，便对凡传抄其书信者，往往暗中予以惩处。这时，民间又伪造出一封司马光的书信，其中把王安石骂得够呛，用词也很拙劣。宋神宗看过后，对左右大臣说：“此信绝非司马光所写。”王安石十分气愤，回答说：“这是因为司马光喜欢将私人书信传出以博取名声，所以民间流俗才仿效之，目的是阻挠新法的施行。”接着将此书信交给开封府，追查是何人伪造。

最后查出是皇城使沈惟恭的门客孙棐所为。沈惟恭常将朝廷中发生的事告诉孙杞，有时话语中对皇上也有些不恭，此次戏令孙棐伪造这封书信，不过想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而已。不料案子审理完毕，沈惟恭被流放海岛，孙杞被判死刑。一个政治玩笑，却带来流放、杀身之祸。

从此，朝廷常派出一些密探散布于百姓之中，时刻监督老百姓的一举一动，以控制民间舆论，并用严刑酷法禁止民间谈论朝廷政事。

郑侠《流民图》案　王安石进行变法，以图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局面。然而新法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暴露出许多弊端，尤其在一帮凶狠贪婪的官吏执行下，客观上反而加重了对农民的剥削与压榨，给百姓又平添了一层苦难，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更加深了社会危机。可以说反对变法的一些意见有其合理的内涵，但王安石刚愎自用，一意孤行，在皇帝的支持下，排斥异己，打击政敌，剥夺许多较为正直的反对派大臣的实权，贬降出朝或予以闲散之职。而一批善于阿谀奉承的小人，乘机以支持变法为名，依附王安石，得以升迁，渐渐爬上要职与高位。其中包括吕惠卿、蔡确、蔡卞、章惇、邓绾、李定……还有臭名昭著的蔡京等人。

在这种情况下，监门官郑侠上《流民图》，把新法执行后农民逃荒、饥寒交迫的情景上奏朝廷。王安石被迫辞去相位，郑侠也因上图、擅发马递而被处以杖刑和记过。吕惠卿执政，新法的弊端更是日甚一日，官吏益奸，国事更糟。郑侠在愤怒之余，又作《正直君子社稷之臣图》和《邪曲小人容悦之臣图》，再次上奏，望朝廷能惩治奸臣，扶正国事。然而被吕惠卿一伙以谤讪朝政的罪名，收狱审讯，还牵连了有关官员与好友多人，有的被酷刑逼供。吕惠卿想斩草除根，上奏议郑侠罪当大辟（死刑）。神宗看后说：“郑侠所言，非为自身，忠诚可嘉，就不深罪了。”这才被判流放英州（今广东英德）编管。

乌台诗案　这是变法派奸臣迫害诗人苏东坡的一场著名冤狱。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在知湖州任上被捕。正直不羁的苏轼确有几首讥讽新法的诗作，然其中道出了新法实行后的一些弊端和人民的苦难，实乃忧国忧民之感慨。苏轼在调任湖州所上谢表中，也的确嘲弄了“新进们”（奸臣）几句。御史李定、舒亶诸人抓住把柄，大做文章，上纲上线，指责为“愚弄朝廷、怨望漫骂、妄自尊大”，甚至从其他诗作中无中生有地乱加罪名，说苏轼的诗句有“讪上之意”，要苏轼招认“叛逆”的罪名。最后在惨无人道的重刑折磨下，苏轼身心受到极大的伤害，不得已而违心认罪。

好在神宗并不想杀苏东坡，他在过了近半年的牢狱生活后，被判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于本州安置”。其他亲属、好友约二十余名官员也受到牵连而被处分。

神宗死后，十岁的哲宗皇帝即位，由宣仁太后垂帘听政。太后早就不满新法，所以很快起用反对派旧臣，以司马光、吕公著执政，开始迅速废除新法，沿用旧例，改年号为“元祐”。反对派大臣掌权，也开始贬黜变法官员，把吕惠卿、蔡确等人逐出朝廷，贬降地方，又利用车盖亭诗案，将前宰相蔡确流放岭南。后来，蔡确死于贬所。两党之怨恨越结越深。

元党人案　太后去世，哲宗亲政。这位十九岁的皇帝对祖母无甚好感，且自以为是。个别见风使舵的官员便向哲宗推荐变法派新党。哲宗先后起用章惇、蔡卞为相，罢免了太后信任的大臣，并以继承父志为名，开始全面恢复新法，改年号为“绍圣”。变法派诸人再次入朝掌权后，便开始向反对派大臣大肆报复。一场大规模陷害元祐党人（反对派旧党）的冤案，拉开了历史的帷幕。

章惇貌似豪俊，也博学善文，然内心奸险，喜为所欲为。青年时曾同苏轼共游南山仙游潭，见潭边一悬崖绝壁十分壮观，便请苏轼挥笔书字于绝壁。东坡毕竟文弱，有些害怕而不敢下崖。章惇却垂索挽树，沿崖而下，以漆墨濡笔，书毕登绳而上，神采不移。苏轼见状，不禁脱口而出：“君他日必能杀人”。章惇听了大笑。

蔡卞为大奸臣蔡京之弟，由于做了王安石的女婿，所以发迹比兄略早，熙丰变法时已略显身手。此时又以王安石日记尽改国史馆所修实录，想以歪曲的历史来蒙骗后人。章惇做事轻率豪侠，略欠深思，而蔡卞却城府很深，阴沉寡言。朝廷议事，常常由章惇冲在前，毅然主持，蔡卞站在旁，玩弄心术。二人配合默契，开始不择手段地迫害元祐诸臣。

首先，章惇、蔡卞新党对早已过世的司马光、吕公著也不放过，斥责其忤逆神宗，妄改成制，请掘二人墓冢。幸有谏臣认为“掘墓非盛德事”，哲宗乃止。朝廷还是诏令追夺二人的赠谥、爵位，并籍没家产，取消其子孙的俸禄官位。(www.daowen.com)

同时，开始把在朝中的元祐诸臣夺官赋闲或贬降偏远之地。才华横溢，又屡遭横祸的诗人苏轼是遭贬岭南的第一人。绍圣元年（1094年），他被以拟《吕惠卿贬官告词》中有“指斥先帝”之语的罪名，贬知英州（今广东英德），于是踏上了岭南之行。当时苏轼已五十九岁，“苍颜素发，谁怜衰暮之年”，实在是无限伤感。岂料走到半途，苏轼又遭御史上疏攻击，再贬授“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今广东惠阳）。惠阳有罗浮山、西湖诸风景，有荔枝、黄柑等物产，更有民众的同情。苏轼在惠阳三年的流放生活，还算安宜，时有诸如“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之嘲慰。

绍圣四年，苏轼再贬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今海南岛儋县），同时其弟苏辙也被流放雷州（今广东海康）。苏轼先至广西等候久别的弟弟。两人相遇后，同行到雷州。六日后，苏轼别弟南渡，踏上了更为荒凉清苦的海南岛。一住又是三年有余，期间新党仍派人来监视、刁难。“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老诗人在艰苦的环境中煎熬磨炼，也与当地黎族人民结下了深厚友情。直到元符三年（1100年），徽宗即位，向太后一度听政，才给苏轼赦罪北还。次年七月，苏轼回到常州，但“瘴暑相寻，医不能痊”，很快仙逝，享年六十五岁。

元祐旧臣中，曾任宰执大臣的吕大防、刘挚、梁焘于绍圣四年被贬放岭南。吕大防为人朴实敦厚，元祐时任相八年，正直勤勉，颇有声誉，绍圣初即被谪放，再贬谪循州（今广东龙川），时年已七十一岁。吕大防走不及过岭，便病死于信州（今江西信丰）。

刘挚生性峭直，嗜书不倦，熙丰时反对新法，曾被谪放边地，甚有骨气。元祐时回朝，他劾蔡确、论章惇，奏事有力，同僚敬畏，时人以比包拯。此次贬放新州（今广东新兴），数日后暴病而死，享年六十八岁。

梁焘也是条刚正不阿的汉子。元丰时，他上书论新法之弊，甚为激烈。元祐中，梁焘又劾蔡确作谤诗，论蔡京之不可用，有理有据，铿锵有力。此次贬居化州（今广东化州），也是不到一年便暴病而死，享年六十四岁。

刘、梁之死相距仅七天，且同样死因不明，众皆疑为新党派人所害。死后还不许归葬，甚至又将其家属也强迁岭南，到岭南后又病死十余人。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

历史学家范祖禹，神宗时，协助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在洛阳十五年，书成，荐为秘书省正字。元祐时期，范祖禹为翰林学士，先后奏两百余疏，评论政事，修撰《实录》，胸怀坦荡。绍圣初，他反对起用章惇等人。章上台后，恨之入骨。次年，章即以诋毁先朝新政的罪名，将范流放永州（今湖南零陵），又连贬贺州（今广东贺县）、宾州（今广东宾阳）、化州（今广东化州），几乎是一年换一个地方，章惇之流就是用迁徙劳累之苦来折磨他。果然到化州后不久，范祖禹便病故了，时年五十八岁。

谏官刘安世，刚直敢言，一条铮铮铁骨的汉子。元祐时，他在朝中面折廷争，尽言不避，有“殿上虎”之誉。安世知道，谏官常要触犯上颜，祸出旦夕，曾想为老母而辞官，以免不测。不料其母劝诲道：“你若果能补报朝廷，即使得罪流放，不管何处，我都随你去。”安世遂更勤奋，曾前后十余次劾奏章惇在苏州强买民田之事，与章惇结下深仇。绍圣三年，被谪放英州（今广东英德），四年移高州（今广东茂名）。元符元年，再迁梅州（今广东梅县）……安世时五十有余，老母已七十开外，伴随儿子流放岭南，来往七州之地，所受折磨令人心碎。据说，章惇还特地派人往岭南行刺。刺客至岭南未及行刺却先病亡，安世得侥幸免难。徽宗时，仍屡被黜放。直到宣和七年，金军入侵，北宋将亡，这位饱受苦难的七十八岁老人才饮恨而殁。

范纯仁为名臣范仲淹之子，为人正直宽和，廉俭无私。神宗时，范纯仁为谏官，因反对新法，外补地方官；元祐时，拜相执政，能公正处事，既保护正人君子，也不同意重典惩处蔡确、邓绾等政敌。哲宗亲政，范纯仁为救苏辙，曾犯颜直谏，后章惇为相，坚乞退位。既而，元祐诸臣被害。范纯仁又冒死上疏，替吕大防等人辩解，被贬置永州（今湖南零陵县），时年七十二岁，双目失明，闻命仍怡然上路。在家人的陪伴下，在永州居住三年，其间家中有十余人因贫病而死。徽宗即位，遇赦北归，卒于途中。

还有苏门四学士：秦观、黄庭坚、晁补之、张耒，都先后被贬黜。黄庭坚在所著《神宗实录》中，有批评王安石之语，被贬为涪州别驾，流放黔州（今四川彭水县）安置，三年后，再贬放戎州（今四川宜宾）。秦观被劾影附苏轼，增损《实录》，迭遭贬谪，后编管雷州（今广东海康），死时才五十一岁。此类有关冤狱，不胜枚举。

章惇、蔡卞之流还专门设立了“编类臣僚章疏局”，把元祐间属于元祐党人的所有章疏都分类编辑起来，以便随时加罪，共成一百四十三帙，并设置“审查元祐诉状局”，重新审核元祐间有关案件。士大夫因此重新获罪者达八百三十余家，有数千人之多。罪犯往往从千里之外拘捕来，处以钉足、剥皮、斩颈、拔舌等酷刑，实在凶残毒辣，骇人听闻。

崇宁元年，蔡京登台拜相，蔡卞任枢密院事（最高军事长官）。兄弟二人同掌大权，狼狈为奸。为进一步打击元祐诸臣，立元祐党人碑于端礼门，共一百二十六人，将其按等级数落罪状，称为奸党，并由皇帝御书后刻石立碑，以示惩戒。

蔡京又扩大打击面，把凡上书批评过新法的人及变法派中由于种种原因而被罢黜之人，都作为元祐奸党，共三百零九人，合为一籍，由蔡京亲写其名籍，印发各地，要求募刻上石。今天我们在桂林龙隐岩上看到的《元祐党籍碑》，就是南宋庆元四年，梁焘的曾孙梁律，依据当时的历史，重新复制的，以作为这场特大冤狱的一个历史见证。

朋党之争是两宋政治史上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其性质之错综复杂，时间之持续漫长，党祸之悲凉惨烈，都是中国历史上所罕见的。这里所叙述的元祐党人案，只是其中最有代表性，迫害面最广，手段最为凶残的一场特大政治冤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