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制定　汉朝立国，刘邦命萧何参照秦律，制定了《九章律》，其他还有关于礼仪的《傍章》《朝律》，关于宫廷警卫的《越宫律》等。形式有律、令、科、比。科是律令的实施细则与补充规定，比是制案成例，都是律令的重要补充与司法根据。武帝时，对已制法律作了一次统计：“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到成帝时，“今大辟之刑千有余条，律令烦多，百有余万言”（《汉书·刑法志》）。

法律条文如此细密繁多，即使现在也苦于查找，更何况使用竹简的西汉。其内容重复矛盾、轻重不一，给官吏受贿曲法、为所欲为，创造了条件，造成“或罪同而论异，奸吏因缘为市，所欲活则傅生议，所欲陷则予死比，议者咸冤伤之。”（《汉书·刑法志》）这种紊乱的法律状况，即使练达的老吏也无所适从，“奸猾巧法”之辈，更可营私舞弊。

《史记·邹阳列传》载西汉初年，名士邹阳游历梁国，不意遭到几个小人的谗毁，被梁孝王投入监狱，准备处以死刑。幸亏邹阳在狱中上书，陈己之冤情，抒己之愤慨。梁孝王还算识才，邹阳才被释放出狱，尊为上宾。在《邹阳狱中上梁王书》中，邹阳自己都不知道犯了何罪，所以通篇几乎没有关于罪名的辩解之词，只能历数先秦时期的冤狱以示自己清白。由此可见，不仅皇帝掌控最高司法权可以草菅人命，一个封国之小王也或享有生杀予夺之特权。藩王只要听信谗言，不需调查事实真相，不需遵循一定的司法程序，就可将名士投入狱中，甚至将其处死。西汉初年司法之紊乱可见一斑。

肉刑改革　两汉时，肉刑相当残酷，受刑者往往终身残疾，甚至受刑而死。文帝时，下令废止肉刑，改革刑制，用徒刑、笞刑与死刑来取代肉刑。结果表面上好像废止了肉刑，然而却把斩右趾改为死刑，刑罚加重，把斩左趾及劓刑分别改处笞刑五百和三百，受刑者往往被打死，造成“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的结果。景帝即位后，将笞五百减为三百，笞三百减为两百，不久再各减去一百，并规定笞臀，且中途不得更换打手，自是受刑者大多得以生还。而事实上，两汉肉刑还是存在，如景帝允许以宫刑代替死刑，武帝时司马迁便受宫刑。斩右趾到东汉时又恢复，作为减轻死刑的一种量刑。可见，残酷异常的肉刑，数千年中从未废止过。

纲常伦理　自汉武帝崇尚儒学后，儒家三纲五常的伦理观念逐步与法律相结合，其中在婚姻家庭制度方面表现得极为明显。如汉律规定：父母可随意殴打子女，而子女若殴父母或被告不孝者，处死刑，殴兄姐也要加刑。“不孝”为重罪，犯者弃市。汉律还允许亲族间互相隐瞒罪行，并规定子女为父母报仇而杀人者，减刑。在夫妻家庭关系上也明显不平等，所谓夫为妻纲，夫与人通奸，只处徒刑，妻若与人通奸，则处死。离婚主动权也在男方，已有“七出”之规定。男子娶妾是合法的，实际上承认一夫多妻制，如丞相张苍有“妻妾以百数”，当然皇帝更是例外，妇女地位比先秦明显低下。

《汉书·于定国传》载，东海郡有一孝妇，年轻守寡，又没有儿女，婆婆劝她改嫁而终不肯。婆婆见她勤苦，自己连累儿媳十余年，心中不忍，便以自杀来促成其媳改嫁，哪知小姑见状，诬告孝妇逼死婆婆。在官府的严刑逼供下，孝妇只得屈打成招，被处死刑。婆婆的一片好心，反害了媳妇。官府不调查研究是一方面，而儒家等级伦理对司法的负面效应则是另一重要方面。

思想言论方面　当时为加强专制统治，维护皇帝的绝对权威，法律严惩对皇帝的诽谤、祝诅、诬罔、诋欺等言行，有“非所宜言”等罪名，广泛钳制挟控臣民的言论，甚至创设出“腹诽”的罪名。武帝连年对匈奴用兵，国库空虚，民众贫困。武帝造发皮币，以图缓解经济困难，征求大农令颜异的意见。颜异认为皮币面值过高，本末颠倒，不易使用。武帝见颜异反对，心中怀恨，就想治其罪。恰逢有人控告颜异，武帝就派酷吏张汤审理。张汤本来就与颜异有隙，也领会武帝的意思，便一心要置颜异于死地。调查得知，颜异与朋友议论朝政，朋友认为政令多有不便之处，颜异笑而不答。张汤据此上奏，说颜异身为九卿，见政令不便不向朝廷奏报，只是冷笑，有“腹诽”之嫌。武帝居然也默认此罪名，判处颜异死刑。皇帝之荒唐可笑与没有人性，从此罪名中便足见一斑。

“春秋决狱”汉代还盛行“春秋决狱”，亦称“经义断狱”，就是拿儒家经典《春秋》及诸传（以《公羊传》为主）的经义精神及事例作为司法审判的依据。经董仲舒提倡，并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在当时司法实践中普遍推广。此后又有应劭、马融、郑玄诸家的决狱解释，朝廷确认郑玄的解释具有法律效力。此类决狱的核心理论就是儒家的“论心定罪”，即主要根据嫌疑人的主观动机来定罪，所谓：“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这种唯动机论的判案原则不但影响法官对客观犯罪事实的准确把握，并为法官断案时的主观臆测提供了理论基础，此所谓“援经诛心”断案。随心所欲地以主观动机定罪量刑大大增加了冤狱产生的频率，也为君主专制统治秩序的维护增添了可以严厉惩治“思想犯”、“良心犯”的司法理论与实施手段。

经济掠夺　汉武帝时的经济掠夺也相当疯狂，用所谓的“告缗”手段，大量掠夺民间财产。即颁布工商高税收率，凡申报不实者没收财产，罚戍边一年，有能告发者，赏没收财产的一半。自“杨可告缗”一发而不可收，中等以上工商业者几乎全部破产，而国家由此“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汉书·食货志》）。国家用经济立法去掠夺民众的财产，是专制统治者的惯用伎俩，真不知造成了多少人家倾家荡产、流放戍边。

大赦制度　汉代以儒家思想指导司法，出现了频繁的大赦制度。统治者认为赦乃德化之道，仁政之端，所以凡即位有赦，死葬有赦，灾异有赦，寿庆有赦……西汉两百余年，总计大赦有七八十次，平均二三年一次。滥赦的结果，使犯罪率更高，社会愈加动乱。而有罪不惩，对于被害者来说，无异于冤狱。东汉王符在《潜夫论·述赦》中指出：“今日贼良民之甚者，莫大于数赦。赦赎数，则恶人昌而善人伤矣。”崔寔在《政论》中也说：“赦以趣奸，奸以趣赦，转相驱踧，两不得息，虽日赦之，乱甫繁耳。”(www.daowen.com)

酷吏司法　汉武帝时，实行“缓深故之罪，急纵出之诛”之司法政策，就是对官吏故人入罪处理宽缓，而对“故纵宽出”人罪者要加重处罚。结果便使官吏“上下相驱，以刻为明；深者获功名，平者多后患”，造成大量冤案，这也是西汉酷吏产生的政治背景，或可说汉武帝是两汉酷吏的制造者。酷吏虽能镇压一些地方豪强，或将地方治安治理得“道不拾遗”，清静平安。但酷吏的政绩主要是靠凶暴的不法手段，制造恐怖统治所致，而不是靠正当的法律制度。这当然与历史的局限有关，由此造成了许多惨烈的冤案。

如尹赏长安缉盗。成帝永始、元延年间，朝政紊乱，贵戚骄恣，长安城中奸猾豪门不少，社会上到处仇杀剽劫。尹赏为长安令，即召集乡吏、亭长、里正、父老，举发城中恶少流氓数百人。一天，尹赏出动军队，分头缉捕，然后关进事先挖好的地下洞穴中，将犯人全部饿死。百日后，令死者家属领回尸骨。又抓来数十上百名罪行较轻，愿意悔改的良家子弟，令其家长用钱赎回，或用为爪牙，使之立功赎罪。这样一来，盗贼事辄止，亡命徒散逃，社会治安立见好转。但其手段之残酷，不免有冤滥，且完全不合法，无异于滥杀。后来，尹赏为江夏太守时，同样用此法捕捉盗贼，但“所诛良民甚多”（《汉书·酷吏列传》）。

东汉此类酷吏更多，《后汉书·酷吏列传》载，董宣为北海相，知大姓公孙丹家杀人奠基新宅，便捕公孙丹父子诛杀。其宗族亲党三十余人，来府衙喊冤，董宣又将他们全部收入狱中，竟全部杀光。黄昌任宛县令，有人盗其车盖，大概想给黄昌一个下马威，黄昌侦知是曹家所为，“悉收其家，一时杀戮。大姓战惧，皆称神明”。阳球拜九江太守，也是“设方略，凶贼殄破，收郡中奸吏尽杀之”。此类事例不胜枚举。

对用如此暴行所获得的统治政绩，司马迁与班固诸史家都表赞赏：“虽惨酷，斯称其位矣。”个别酷吏确也有些颇值称许的举动，如董宣为洛阳令时，湖阳公主的奴仆仗势杀人，又藏匿于主家不出，吏不得捕治。董宣便候此奴驾车陪公主外出时，截车杀了此奴。然而，此类事迹只是少数，大量存在的是酷吏们玩弄法律，滥杀无辜的记录。

如周阳由为郡守，“最为暴酷骄恣，所爱者，挠法活之；所憎者，曲法灭之。所居郡，必夷其豪。”土豪也有守法与不法之别，而他一概夷平之。义纵为定襄太守，一次视察监狱，将两百余名重罪轻系的犯人，及私自入狱探看他们的宾客昆弟等两百多人，估计都是当地的豪强，全部加以“为死罪解脱”的罪名，并且在一天之内，将此四百余人全部屠杀，其郡民众不寒而栗。王温舒任中尉时，更是势利小人，“善事有势者，即无势者，视之如奴。有势家，虽有奸如山，弗犯；无势者，贵戚必侵夺。”（《汉书·酷吏列传》）还设告奸器（举报箱），收到情报便广为收捕，告密之风由是盛行。王温舒任广平为都尉时，捕郡中豪猾，连坐千余家，上书奏请，一概论罪，大者灭族，小者死罪。执行之日，血流十余里。狱中犯人多得整个冬天也杀不完，只急得顿足叹道：“令冬日益展一月，才够我杀犯人呀。”其好杀伐如此。汉武帝听说，却认为有能，给予升官。

严延年任河南太守，冬月将属县囚徒，定罪杀戮，血流数里，号称“屠伯”。樊晔为天水太守，“人有犯其禁者，率不生出狱”，即遭到囚禁犯人，李章为千乘太守，“坐诛斩盗贼过滥，征下狱免”，很快又拜侍御史，出为琅琊太守。黄昌任陈相，县人彭氏造筑临道楼舍，黄昌每次出行，彭氏妇人总是坐在楼上观看，黄昌不高兴，遂派兵将彭氏及其妇人收入狱中，并立案杀之。王吉为沛相，手段更是残忍，地方若有人生子不养，即斩其父母，用土棘埋尸。且杀人皆碎尸后放在车上，写上罪名，宣示属县，夏日尸体腐烂，则用绳串联其骨头，周遍一郡乃止，见者无不骇惧万分。“视事五年，凡杀万余人。其余惨毒刺刻，不可胜数。”（汉书·酷吏列传）酷吏能如此随心所欲地杀人，说明汉代法律制度在执行中的随意性。

当然，少数酷吏用刑不避皇亲国戚及官员，也时会发生几件酷吏被冤害案。如前述景帝时的郅都，便是位廉洁奉公，不避权贵的酷吏，被窦太后冤杀。武帝时，御史大夫张汤办案手段残忍，上述腹诽案已可见一斑，从而得罪了许多同僚，很多人都在监视张汤，伺机报复。御史中丞李文不法一案，被张汤问成死罪，便有人告发张汤与下属合谋陷害李文。案子由酷吏减宣审理，而减宣与张汤不和，此案对张汤极为不利。同时，丞相与三位长史又告张汤泄露国家经济政令，囤积物资致富。武帝便认为张汤欺君罔上，派使者前去质问。张汤不肯服罪，武帝便派廷尉赵禹亲往赐张汤自裁，张汤留下遗言：“陷臣者，三长史也。”随即自杀。后查明张汤家财不过五百金，全是俸禄与赏赐所得。武帝闻知，恨三位长史的诬告，便诛杀三位长史，丞相也畏罪自杀。酷吏张汤害死过许多无辜之人，他为人所陷而死也算报应。东汉末年，司隶校尉阳球敢于惩治当权坏政的宦官，诛杀了中常侍王甫父子三人，财产没入，家属流放。而曹节等人见王甫被杀，兔死狐悲，便向皇上诬告阳球。阳球遂被送洛阳监狱治死，妻儿徙边。

皇帝意志为法　司法过程中，也常常以皇帝的意志为左右。如宣帝时，京兆尹张敬为私仇杀人，宣帝非但没有治罪，反而将他升迁为刺史。尤其是当时许多酷吏，都看皇帝的脸色办事。如武帝时的张汤“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监吏深刻者；即上意所欲释，予监吏轻平者。”“腹诽”罪名的制造，也是武帝欲杀颜异的结果。酷吏杜周更是“上所欲挤者，因而陷之”。有人责备杜周：“君为天下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狱者固如是乎？”杜周直截了当道：“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就是说，完全可按君主的旨意断案，因为法律本来就是按君主的意志制定的。所以只需按现在的君主旨意办，不必拘泥于过去的法律，这可谓中华法系最为悲哀的内核。酷吏若违背皇帝的意志，也绝没好下场。如酷吏义纵，不赞同杨可告缗事件，认为这是乱民，查捕了杨可的幕后指使人，不料指使人竟是武帝派遣的，于是武帝将义纵斩首示众。

《汉书·杜周传》载，汉武帝时，杜周为廷尉，当时诏狱（就是皇帝下令办的案子）极多，二千石以上官员入狱者新旧相因，常不下百人。廷尉及中都官审理诏狱，牵连逮捕人数常常可达数万之众。当官的都如此不安全，更何况一般民众。地方大府一年上报狱案有千余件，大案牵连逮讯数百上千人，小案也起码数十人。民间狱案在胥吏的任意文致下，逮捕牵连的人数更无从统计。两汉的监狱已十分普遍且量多，“天下狱，二千余所”，仅中都洛阳就有官狱二十六所，且监狱管理极为黑暗，虐囚致死乃家常便饭。可见汉代在崇儒德治之外表下，法制繁琐紊乱，冤滥比比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