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时，国力强盛。魏主以为武功已成，当修文德，在复振儒风的同时令司徒崔浩监秘书监事，负责监修北魏的《国记》，以彰显鲜卑祖先创业建国的丰功伟绩。太武帝发给崔浩的诏书说：“命公留台，综理史务，述成此书，务从实录。”并命中书侍郎高允、散骑侍郎张伟等参典著作。崔浩又奏请阴仲逵、段承根等参加，请求授予他们著作郎职衔。崔浩对这部史书非常重视，对重要事件及大小人物的褒贬，都亲自主笔把关，遵循魏主诏书中确定的“务从实录”原则。

崔浩父亲崔宏，在北魏道武帝拓跋珪时，官拜黄门侍郎，掌管机要，许多法律制度都是在他主持下制定的，就连国号“魏”，也是由其提议。崔浩自青年时因才学出众，得以在道武帝身边侍奉，为著作郎，后又辅佐明元帝拓跋嗣，在礼乐宪章的确立及军事征讨方面都功勋卓著。太武帝即位之初，崔浩遭到部分鲜卑族官员的毁谤，一度赋闲在家。太武帝时常光临崔浩之家，叙谈国事。崔浩渐渐得到信任，官由太常卿、抚军大将军、左光禄大夫，升至司徒。在许多军机大事上，崔浩善于谋划，且每谋必中。尤其在灭北凉战役中，崔浩力排众议，为统一北方，立下大功，得到太武帝的极力称赞。

崔浩出身北方士族名门，祖辈皆为高官，由是门阀观念很深，总想以九品中正制的模式，恢复门阀等级制度，标榜士族等第。在选官用人方面，他一心要培植士族势力，常常与太子力争，搞得太子非常不快。崔浩还仰慕南方士族，抬高北逃的南方士族身价，又常当着鲜卑贵族的面赞扬汉人士族是“贵种”，引起鲜卑大臣与非士族官员的不满，太武帝也因有关事件教训过崔浩。但崔浩仍不觉悟，到处宣扬西周的封建五等诸侯制度，希望各士家大族在其势力范围内，与鲜卑统治者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崔浩在受领监修国史的重任后，也将明确的士族谱系作为修史的重要部分，而这些都是北魏统治者不能容忍的。

修史开始，由于崔浩遵循“务从实录”原则，将北魏祖宗及贵族们的履历，无论善恶，一律直书。此时，著作令史闵湛与赵郡人郄标一味迎合崔浩，上书太武帝，吹捧崔浩的成就。崔浩就向皇帝推荐，将二人拉入修史的队伍。二人又向崔浩建议，将其所撰《国记》刻在石碑上，立于道边，向天下彰示有关成就，可使其书永垂不朽。这一建议得到太子拓跋晃的赞同，只有中书侍郎高允感到有些不妙，但已无法阻止崔浩对这一建议的采纳。于是，在平城西郭外三里郊天坛之东的通衢大道边，花费了三百多万，建成一座方圆百余步的碑林，将已完稿的《国记》全部镌刻在碑上，供人阅读。

450年，此碑林刚一揭幕，就如同在鲜卑贵族中放了一颗炸弹。因为此书将鲜卑族早期的历史及拓跋氏创业建国的过程毫不忌讳地予以“直笔”记述，披露了大量鲜卑族贵族与拓跋氏皇族不愿让世人知道的事迹。如拓跋氏先祖昭成帝曾被前秦击败，俘至长安。其孙道武帝拓跋珪虽是北魏开国之君，然而也曾被俘，流放到蜀地等等。这些隐秘的历史，被崔浩彰示天下。又如昭成帝曾娶儿媳为妻，以孙拓跋珪为子而养之，其后，道武帝拓跋珪亦曾娶其姨妈为妃。此外，其他贵族妻后母、娶寡嫂等情况也一一直书。这些本是少数民族的一些旧习俗，对鲜卑人来说不以为奇，但如今受汉族儒家文化的影响，已经讳言祖先的这类事迹，而崔浩却将其一一实录于史籍，且镌刻于石碑，使得鲜卑贵族个个咬牙切齿，向太武帝告状。有人还落井下石，诬陷崔浩与河北义士“密有异图”，接受贿赂之类。(www.daowen.com)

崔浩在谗言交构之下大祸临头。太武帝盛怒之下，以“暴扬国恶”的罪名，将崔浩和参与治史的秘书省郎官及家属数百人皆下狱治罪。太武帝在讯问中书侍郎高允时，高允从容不迫，实话实说，一点也不逃避责任，太武帝顿生敬意。再加上太子的请求，便赦免了高允。太武帝在审讯了崔浩等人之后，命高允起草诏命，将崔浩及其僚属宗钦、段承根等128人，皆夷五族。高允认为此案有疑问要求面审，对太武帝说：“直笔编写国史，有所冒犯，即便有罪，也不应处死。”太武帝一听不禁大怒，命将高允拿下，欲与崔浩一并治罪。在太子的再三哀求下，太武帝怒气渐消，改颜说道：“若非此人敢谏，此案恐怕要死数千人。”高允保住了性命，得以拜谢而退。

但几天之后，太武帝诏令传出，命诛崔浩及清河崔氏，同宗者不论远近，皆夷其族，甚至与崔氏有姻亲关系的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也都受到株连，遭灭族之灾。其余秘书省之郎官，皆止诛其身，不及亲属，这应该算是高允力谏的结果吧。崔浩行刑之日，已年逾七旬，拉出囚车后，被几十名鲜卑族人辱骂、泼尿。这位历经北魏三位皇帝，为官五十余年，为朝廷立下汗马功劳而声名显赫的老臣，就在这样备受凌虐后，死于屈辱之中。

此案影响十分恶劣，文人治史谁还敢直笔实录，甚至史官一职，也废弃十年。七十年后，北魏孝明帝令崔光修撰《魏史》。崔光仅列其卷目，不敢正式编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