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党锢案祸起于当时朝野有气节、崇道义的士大夫们对握有实权、统治黑暗、荼毒百姓的宦官势力的不懈斗争。所谓“党锢”，即是对结党反抗的士大夫们禁锢终身，本人乃至亲属都被禁止就学和出仕。由于皇帝的昏聩和偏向，士大夫们遭到惨重的打击和杀戮。当时优秀的士人被入狱害死者达数百人之多，是秦始皇坑儒以来又一次大规模迫害知识分子的惨案。

自延熹二年（159年）桓帝利用宦官单超等五人，铲除了飞扬跋扈的大将军梁冀，宦官单超等人因功受封万户侯，朝政大权便从外戚手中转移到宦官集团手中，皇帝反而成了宦官的傀儡。《后汉书·宦官列传序》说他们“手握王爵，口含天宪”，“阿旨曲求，则光宠三族；直情忤意，则参夷五宗”。长期外戚擅权遗留下来的任人唯亲的裙带之风，宦官更变本加厉，兄弟姻亲都成为掌有实权的中央及地方大吏，对百姓大肆压榨盘剥。赵翼《廿二史劄记》中说：“唐、明阉寺先害国而及于民，东汉则先害民而及于国。”

东汉社会敬重读书人，崇儒敬士之风很是普遍，官员中有不少著名学者。当然名利所在，趋之若鹜，因此私学大盛，官学规模也空前发展。如顺帝时，洛阳太学聚达三千余人，士人群聚，交流联络，汇成舆论，影响颇大。由于朝政昏暗，宦官势焰太盛，士大夫们普遍感到无比的压抑和愤慨，常常一触即发，群起请愿。如冀州刺史朱穆因打击宦官党羽而遭贬职，京师数千名太学生诣阙上书，为朱穆申冤。皇甫规平羌有功，但触犯宦官被议罪入狱，又有三百多名太学生到朝廷请愿。东海太守宋均因事免官，郡中数千吏民到洛阳请愿，要求留任宋均。同时，士大夫们标榜自己得官正当，为官清直，是不畏强暴的“清流”，而蔑视那些门路不正、投靠宦阉、贪污腐败的“浊流”官吏，“清流”与“浊流”之间也同样展开着争斗。

李膺，字元礼，历任青州刺史、渔阳太守、蜀郡太守，转任护乌桓校尉、度辽将军，威震边关。延熹二年，李膺任河南尹。北海郡守羊元群贪赃，声名狼藉，罢官后车载奇珍异宝而归。李膺表奏朝廷，要求办他的罪，而羊元群向宦官们行贿，李膺被反坐治罪，罚作左校苦役。幸亏司隶校尉应奉上疏为之辩理，才得免刑。李膺复出为司隶校尉，他为官严厉明察，政绩超群，尤其对横行霸道、残害民众的宦官子弟，予以坚决打击，如跟踪追击，逮捕处决了宦官张让之弟，杀孕妇取乐的野王县令张朔，因而名声大噪，也为宦官集团恨之入骨。

太尉陈蕃，字仲举，以敢于阻击宦官而获“不畏强御”之誉。二人深受太学生们的敬慕，被称为“天下楷模”。另外，太学生领袖郭泰、贾彪，汝南名士范滂、南阳名士岑晊……一大批讲气节、守道义的士人互相推重，无形中结聚成一股与邪恶的宦官势力抗衡的力量，开始猛烈抨击当时的黑暗统治。斗争形式多种多样，进谏揭露、开展清议或用舆论褒贬。

南阳太守成瑨不顾朝廷的赦免令，严惩了与宦官勾结、胡作非为的豪强张。太原太守刘质诛杀了贪横放恣的小黄门赵津。山阳太守翟超籍没了宦官侯览老家的不义资财。东海相黄源逮捕法办了杀人的下邳令徐宣。他们都与宦官及其党羽进行坚决斗争，惩办不法。然而宦官百般潜诉于昏聩的皇帝，将白痴皇帝惹怒，在朝廷敕令的淫威下，大肆迫害正直的士大夫官员。结果，成瑨、刘质死于狱中，翟超、黄浮被罚苦役。这一系列事件，拉开了党锢惨案的序幕。

第一次党锢案的导火线是延熹九年（166年）李膺诛杀风水先生张成之子。张成以推算祸福、占卜凶吉，交结宦官，乃至桓帝也请他算卦。一次占卜之时，张成当众推断朝廷就要颁布赦令。为日后验证，他居然指使儿子行凶杀人，以报私仇。当时任河南尹的李膺得知内情，愤慨万分，便不顾赦令，硬是将张成之子就地正法。宦官乘机唆使张成的徒弟牢修上书诬告李膺交结太学生、士大夫，聚党营私，诽谤朝廷，败坏纲纪。在宦官的蛊惑下，桓帝大为震怒，严令各地收捕“党人”。陈蕃因不肯在敕令文件上署名，并上书反对而被罢官。

李膺遂很快被捕入狱，一些地方官乘机大肆牵连，任意诬陷士大夫为“党人”，入狱者达两百多人。许多人只得闻风逃亡，官府还到处悬赏捉拿，吏役们到处逮捕。一时，朝野笼罩在极度恐怖之中，人人自危，惶惶不安。李膺虽身陷囹圄，受尽凌辱，但仍志节不屈，正气浩然。范滂等人为减轻他人痛苦，还争受毒打。名士陈寔主动到洛阳投案，说：“我不入狱，大家就会失去依靠。”度辽将军皇甫规更以自己没列入“党人”名籍而以为耻。一些儒生甚至上书，称自己也是党人，应该连坐。

太学生贾彪见事态严重，来洛阳向外戚城门校尉窦武求援，窦武也对宦官反感而同情太学生。由于窦武及尚书霍谞的上书营救，桓帝时意已有所缓解，便下令赦免“党人”两百多名，放归田里，禁锢终身。(www.daowen.com)

通过此次炼狱，士大夫们更加意气昂扬，临难不苟，推崇标榜之风更上一层楼。舆论推出陈蕃、窦武等人为“三君”，李膺等为“八俊”，郭泰等为“八顾”，张俭等为“八及”，度尚等为“八厨”。“顾”、“及”、“厨”诸字有德行好、引导人、救贫困等含意。

桓帝很快病故，灵帝即位。建宁元年（168年），窦太后临朝，陈蕃被起用为太傅，与大将军窦武共同秉政，被禁锢的李膺、杜密等人也相继被启用。九月，宦官郑飒因事下狱，供词中牵连到中常寺曹节、王甫等大宦官。陈蕃、窦武决定趁此良机，将曹节等宦官一网打尽，于是写好奏章向窦太后报告。不料奏章被宦官朱瑀偷看，曹节、王甫等人便先发难，以武力劫胁窦太后，夺取玺绶，矫诏发兵收捕窦武、陈蕃。窦武拒捕率部抵抗，陈蕃领太学生与宦官搏斗。最后陈蕃被捕遇害，窦武兵败自杀，两人的亲故门生或株连被杀，或闻风而逃。郎中谢弼上书请求释放陈蕃家属，也被贬黜后害死。

接着又发生了更为惨烈的第二次党锢案。“八及”中的张俭，时任山阳督邮，而大宦官侯览是当地人，依仗权势，残害百姓，强抢民女，侵占土地，无法无天。张俭上奏举劾侯览罪行，请求依法严惩，并将其强抢的资产没收。侯览怀恨在心，唆使张俭同乡朱并，上书诬告张俭与同乡二十四人结党谋反，图危社稷。灵帝也不辨是非，下令逮捕张俭。张俭只身逃亡，官府跟踪追捕，凡接纳过张俭的人家都被灭族。

曹节等人便乘机扩大事态，大兴党狱，将李膺、范滂、杜密等一百多人全部逮捕。搜捕开始时，有人劝李膺逃生，李膺却说：“事不辞难，罪不逃刑，臣之节也。”自动入狱。范滂也主动到县里投案，县令郭揖大为感动，解下印绶准备与范滂一起逃走，但范滂不愿牵累他人，遂只身入狱。一百多名士大夫相继被害死狱中。此外，奸人乘机告讦，官员任意牵连，从而致死、监禁、流放、废锢的士大夫又有六七百人，其妻子家属也被流放边地。

熹平元年（172年），窦太后死，有人在皇宫门墙张贴反对宦官专权的标语。宦官怀疑是太学生所为，又四处搜捕太学生近千人。熹平五年（176年），永昌太守曹鸾上书为“党人”讼冤，措辞激切。灵帝大怒，下令将曹鸾入狱，后即被拷打致死，同时下诏，凡是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并五服以内亲属，统统加以禁锢。

第二次党锢案前后持续了十几年，一直到黄巾起义，朝廷见局势危急，灵帝才勉强采纳宦官吕强的建议，宣布赦免党人，以防止党人积怨成仇，与黄巾军勾通。然而宦官迫害士人之事依然不断。如侍中向栩上书论宦官之害，被诬与黄巾军勾结，下狱至死。郎中张钧上书论十常侍残酷剥削，百姓被逼从贼，也被下狱而死。谏议大夫刘陶上书说当今国家大乱是宦官造成的，又被下狱拷打而死。

东汉士大夫与腐朽的宦官势力的斗争，虽造成了一场场悲剧，数百人为此献出了生命，但士大夫们在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气节和品格，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北宋末年太学生陈东诸人的反投降请愿、明末东林党人的反宦官斗争……都可说是东汉士大夫精神的发扬。顾炎武《日知录》中赞道：“朝政昏浊，国事日非，而党锢之流，独行之辈，依仁蹈义，舍命不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