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起　卫国人，一度做过鲁国的将军，旋即入魏，任西河郡守，后因受倾轧排挤，由魏入楚，被任为宛守。楚悼王即位，吴起被提升为令尹（相国），主持变法。吴起认为，楚国国贫兵弱是由于大臣权重，封君太众。于是开始削减官吏的禄秩，精减无能冗员，整顿官场吏治，并对封君三世的贵族取消爵禄，把旧贵族迁徙到荒凉之地去开发，节省开支来供养选练兵士，增强国家实力，所谓“损有余以补不足”。

这些改革措施严重触犯了一些贵族与官员的利益，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公元前381年楚悼王去世，尽管吴起变法取得一些成效，但新即位的楚肃王并不支持变法，许多贵族官员乘机围攻吴起。吴起逃到悼王的治丧处所，伏在悼王的尸体上抽泣。贵族官员们依然肆无忌惮地向吴起放箭。吴起被射中，同时箭还射中悼王尸体。最后，楚肃王判吴起车裂刑，即被肢解而死，而射中王尸的贵族也有七十余人被判死刑。

现在人们对吴起变法一般持肯定态度，由于史料太少，实难细论。但从《史记·吴起传》中，我们看到吴起是一个心狠手辣相当残忍之人。年少时，吴起家有千金，相当殷富，但吴起长期游仕不遂，花费惊人，居然搞得倾家荡产。乡里有人讥笑他，吴起居然手起刀落杀了讥笑者三十余人，然后逃奔他国。他在鲁国任将军时，娶了齐女为妻，引起鲁人的怀疑，吴起竟然杀妻以表心迹，这就是所谓“杀妻求将”。在魏国，大臣李克也说吴起“贪而好色”。由是观之，吴起变法有功被害，固然是冤，然其为人残忍贪傲，执政树敌，被害也属必然。从楚贵族宁愿用七十多条生命换吴起一命来看，吴起变法也颇耐人寻味。

商鞅　卫国贵族出身，姓公孙，曾称公孙鞅，或称卫鞅，后因被秦封于商，故称商鞅，曾在魏国做过小官，后来到秦国辅佐秦孝公。在孝公的支持下，于公元前356年，开始进行变法。内容可分成五个方面：

一、政治上加强专制力度，实行恐怖统治。主要手段是：什伍连坐，轻罪重刑，“法胜民”。什伍为军队基层编制，商鞅将它应用于民间村邑，即将民众置于严密的军队式组织控制之下，用全面军事化的措施来强化控制，并开邻里间告奸连坐之先河，用轻罪重刑等严酷手段，有效地加强了对民众的控制。《史记·商君列传》载：“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卫鞅曰：‘此皆乱化之民也’，尽迁之于边城，其后民莫敢议令。”用流放边境的刑罚来压制舆论，不允许民众有任何议政的权利。

《商君书·去强》谓：“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这也是轻罪重刑思想的一种荒诞表现，用奸民治善民，其结果只能是统治残暴，治狱冤滥。最让人啼笑皆非的是说：“重罚轻赏，则上爱民，民死上；重赏轻罚，则上不爱民，民不死上。”认为重刑是一种“上爱民，民死上”的体现，典型的法西斯逻辑。《商君书·说民》中说，国家若用善人管理，罪过就会被隐匿，叫“民胜法”，统治秩序就会乱；国家若用奸人管理，罪行就得到惩罚，叫“法胜民”，国家就会强盛。总之，要把国家统治建立在一种“奸民治善民”的恐怖控制之中。这样所谓的“法胜民”，令人不寒而栗。

二、经济上加强国家控制，掌握民生命脉。主要手段是：土地国有，奖励耕织，抑工商。“作辕田”，明确国家对土地的所有权，使它成为中央集权政治统治下最可靠的经济基础。然后是奖励耕织，一般认为，此措施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其实并非如此。《商君书·垦令篇》要求：禁止正当的粮食贸易流通渠道，用提高关税来压制农民经商，杜绝农业方面的商品生产，国家垄断山泽之利，不许人们开发利用；禁止农民从事开设旅店等副业以增加收入，减断各地经济文化的交流，甚至不允许富裕人家雇佣帮工，并在“重刑而连其罪”的强控制下专一农耕。将农业生产发展建立在摧抑私营工商业和愚民政策等项措施之上，实是一种极其狭隘的农耕经济观，是一种强迫发展生产力只得单一从事农业的短期行为。国家在组织军需生产方面或许会有些“效益”，但必然为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国家整体经济的长远发展套上枷锁。

尤其是“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这一举措不遗余力地摧残私营工商业，严重僵化了社会经济的运转机制，也使重农抑商成为此后统治者长期奉行的国策。战国时期，商品经济得到一定的发展，对整个社会的进步产生了巨大影响，如私有经济的深化，社会秩序的调整，价值取向的改观等诸方面。秦国在公元前378年“初行为市”，然而就在这个点上，商鞅实行严厉地摧抑私营工商业的政策，将这一社会发展的重要契机扼杀在襁褓中。在东方诸国出现众多商业都会的情况下，秦国这方面的发展却几乎等于零，堵绝了当时私有经济发展之路，有效地稳固了君主专制统治体制，极大地阻碍了社会的正常发展。(www.daowen.com)

三、文化上摧残已有成果，厉行愚民政策。主要手段是：焚烧诗书，禁止游学，将农、战需要作为一切文化生活取舍的标准，要求人们除了积极从事农业耕耘与参军作战之外，必须舍弃杜绝其他一切社会生计与文化生活。诗、书、礼、乐、善、修、仁、廉、辩、慧之类都在禁绝之列，并与“燔诗书”、禁止游学诸措施相配合，竭力摧毁当时优秀的文化成果。另外，禁止人口的合理流动，阻隔各地经济文化的交流，将人们的视野局限在极其狭小的天地中，把民智、民力限制在一个极其单调、简陋的世界里，这种政策使本来已日渐活跃、不断昌盛的社会再次封闭僵滞起来，民众在相当蒙昧的状态下，听任统治者的摆布，无法萌发自己的创造力。这样，通过愚民政策，进一步加强了君主专制统治和秦国的军事力量。

《商君书·更法篇》中，商鞅认为统治者可以不顾社会之舆论，不管民众之要求，只要自己觉得可以“强国”、“利民”，就可以一意孤行。不与民众讨论政事，只与其分享成功的欢悦，把民众看作愚昧者，对民众采取根本不屑一顾的态度，其变法透露出“利民”的说法，完全是一种欺人之谈。

四、军事上增加军备力量，宣扬战争崛起。主要手段是：严禁私斗，奖励军功，迫诱参战，以极大的诱惑力驱使民众去为国家作战卖命，并按军功调整等级爵秩，同时增收军赋，保障军需，以增强秦国的军事实力。《商君书·赏刑》提出：在“壹教”作用下，人们都努力从战，以谋取利益，“务之所加，存战而已矣”。乃至“富贵之门必出于兵，是故民闻战而相贺也，起居饮食所歌谣者，战也”，将民众都训练成战争机器。《商君书·画策》吹嘘：“民之见战也，如饿狼之见肉，则民用矣。凡战者，民之所恶也。能使民乐战者，王。”人的天性应是憎恶战争的，而统治者能使民众乐于战争，甚至看见战争像饿狼见肉，真是不可思议的战争狂人。《荀子·议兵篇》《汉书·刑法志》中的一些记载，将秦民生计穷隘，统治者专用刑罚和功赏利诱民众从战，以保持军事强国的概况，刻画得入木三分。

五、初步完成集权专制统治体制，奠定帝国基础。主要手段是：推行县制，统一度量衡，迁都咸阳。推行县制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统一度量衡则是为了便于国家田租、军赋的征收以及军功赏赐、官员俸禄的发放，另外，革除落后的戎狄风俗，造就有利于专制集权统治的小农家庭基础。其法治主要为“刑赏”二字，且以刑罚为主，目的是禁止民众对统治的不利行为与不同政见。《开塞》主张惩治“将过”罪，即将要犯罪，实际上还没有犯罪，其实质就是不用任何客观的标准，允许统治者以主观臆测去进行司法统治，以实现《商君书·修权篇》所谓“权者，君之所独制也”。

《史记·商君列传》赞誉变法道：“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在如此高压统治下所获得的社会暂时安定局面，只是一种虚假的表象，并不值得称道。商鞅“天资刻薄”的个性，在秦国处境日渐孤立，他每次外出都要“后车十数，从车载甲，多力而骈胁者为骖乘，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车而趋，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史记·商君列传》）如临大敌，神经高度紧张，害怕别人暗算已到了杯弓蛇影、草木皆兵的地步。可见，其变法统治逾益不得人心的境况已不言而喻。

商鞅变法加强了秦国的专制集权与军事实力，政府几乎垄断了一切社会资源，可谓达到了“强国”的目的，然而这是建立在对人民施行残暴且恐怖，竭力消灭民间力量，粗暴干涉私人生活的基础上的。尽管它为秦后来的统一大业准备了军力，但是这样的国强民弱、官贵民贱的社会，专制权力渗透到每一个角落，绝非是一种进步。如此带有军国主义色彩的“崛起”，非但不值得赞赏，而且应对其进行批判。一些历史、文学作品都把商鞅塑造成一位因主持改革而使帝国日益强大的英雄，一位主张以法治国的先驱，一位以身殉国的伟人，然而，我们认为这场改革运动所形成的专制统治体制与权力运作规则实为中国社会一切罪恶的渊薮。

商鞅变法期间得罪了许多贵族官员，如太子驷犯法，估计也不会太严重，商鞅判处太子的师傅公子虔杖刑、公孙贾黥刑，后来公子虔又因犯罪被判劓刑。《史记·商君列传》集解引《新序》说：“卫鞅内刻刀锯之刑，外深钺之诛，步过六尺者有罚，弃灰于道者被刑，一日临渭而论囚七百余人，渭水尽赤，号哭之声动于天地，畜怨积仇比于丘山。”一天就要杀七百余人，把渭水都染红了，真骇人听闻！所以，秦孝公一死，公子驷即位，是为秦惠公。公子虔党羽便向惠王诬告商鞅谋反，惠王也正要报仇，就下令逮捕商鞅。商鞅逃向边关、魏国，都无处藏身，只得逃回封邑，发动家丁邑兵去攻郑国，很快被赶到的秦军捕获。商鞅被车裂、灭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