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770年前后，周幽王被西北夷、戎诸族杀于骊山脚下，周平王被迫东迁，周王室从此衰微，历史进入动荡的东周时期。到公元前256年，东周为秦所灭。两周共历三十七王，约九百余年。东周前期为春秋时期，众多的诸侯国开始成为历史舞台上的主角，进行着无休止的不义之战，而冤狱便主要围绕着各国君臣之间的关系展开。

伍子胥之死　当时，伍子胥父子的有关冤屈遭遇最为有名。楚平王时，伍子胥的父亲伍奢为太子建的老师，官拜太子太傅。奸臣费无极官任太子少师，平王为太子娶亲，派费无极到秦国接媳妇。费无极归来，为了邀宠，向平王说：“秦女绝美，王可自娶。”平王遂自娶为妃。费无极知得罪太子，便出计把太子建调往边城驻守。过了一年，费无极又诬告太子建与伍奢外交诸侯，准备谋反。平王便派人先把伍奢抓来拷问，并派司马奋扬前往杀太子。幸亏奋扬预先派人通报太子，太子建逃奔外国。费无极又告诉平王，伍奢有两个儿子，都很有本事，若让他们逃往敌国，将是楚国的祸害。平王便使人告诉伍奢：“能把两个儿子叫来则生，否则便死。”伍奢知道，大儿子伍尚为人仁厚，一呼必来；二儿子伍员（字子胥）为人精明，能成大事，必不肯来。果然，伍尚知是诡计，便叫弟弟逃走，自己去赴君命。于是，平王杀了伍奢和伍尚，伍子胥带着满腔的仇恨亡命他国。

十几年后，伍子胥助吴王阖庐登位，并建立霸业，再次破楚都，掘楚平王墓，鞭尸复仇。阖庐在与越国交战中受伤而死，太子夫差即位。为报父仇，夫差大败越国。越王勾践收集残兵，派大夫文种通贿于吴太宰伯嚭，并卑辞厚礼讨好夫差，请委国为臣妾。伍子胥看出勾践的志谋，劝夫差乘胜灭越。夫差不听，终与越议和。

回国后，夫差又进兵中原，两次伐齐。伍子胥加以劝阻，认为不灭近越而伐远齐是失策。夫差根本不听，伐齐先败后胜。伍子胥感到悲哀绝望，当夫差派他出使齐国，便将儿子托付齐人鲍牧。太宰伯嚭乘机向夫差进谗言，说伍子胥为人刚暴少恩，因大王不用其计谋而心怀不满，里通外国，望吴王早作打算。夫差说：“你不讲，我也早有疑心。”便赐剑命伍子胥自尽。伍子胥仰天长叹，对左右说：“我死后，可在坟墓上种棵梓树，长大可做棺材。并挖出我的眼睛挂在城门上，以观越军入城灭吴。”说完自刎而死。吴王闻言大怒，命把伍子胥尸体装入皮套子里，抛入江中。十年后，越王勾践果然起兵灭吴，夫差被俘。这时，他才后悔不听伍子胥之言，自杀而死。

文种被赐死　越王勾践卧薪尝胆而取得灭吴的胜利，也靠了一帮得力大臣的出谋划策与浴血征战，其中大夫范蠡、文种尤其功勋卓著。范蠡是个十分识时务、懂进退的人，看出越王长颈鸟嘴，鹰眼狼步，只可与其共患难，不可与其共安乐，便劝文种功成身退，离开越王，否则“狡兔尽，良犬烹”，将来可能要遭诛戮之祸。文种不以为然，范蠡只得独自向越王辞行。勾践口是心非地说：“你走了，叫我依靠谁。你留下，我与你分地而治。”范蠡对此种假惺惺的表白看得很清楚，决心离开，后居陶为商，积资巨万，享受天伦。

文种留在朝中，很快有小人在越王面前进谗言，说文种以谋略使越王称霸，如今官位依旧，封地未增，怀有怨恨之心。勾践听了，也有些猜忌。接着二人在派军讨伐鲁三桓等国事方面又产生分歧，越王就更对文种看不顺眼。一天，勾践声色俱厉地对文种说：“你自称兵法计谋有九术之策，过去只用了你三策，还有六策也该拿出来用用了。”文种听勾践的口气，内含杀机，感觉祸将临头，不禁叹道：“所谓‘大恩不报，大功不还’，确是如此，悔不听范蠡之言，而有今日。”果然，越王赐剑文种，令其自裁。文种伏剑自尽前喊了一声：“后世忠臣一定会以我为鉴的！”可惜，后世几乎没有几人能吸取有关教训，此类悲剧在中国历史上一再上演。

君主擅杀臣属　春秋时，君主擅杀臣属常常不用什么像样的罪名。如楚灵王怀疑令尹屈申有二心，不待求证便杀之。楚平王患令尹计成然恃功而不知度，也杀之。陈灵公与大夫孔宁、仪行父皆私通夏姬，淫乱不堪，大夫泄冶上谏：“君臣淫乱，民何效焉？”遂被杀。晋怀公立，命跟从重耳在外国流亡的人员将自己的儿子召回。大臣狐突不愿召回二子，即遭杀害。晋灵公因宰夫烹熊掌不熟，便诛杀之，并叫婢女抬尸弃之野外。灵公还数次使人暗杀执政赵盾，甚至放凶狗撕咬臣属。晋越婴与赵庄姬私通。事情败露，大夫赵同、赵括将赵婴放逐。赵庄姬乃晋成公之女，因谗之于晋景公，说二人将为乱。景公也不问青红皂白，遂诛杀赵同、赵括，并族灭之。晋厉公杀直谏的大夫伯宗，又杀大夫郤锜、郤犨、郤至，陈尸于朝，夺其财产。齐懿公为公子时，与臣属一起狩猎，或有争执，即位后便断其足以施报复……此类君主的滥刑冤杀相当普遍。

邓析被杀案　春秋诸国执政大臣冤杀臣民之事也常有发生。《左传·定公九年》载：“郑驷歂杀邓析，而用其《竹刑》。”驷歂是郑国执政，他为什么要杀害作《竹刑》的邓析呢？《荀子·非十二子篇》说：“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而好治怪说，玩绮辞，甚察而不惠。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为治纲纪，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惠施、邓析也。”可以看出，邓析是位辩才出众的思想家，荀子站在其对立面加以贬斥，但也不得不承认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吕氏春秋·离谓》则把邓析描写成一个专与官府作对的恶棍和乱法败俗的讼师。如说邓析教民学讼，“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而可与不可日变。所欲胜，因胜；所欲罪，因罪”。要知道这在当今司法较为民主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律师都很难办到的事，说邓析在上古司法相当原始且专制的时代就已经办到了，这几乎就是神话。

根据《左传》紧接其后批评驷歂这一做法的话来看，“君子谓子然（即驷歂）于是不忠。苟有可以加于国家者，弃其邪可也……思其人犹爱其树，况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无以劝能矣。”可见，邓析是一位有益于国家的法学家，否则驷歂何用其《竹刑》，即《左传》所说“加于国”而“用其道”。所谓“弃其邪可也”，最多也就是邓析有一些不同政见，你弃罢不用就是了，何必要杀人呢？郑国另一位执政子产“不毁乡校”，与此形成鲜明对比。所以驷歂因不同政见杀人是于国不忠，更是无以劝能。这一批评是诚恳且尖锐的，可惜对统治者并不能起到反省、儆戒之作用。

孔子杀少正卯疑案　据《荀子·宥坐》所载：“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孙子数落少正卯的罪状是：“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也就是说少正卯内心凶险、行为邪僻、虚伪好辩、喜记怪事、非理狡猾，这些大多是属于“思想犯罪”。《论衡·讲瑞》中说少正卯在鲁国与孔子同时讲学，曾使孔子之门“三盈三虚”，这就是说少正卯的学说也相当有吸引力，连孔子门徒也被争取过去了。这种学术思想上的竞争可能就是孔子要诛杀异己的重要原因。可见像孔子这样以“礼”、“仁”自我标榜的思想家，一旦执掌权力（摄相才七天），就迫不及待地要杀害与自己持不同学术见地的思想者。我们只有表示悲哀，为这样的制度与文化深感悲哀！不过，此事仅见于《荀子》《史记》《孔子家语》诸书，而不见于《左传》《伦语》。总之，像荀子这样的儒家后辈，包括编写《孔子家语》的儒家后学们绝不至于给自己崇拜的老师妄加罪名吧！(www.daowen.com)

大臣互害诸案　当时诸侯国大臣间互相陷害、被杀的冤案也不少。如楚国左尹郤宛被灭族一案，罪魁就是那个曾经谋害伍奢父子的奸佞费无极。郤宛为官正直，也有才能，颇得人心，使费无极相当妒忌。令尹子常是个爱财信谗之人。一天，费无极对子常说：“郤宛准备请你赴宴。”转而又对郤宛说：“令尹有意来你家饮酒，子常喜欢欣赏兵器，可把家中好兵器陈列出来。”并帮挑选了“五甲五兵”放置门前，由帷幕掩着，准备届时展出。费无极见郤宛中计，便马上对子常说：“我差点害了你，原来郤宛想加害于你，还是不去赴宴为妙。”子常听了，派人去探察，果然兵器林立，杀气腾腾。于是，子常派右领鄢将师带兵去进攻郤宅。郤宛闻祸自杀，军队烧了郤宅，尽灭郤氏之族，并杀其朋友包括楚大夫晋陈、阳令终与子弟。《左传·襄公十年》记，郑子产闻盗，出“兵车十七乘”，杜注“千二百七十五人”。春秋一国大夫之族兵就有如此之数，而所谓灭族，起码要杀数千无辜。

楚国大将子上无辜被杀一案让人唏嘘不已。晋阳处父率军侵蔡，楚派大将子上领兵去救，与晋军隔江相持。阳处父提出自己后退三十里，让楚军渡江摆开阵势再战。于是，子上准备渡江。楚军副帅大孙伯不同意，认为晋军若不讲信用，等我军渡江到一半时搞突然袭击，那时后悔就来不及了。楚军打算后退三十里，等晋军渡江。而阳处父见此情景，就大肆宣扬说“楚军逃跑了”，接着就率军回国了。楚军见此也只好回国。不料，大将子上回到楚国后，太子商臣却诬告说：“子上是接受了晋国的财礼而躲避晋军，这是楚国的耻辱，罪过是很大的！”于是，楚成王就杀了子上。

齐国大臣崔抒滥杀太史事件也相当出名。齐庄公荒淫无度，大臣崔抒强娶故去的棠公之妻棠姜为妾。不料庄公也勾搭上了棠姜，引起崔抒的怨恨，借机杀了齐庄公，又杀了庄公嬖臣贾举等十余人。崔抒立齐景公，自己为相国。这时，齐国太史记道：“崔抒弑其君。”崔抒一看，顿时大怒，杀了太史。其弟接替兄长之职，同样如此书写，又被崔抒砍了。另一个弟弟仍坚持不改，崔抒杀得自己也有些手软了，这才罢手。此事被誉为中国古代史官不畏强暴、秉笔直书的典范。其实，真正秉笔直书还应该加上“庄公淫”三字，即把此事的前因后果都记载入档，而不应隐瞒齐庄公荒淫的事。从中可见，为尊者讳，很早就已经成为中国古代史官之传统。

冤杀滥刑平民诸冤　当时统治者冤杀滥刑平民之狱更是无数，然而有记载的不多。鲁隐公十一年（公元前712年），大臣羽父想巴结隐公，自请去杀隐公之弟轨，以保隐公能永做鲁君，并自请为太宰。不料隐公却正想把位子传给弟弟，自己好去养老。羽父碰了一鼻子灰，反到轨那里去说隐公的坏话，说愿意去杀隐公，帮轨继统大位。一次，隐公外出祭祀，留宿在村野为氏之家。羽父便派刺客把隐公杀了，拥立轨为君主，是为桓公。同时，羽父又把弑君之罪转嫁给为氏，派兵讨伐为氏，杀了为家好多人。

楚国卞和氏献玉被刖刑的故事，也常被人提起。卞和氏得玉石，献于楚厉王。厉王令玉匠鉴定，玉匠说是石头，卞和氏便以欺君之罪被刖右足。厉王死后，武王继位。卞和氏再次将此玉石献于武王，玉匠依旧说是石头，卞和氏又被刖去左足。楚文王即位后，听说卞和氏抱着玉石在城郊痛哭了三天三夜，直哭得双眼泪尽，血都流出来了，便差玉匠再去仔细鉴定，果然是宝玉，遂名“和氏璧”。此类似寓言故事，难辨真伪，但含义倒相当深刻，需要后人认真思考：此美玉拾得于楚山，为什么就不能自己收藏鉴赏？为什么一定要献给帝王家？哪怕自己的双足被砍掉也不足惜！其抱玉痛哭得何其惨烈，就为了向帝王表达：自己没有欺骗君王，自己是忠贞之士，而不是控诉自己被冤枉砍掉了双足。这其中反映出怎样的一种国民性及其文化内涵？只要能向帝王表达自己的忠贞，肉体受虐也可以忽略不计。国人如此轻视自己的生存权利，在此案中得以充分体现。有学者将其描述为“受虐的道德快感”，实质为一种奴才心态！

殉葬之风《史记·秦本纪》载，秦武公于公元前678年死时，“初以人殉死，从者六十六人”。秦穆公于公元前621年死时，用了一百七十七人为他陪葬，这大概是西周以来用活人陪葬最多的一次。西周立国，殉葬之风顿减，而到春秋中期，秦国仍有如此大规模的殉葬，令人悲叹不已！陪葬者中不但有奴婢、近侍，并有一些相当有才干的士人。如当时贤达之士、子车氏的三个儿子：奄息、仲行、针虎，便在这陪葬的行列之中。秦国民众只能作《黄鸟》诸诗来表哀叹、惋惜之情，诗中写道：“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人们诅咒老天，杀害贤士，要是能赎回的话，拿一百个人来换都行。可见，殉葬者死得有多冤。悲哀的是，人们却还是没有觉悟到真正害人的是君主专制体制。

《西京杂记》卷六载，盗墓者掘开晋幽公的陵墓，见其内有百余具殉葬者，横相枕藉，除一男子外，全部都是女子。这些殉葬者尸体未腐，或坐或卧，甚至还有站立的，衣服、肤色不异活人。《史记·晋世家》载：“幽公淫妇人，夜窃出邑中，盗杀幽公。”就是说晋幽公是在出宫与妇人鬼混时被人杀掉的。一个非正常死亡的君主，都有这么多的殉葬者，那么正常死亡的国君，估计殉葬者更不会少。

齐桓公死于宫廷政变，被奸臣禁闭在寝殿中活活饿死。死后数十天，直到腐尸上的蛆虫爬民室外，才被人发现，死得如此悲惨。然而陵寝却十分豪华，不但随葬品非常多，而且发现有殉葬者的骸骨，横七竖八地躺在地宫里。可见，春秋时期以活人殉葬是必不可少的葬礼之一。《吴赵春秋》载，吴王阖闾的女儿去世后，阖闾用计谋强迫市民殉葬，手段相当残暴。《墨子·节葬下》中说：“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舆马女乐皆具……”春秋时期的文化与商代相比肯定已有很大进步，然而当时的殉葬之风依然如此厉害，说明当时还没有“人”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