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后期，一方面是宦官专权，一方面是牛李党争，朝政混乱。文宗李昂即位后，急切地寻找铲除宦官势力的官员。他发现翰林学士宋申锡忠厚勤谨，既不依附任何朋党，又与宦官素不往来，便将宋召进宫秘议。文宗坦诚相告：“中尉王守澄是弑宪宗的元凶，逆罪一直未讨，还统领着禁军，专横跋扈，招权纳贿，中外侧目。朕今令卿与朝臣同心协力，共除邪恶。”宋申锡叩头拜谢，领命而去。不久，宗申锡便拜尚书左丞，一个月后，再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

宋申锡领密旨后，引荐吏部侍郎王璠为京兆尹，并将文宗的意图告之，希望共图大计。不料王璠一听此等机密，便找检校库部郎中郑注通风报信。郑注是王守澄的心腹，立即告之王守澄，以报“知遇之恩”。王守澄闻讯大惊，与郑注想出一条毒计。

太和五年（831年）二月，神策都虞侯豆卢著秉承郑注的旨意，诬告宋申锡谋立漳王李湊。王守澄故作紧张，立即奏报文宗。漳王李湊是文宗的弟弟，由于仁德贤明而颇有声望，文宗对他一直怀有猜忌。阴险狡诈的郑注便利用文宗的这一阴暗心理构陷忠良。果然，文宗对豆卢著的诬告深信不疑。他勃然大怒，当场令王守澄查办此案。

王守澄原想派两百骑屠杀宋门全家，被宦官马存亮谏止，便将漳王内史晏敬则、宋申锡的亲吏王师文等七人逮捕入狱。王师文闻讯先逃逸，晏敬则等人经不住严刑拷打，遂自诬服，谎称宋申锡遣王师文勾结漳王，图谋不轨。文宗下诏罢免了宋申锡的宰相官职，将他贬为太子右庶子。第二天，文宗召众大臣面议其罪。许多人不敢得罪王守澄，皆议宋申锡死罪。左常侍崔玄亮见情况紧急，赶快率领给军中李国言等十四名谏官，伏于玉阶之下，泣涕力谏，据理力争。几个宰相也认为宋申锡不至于谋逆，可让双方对质。文宗有所醒悟。郑注害怕一旦真相大白，必将危及自身，便劝王守澄奏请贬黜即可。王守澄如此一奏，文宗正好借此收场。于是文宗下诏，贬漳王李湊为巢县公，宋申锡为开州司马，晏敬则等死刑，受宋申锡案件牵连而坐死及流窜者数十上百，天下之士，皆以为冤。两年后李湊与宋申锡便先后病卒于贬所。

有御史弹劾郑注，要求送法司审理。王守澄入宫说郑注无罪，还荐其任侍御史等职，文宗只好准奏。不久，文宗忽染风疾，不能说话，王守澄引郑注入宫疗治。郑注懂医，几服药下去，果然有些疗效，文宗渐渐能说几句话，加上郑注能说会道，从此成了文宗宠臣。郑注、王守澄又引荐李仲言，李仲言原诬陷宰相裴度，事败，流至象州（今广西桂林），后遇赦还都。此人口才敏捷，仪表秀伟，出身名门。文宗以为得旷世英才，任为翰林侍讲学士。李仲言因前犯过事，从此改名李训。

宋申锡案后，宦官权势愈张。文宗深感愤耻，起用与王守澄不和的仇士良为左神策军中尉，以分割王守澄的权势。郑注与李训得宠后，一心谋取更高的相位。他们先将牛李二党一些高官排挤出朝廷，后又迎合文宗要除宦官的意图。太和九年（835年），李训得愿任宰相，便出谋先杀了兴元节度使监军宦官陈弘志，后又与郑注密谋，加封王守澄官爵，令其外出就职，实夺其军权，再除去其左右手，使王守澄孤掌难鸣，最后遣中使到王守澄府第，赐其鸩酒，逼令自杀。至此，杀害宪宗的逆党全部消灭。

李训与郑注皆凭投靠王守澄而得官位，一旦得势，反陷王守澄于死地，顿时声名显赫。李训既为宰相，不愿郑注与他同居相位，假托宦官势力未除，须内外呼应，出郑注为凤翔节度使。李训荐御史中丞舒元舆为相，联合左金吾卫大将军韩约等几个亲信，密谋派几个节度使募集壮士，以为部曲，再派一些亲信官员，安置在要冲之地。起事之日，李训用计引宦官进左金吾卫厅，然后关上大门，企图一网打尽。(www.daowen.com)

十一月这天，左金吾卫大将军韩约入殿奏称：“左金吾厅事后，石榴上夜有甘露，为上天所降祥征兆，非圣明感格，不能得此。”李训便率百官称贺，劝文宗亲往观甘露。文宗命李训等先去查视。李训去了许久，回来奏称，“甘露好像不是真的，先不要忙于宣布。”文宗感到奇怪，遂派左、右神策军中尉仇士良、鱼志弘率众宦官去复验。仇士良等到了左金吾卫厅，见大将韩约脸色惨白，汗滴额下，不禁起疑。恰在此时，一阵风吹起幕布，仇士良发现幕后有伏兵，且人数不少，便大喊有伏兵，返身奔逃出大门。

李训见仇士良等奔还，知道那边事情没有得手，便呼殿上的金吾卫士保护皇帝。抬乘舆的宦官一见势头不对，抬起文宗向北疾驰，李训没有拦住。官员与宦官互有打斗，乱作一团。京兆府逻卒赶到，追杀了十余个宦官。宦官见势不妙，架着文宗逃入宣政门内，大门也随之关上，随后便组织禁军进行反扑。文武百官皆震惊不已，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四下逃散。李训知道计谋已失败，也乘乱逃出京城。

宰相王涯、贾等，本未参与此谋，见殿中变端叠起，不知何故，与许多官员聚于中书省，等听消息。忽有吏人来报，“宦官们率禁兵千余人，声言讨贼，逢人便杀，已快到了。”官员们争门出逃。须臾大军杀到，六百多人被刈草般杀死。仇士良又命关闭宫门、城门，搜索捕杀。一时长安城中尸横满街、鲜血涂地，无辜死者又千余。仇士良还派骑兵千余分道出城，追捕逃亡者。禁兵借口捕人，到处抄家劫财，大臣百官尽数被捕。宰相王涯年已七十，受刑不过，只得自诬与李训等谋行大逆。李训在逃往凤翔的路上被捕，知绝无好下场，求押送官取其首级。于是李训被砍下首级送到京师。

仇士良得李训首级后，命左神策军三百人，右神策军三百人，押王涯、贾、舒元舆、王璠等宰执大臣，徇于市曹，腰斩后，枭首悬于兴安门外。其亲属不问亲疏，悉数处死，孩童也不例外，妻女有少数免死者没为官奴。郑注在凤翔被监军所杀，并灭全家。其他节度副使、节度判官、掌书记等官员与家属，也一并处决，死者又达千余人。经过这次大规模屠杀，四位宰相与半数公卿遭害，朝列几乎为之一空，而朝政就更为宦官所把持。文宗再也不敢与宦官对抗，整天郁郁寡欢，终于在开成五年（840年）病逝，年仅三十二岁。

宦官集团与官僚集团的内斗，居然让如此众多的无辜臣民陪葬，说到底还是君主专制体制下的一种不治之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