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代法律与司法　隋初编成《开皇律》，此律除去苛惨之刑罚，比前代诸刑略显宽平。文帝前期，法明令简，统治还算平稳。然而隋文帝性格猜忌，手段凶狠，往往杀人以立威，左右略有小过，辄加以重罪。他疑患官员贪赃，就叫人把布帛故意放在过道上，谁偷拿立斩，并常常在殿廷上杖人，一天之中，或至四五人，还曾怒责挥杖行刑之人不力，即命斩首。开皇十年，都督田元告之：“殿廷上刑杖宽大，捶楚人三十下，比常杖数百，故多致人死。”文帝听了，虽然很不高兴，但总算把廷杖撤去。不久，楚州行参军李君才上疏，认为文帝过于宠信高颎。文帝大怒，命加刑杖，而殿内无杖，遂以马鞭笞杀李君才。随后，殿内又置刑杖，仍常常一怒而杀人。

开皇十六年，官司奏合川仓粮栗缺少七千石，命有司审理，疑是主管官员自盗。文帝即命斩首，没其家属为奴，于是颁法：“盗窃边粮一升以上者皆处死，家口没官。”可谓苛酷。同时，该法还允许诸司对犯罪官员，听于律外用刑。于是上下滥刑，以残暴为能干。

当时社会上盗贼公行，很不安定。文帝下诏，有能纠告者，没贼家产以赏纠告之人。不料此法一出，一些无赖之徒，故意遗物于道，候富家子弟出门，如偶拾取者，则擒以送官，自己便能得其家产，一时因此破产丧家者甚众。文帝知道后，又改法为盗一钱以上者皆弃市。这样，盗贼畏惧而暂告太平。文帝见酷法有效，便接二连三地制定出诸多苛律：偷取官署一钱以上，闻见者不告发，也要连坐死罪。三人共窃一只瓜，事发便可即时处决。这类刑法不但奇酷，前所未闻，且造成极坏社会效果。许多人上诉喊冤，认为自古以来，历朝立法，未有盗一钱就致处死的。迫于舆论压力，文帝才不得不取消了盗一钱弃市之法。

文帝晚年用法益峻，杀人更凶。有人告御史监师于元正日没有劾奏衣剑不齐的武官，文帝就命杀之。谏议大夫毛思祖劝阻，又被杀。当时，左领军府长吏因考校不平，将作寺丞因谏麦捐迟晚，武库令因署庭荒芜，独孤师因受番客鹦鹉，都被斩首，文帝还亲临刑场监斩。佞臣杨素与鸿胪少卿陈延不和，一天经过蕃客馆，见庭中有马屎，官毡上有脏物，便报告朝廷。文帝又发怒，将馆内庶仆拖至西市棒杀，陈延也被棒捶毒打，差点致死。此时，隋文帝完全以自己的喜怒心情用刑，而根本不考虑什么法律。

大理寺丞杨远、刘子通诸人，也善于承顺帝旨，随机奏狱，文帝很是宠信，每有诏狱，必命他们负责审理。二人深文刻酷，往往候文帝心情不好之时奏报案子，致使许多没有什么大罪之人被处死刑。杨远还依附佞臣杨素，每次将囚犯姓名告之，让杨素根据自己的喜恶来衡量定刑。当时，许多临终赴刑场者，莫不在途中喊冤。

隋文帝后期法制混乱，杀人随便，虽开皇十五年规定：“死罪者三奏而后决”（《隋书·刑法志》），但实形同空文。此种情状下，许多酷吏应运而生，冤狱之滥就不言而喻了。

隋炀帝即位伊始，为迎合“百姓久厌严刻，喜于刑宽”的心理，宣称《开皇律》犹刑重，又命人修成《大业律》，五刑中降从轻典者两百余条。但隋炀帝对外穷兵黩武，对内横征暴敛，以满足自己的嗜欲。有司临时乱征赋丁，苛求济事，宪章遐弃，贿赂公行。御史大夫裴蕴在朝中办案审狱，也唯皇上意志是从，“若欲罪者，则曲法顺情，锻成其罪。所欲宥者，则附从轻典，因而释之”《隋书·裴蕴传》，深得炀帝宠信，大小狱案都交给他审办，而刑部、大理寺莫敢于争。同时，各地方郡县官吏也各专威福，生杀任情。所以《大业律》根本未能执行，就已弄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诉告无门，相聚造反。

炀帝一看形势要乱，更加施以严刑，诏敕天下窃盗以上，罪无轻重，不待奏闻皆斩，又令为盗者籍没其家。如此滥刑，更激起百姓的强烈反抗。大业六年（610年），数十名弥勒佛徒闯宫被杀，在洛阳城中连坐千余家。后有一件盗贼案，抓获嫌疑犯两千余人，炀帝下令全部斩杀。大理丞张元济复审中发现只有五人是盗贼，但不敢如实回奏，怕祸及自身，就把两千余无辜之人全部杀害。镇压杨玄感反叛后，又滥杀三千余人，流放六千多人，且将早已废除的诛九族、车裂、枭首、磔射等酷刑重新起用。如此残酷镇压，也不起多少作用，起义烽火已燃遍全国各地。

可以说，隋炀帝统治时期，毫无法治可言，《大业律》只是摆设而已，终于“百姓怨嗟，天下大溃”。

唐律的制定与特点　唐初君臣都亲身经历了隋由盛转衰最后败亡的全过程，注意总结其历史教训，尤其对隋末酷刑益肆的司法状况，刻骨铭心，所以特别重视完善立法，并将“宽仁治天下”作为立法思想。从《武德律》《贞观律》到《永徽律》，此后又对该律进行疏释，历数十年之辛苦，完成《永徽律疏》，史称《唐律疏义》，成为中国古代法律的楷本。自此唐律内容基本稳定，不但终唐行用，且对行世立法、周围诸国都产生重大影响。

唐律虽是中国古代最为宽平的法律，但今天看来依旧相当专制与严酷。它全面维护了君主专制体制，确认了皇帝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对侵犯皇室的犯罪行为制订了极其严酷的刑罚。所谓谋反、谋大逆罪，不分首从皆斩，并实行广泛的连坐，父子年十六以上男子皆绞，男十五以下及妇女没为官奴，叔伯兄弟流了三千里。对所谓谋大逆未行者，也要处绞。知道谋反而不告密者，也要处绞。“口称欲反之言，心无真实之计，而无状可寻者”，也要流三千里。直至误犯皇帝名讳、宗庙名讳，也要受不同刑处……总之，任何触犯皇帝权利及“侵犯”其神圣权威的言行都要处以重刑。这种法律逐步养成国民对皇权卑躬屈膝的奴才性格。

唐律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民刑不分，即在刑事犯罪与民事违法之间没有什么严格界限。这与君主专制体制根本不承认民众有任何权利的传统文化密切相关，在这个专制体制之下也不可能有产生民法思想的土壤。这样，法律中对民众在经济财产、婚姻家庭中的一般违法行为，也全部处以刑罚。如脱漏户口，徒刑三年；同姓婚姻，徒刑两年；立嫡违法，徒刑一年；占田过限、度量不平、买卖未订契约、垄断市场等都处笞、杖刑。这种民刑不分的现象，进一步加深了法律即是刑罚的专制法制传统，将任何民权思想或行为都给予扼杀。由是中国人从来没有认识到法律应是契约，更是权利的制约，且能促进社会进步。

唐律的尊卑等级更十分突出，不平等性相当严重。如斗殴方面，奴婢过失杀主人，处绞刑；而部曲、奴婢有错，被主人惩罚至死，勿论；故意杀奴，也只徒一年。丈夫过失杀伤妾无罪，而妻妾殴伤丈夫则要加等处罚。子孙詈殴父母、祖父母，属十恶罪，非绞即斩；如子孙违反教令，父母杀之者，只徒一年半。在诉讼方面，卑幼不能控告尊长，卑贱不能控告尊贵。贞观二年诏：“自今奴告主者，斩之。”子女告发父母，要被处死，而父母诬告子女也无罪。奴婢非因谋反罪控主，一律处死。贱人在法律上不具有独立人格，被公开宣布为“律比畜产”。如此不平等之法律，在社会生活中不知要造成多少冤滥，且无处申诉。

《唐律·杂律》中有一条这样的规定：“诸不应得为而为之者，笞四十；事理重者，杖八十。”这一模糊律文，便于统治者任意解释、援用，就是说凡是统治者认为不应做的事，做了就是违法犯罪。如此荒谬的法制逻辑，就是中国古代法律的楷模。

唐律规定，为了取得口供，动用刑讯是合法的，这就将拷刑进一步制度化了。譬如允许法官拷囚三度，总数不超过两百，如在此限内拷囚致死者，不论；超过此限而拷囚致死，法官最多徒刑两年。事实上也经常赦而无罪，何况有谁去告发法官拷囚超过两百之数呢？所以酷刑逼供在唐代也是家常便饭。由此而含冤者，屡见不鲜。且中唐之后，朝政日非，社会动荡加剧，各类矛盾激化，法律也往往成为一纸空文。

唐高祖杀戮诸冤　唐高祖李渊对投降的农民军首领和隋末建立过割据政权的领袖，不论功劳大小，一律杀戮。瓦岗寨首领李密投降后，虽然得到封赏，但官位低，且常受羞辱，日子不好过，只得请求到山东收集旧部。走到半途，李渊又复召回。李密得知若还，无复生理，便只得孤注一掷，反唐出关，兵败被杀。李渊如此杀李密，目的是不引起瓦岗军旧将的怀疑，可说是计谋算尽。

隋将王世充曾建政权，国号为“郑”，兵败降唐。因李世民担保其不死，李渊只好把他发配到蜀。然而，王世充在接旨准备上路时，被仇人趁其接“旨”之际杀害。可以想见，其幕后指使者应该就是李渊。

江淮间农民军政权首领杜伏威，降唐后任淮南安抚大使，封吴王。他留居长安，拜为太子太保，兼行台尚书令，封赏官位都不小。两年后，他便在长安被毒死。其他如江陵政权首领萧铣，兵败降唐，被杀；河北农民军首领窦建德，兵败被俘而遭杀。

开国功臣刘文静从举义旗到大唐王朝的建立，功绩显著，拜为宰相，然而胸襟较窄。他认为自己的才干与功劳都在裴寂之上，而地位却在裴寂之下，心中不满。在朝廷议事时，刘文静往往与裴寂闹得不可开交。他还不顾朝廷禁令，唤来巫师作法，以克妖怪，后被人报告朝廷，收捕入狱。定罪时，众大臣都认为刘文静无谋反迹象，李世民也极力为他开脱。然高祖一直忌畏刘文静才干与心气，加上裴寂说：“刘文静才略高，而性情暴烈、阴暗，谋逆之状已显，不除必有后患。”高祖遂判刘文静、刘文起兄弟斩首，抄没其家。临刑前，刘文静抚胸长叹：“高鸟逝，良弓藏，此话不虚！”

唐太宗杀戮诸冤　唐初的贞观之治有口皆碑，也存在一些尚法慎刑的佳话，但唐太宗毕竟不是圣人，滥刑冤杀之案件也不少。贞观二年，瀛州刺史卢祖尚以“旧疾”拒受唐太宗转任交州都督的任命。在太宗派出官员劝导，卢依然“固辞”的情况下，太宗便下令将卢斩首。数日后，太宗悔之。

贞观五年，河内人李好德患精神病，有人告他出言妖妄。大理寺丞张蕴古审理后，上奏认为李好德癫病明显，法不当坐罪。侍御史权万纪劾张蕴古是相州人，而李好德之兄李厚德为相州刺史，所以包庇其弟，奏事不实。太宗闻奏，大怒道：“这小子竟敢乱我大唐法典！”就下令将张蕴古斩于东市。事后，唐太宗才认识到错杀了人，乃下诏：凡判决死刑者，主管部门要五次上报批复。其实“五复奏”之制，也谈不上是多大的进步。

宰相刘洎被诛更冤。贞观十九年（645年），太宗征伐辽东返京，身体不适。刘洎与御史马周进宫问候，出来遇见宰相褚遂良。刘洎伤心地说：“皇上患病，实在使人担心。”刘洎与褚遂良不和。褚遂良进宫见太宗，诬告刘洎对他说：“皇上患病不必担忧，现在正可以辅佐太子，实行伊尹、霍光主政的先例。朝中如有大臣不同意，就把他杀了。”太宗病痊愈，责问刘洎。刘洎让马周出来作证，马周也证明刘洎没有说过此话。但褚遂良坚持原告，继续诬害刘洎。太宗一气之下，诏令刘洎自尽。(www.daowen.com)

唐太宗经过调查，已经证明刘洎是被褚遂良诬陷，那为什么还要杀刘洎呢？刘洎为人耿直刚强，是一个连太宗都敢顶撞的官员，却又粗疏而不严谨。太宗想到太子懦弱，自己一旦去世，太子年少即位，将受权臣钳制，若真如褚遂良所言，刘洎可能会走上伊、霍专权的道路，这是他内心深处最为担心之事，所以不如将错就错，乘机杀了刘洎，以绝后患。此案还告诉我们，并非只有奸臣搞陷害，有一些颇有政声的官员，为了某种目的，也会诬谗他官，制造冤狱。前述高宗时，长孙无忌冤害吴王李恪一案，也是如此。

贞观二十年，刑部尚书张亮好收义子，曾收认了五百人之多，又与术士公孙常、程公颖友善，被人告发。太宗认为他图谋不轨，下狱追究其罪。张亮不服，太宗命群臣讨论此案。大多数人随声附和，唯有将作少匠李道裕认为定张亮谋反罪证据不足，张亮罪不当死。但太宗刚愎自用，根本听不进去正确意见，坚持将张亮等三人处死，抄没家产。事后，太宗又后悔，遂将李道裕升为刑部侍郎。

贞观二十二年，大将李君羡为开国功臣，任左武卫将军，封武安郡公，只因小名与不祥天象暗合，遂遭太宗嫌恶。正好御史劾奏李君羡与“妖人交通，图谋不轨”，太宗便下诏诛杀。可见，唐太宗时也不依什么法律，任情专杀。贞观后期，刑罚更是日渐深刻。

永徽年间，唐高宗自己承认：“狱讼繁多，皆由刑罚枉滥。”武则天之后，酷吏、奸臣轮出，冤滥更多，前己有叙。肃宗平定安史之乱时，滥杀受胁迫曾投降叛军的数官员十名。到晚唐懿宗、僖宗之时，国势颓靡，灾荒连年，起义遍地，已不可收拾。

唐懿宗滥杀无辜　懿宗依然寻欢作乐，荒奢佞佛。尤其可恶的是，咸通十一年（870年），公主病死，懿宗不但举行盛大的国葬仪式，令宫女殉葬，且将为公主治病的二十多名医官处死，并把他们的家属三百多人投入大牢治罪。宰相刘瞻、京兆尹温璋上疏批评行法太过，要求释放无辜。懿宗大怒，立即罢去刘瞻相位，贬出京城。温璋被贬为振州司马，随即被赐死。此案牵连大小三十多个官员遭贬、流放，甚或处死。

吃人魔王朱粲、秦宗权　朱粲是隋末军阀，聚众攻荆、沔、山南等地，自称楚帝。他对手下军士说：“世上最美的食物，还能有超过人肉的吗？只要国中有人，我就不用担心没有军粮。”部队每攻下一城，就把弱小的男女杀了，分给各部吃。隋著作佐郎陆从典、颜愍楚（颜子推之子）谪官在南阳。朱粲初都引为宾客，其后无食，就将他们二人全家全部杀掉当作食物。后朱粲要投降大唐，李渊派散骑常侍段确去受降。段确斥责朱粲吃人的事。朱粲大怒，将段确及其从者数十人杀死，分给左右吃，再投奔王世充。唐攻下东都洛阳，杀朱粲于洛水之上。

秦宗权是唐末军阀中最具恐怖色彩的军人。他初为许州牙将，后乘机驱逐蔡州刺史而占据蔡州，因镇压黄巢起义军而授奉国军节度使，后为起义军所败而投降。黄巢战死，他据蔡州称帝，建立起小朝廷，为人极其残酷。当军粮成问题时，他派出兵将，四出掳掠，捕杀百姓，把杀死的人用盐腌起来，作为军粮。在其率军作战的河南、河北、山东、江淮诸地，所克州县百姓都惨遭其毒手屠戮。这种接近三光的抄掠屠杀，使许多地区人烟断绝，荆榛蔽野。最后，秦宗权被朱全忠击败，送京城斩首。

安史之乱时，唐官员许远、张巡镇守睢阳，被叛军围困，坚守十个月，粮绝食尽。“巡出爱妾，杀以食士，远亦杀其奴，然后括城中妇人食之，既尽，继以男子老弱。人知必死，莫有叛者，所余才四百人。”为了守一座城，最后居然吃尽城中二三万居民，可谓中国古代吃人吃得最悲壮的一次。其中的文化内涵让人痛心：官员只知为皇帝镇守城市或疆域，哪怕把居民吃光也在所不惜，后人或还标榜其为爱国。

五代十国修订法律　五代十国的统治者也曾多次修订法律，作为其巩固统治的手段。如后梁有《大梁新定格式律令》，后唐有《同光刑律统类》，后周有《大周刑统》，南唐有《升元删定条》等，都比唐律严苛。唐末以来，法律紊乱，刑罚滥酷，至后晋、后汉而极。“窃盗一钱以上皆死，又罪非反逆，往往族诛、籍没”，甚至触犯盐法、酒法、矾法等一般经济违法，都可处以死刑，用刑之酷，令人发指。贪官污吏还往往因此敲诈勒索，以至有犯禁无钱贿赂而被族灭者。尤其是五代时出现的“凌迟”死刑，执行时罪犯“肌肉已尽，而气息未绝；肝心联络，而视听犹存”，其状惨不忍睹。

五代时诸君王乱杀臣属　燕王刘守光将称帝，部将孙鹤反对，被寸斩而死，刘守光还令军士剐他的肉吃。董昌据越州称帝，节度副使黄碣反对，当即被斩，头颅抛入厕所，家属十八口被杀。会稽令吴镣也反对，又遭族灭。御史张逊认为称帝会被天下人嗤笑，也被杀头。校书郎陈光逸上疏列举闽主王曦的错误，被鞭打一百，后用绳子吊在树上折磨而死。王曦爱酗酒，宰相以下因拒饮而被杀的官员不少。楚主马希范见“有商人妻美绝，辄杀其夫夺之，妻誓不辱，自缢死”。

最冤的是太原少尹李骧。乾祐三年（950年），后汉隐帝被杀，大将郭威欲代汉自立。当时后汉高祖的弟弟河东节度使刘旻在太原拥有重兵，其子刘赟为武宁节度使驻军徐州，还有忠武节度使刘信在许州。郭威担心三镇联兵反抗，就假意立刘赟为帝，并派宰相冯道前往徐州迎立。刘旻果然中计罢兵。副手李骧洞察到郭威的用心，劝谏刘旻说：“郭威举兵造反，他一定不会做汉臣，也一定不会立刘氏为帝。”并建议刘旻出兵，占据军事要塞，以观事变。刘旻听了大骂道：“你这个腐儒，想离间我们父子关系不成！”下令将副手李骧推出斩首。李骧夫妇被戮于市。不久，刘赟被杀，刘信自杀，郭威代汉自立为周。刘旻后悔没听李骧之言，只得自立为帝，为后周所灭。

地方司法就更为混乱　后唐天成三年（928年），洛阳市内两幼童以竹竿为战斗之戏，巡检使浑公儿说这两幼童造反，诏石敬瑭审理。石敬瑭不问原委，竟将两幼童处死。如此草菅人命，实属罕见。

义胜军节度使董昌在浙东，“恣为淫虐，凡按罪人，无轻重枉直，必命骰子使之对掷，胜者宥之，否则杀之，而案牍不复参决，一概诛戮”（《吴赵备史》卷一），真荒唐至极。其杀人的刑场白楼门前，土地因之尽赤。

南唐掌管刑狱的大理卿李德柔，昏暴残忍，人呼为“李猫儿”，审理案件，还不等问明原委曲直，就“悉以芦席裹囚，倒置之，死者甚众”（《十国春秋》卷三十）。

还有，各地官吏对案件故意稽延，借以敲诈勒索，致使诉讼者荒废生产，耗尽家业。在押者遭受虐待，在牢狱中往往染病而亡。此类种种，给百姓带来巨大灾难。

五代时，后周算最有法制。史家对后周太祖、世宗评价都颇高。然而司马光却说世宗“用法太严，群臣职事小有不举，往往置之极刑，虽素有才干声名，无所开宥”（《资治通鉴》卷二九四）。

不过，当时文字之禁较为宽松，文字狱较少。贞观十三年（639年），道士秦世英指斥僧人法琳著《辩正论》毁谤皇家宗室，太宗收法琳下狱。其实本书只是僧道互相攻击的产物，由于唐初统治者崇道，所以佛教僧人受压。法琳在狱中讨饶，太宗把他流放蜀地，结果死在路上。这可谓是唐代第一件文字狱。

其后是韩愈的《论佛骨表》，反对宪宗崇佛，引起宪宗愤怒，要杀韩愈。幸亏大臣劝谏，才贬韩愈出朝。韩愈为潮州刺史后，感激涕零地写了一篇谢表，向宪宗告哀乞怜，表忠输诚，宪宗才又起用这位善于见风使舵的文人。此次文祸不大。

最严重的一桩文字狱，是德宗时一个伶人成辅瑞的诗案。当时关中大旱，而朝廷仍横征暴敛，成辅瑞写了数十首通俗诗，反映民间疾苦，讽刺暴政。作品问世后，酷吏李实以“诽谤国政”罪名逮捕了成辅瑞，德宗马上下令杖杀。

其实唐代最惨烈的一桩文字狱，却是农民起义军制造的。880年，黄巢攻下长安称帝，国号大齐。次年三月，有人在大齐尚书省门上题诗嘲讽黄巢君臣。太尉尚让大怒，把当时在尚书省门前的警卫官员、卫士全部处死，尸体剜目悬挂示众。同时搜捕城中的所有会写诗的人，达三千余人，全部杀死。此案反映出农民起义军建立的政权，同样专制残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