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每到一个重要的战略转折期，都会出现关于所有制问题的激烈争论。关于公有制经济，有人持否定或怀疑态度，一种极端观点根本否定公有制经济存在的价值，主张彻底地私有化或民营化。当前要达成对公有制经济存在价值的共识，需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公有制代替私有制是生产力的社会性所决定的客观必然。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以贯之的基本立场和观点，是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方向和道路的重大政治问题。反对公有制、主张私有化的理论根据从哲学上是历史唯心主义的“经济人假设”，从经济学上是新自由主义或市场原教旨主义，二者都主张私有制是全人类的普遍需要，具有普遍适用性；贯穿人类历史发展的全过程，具有普遍的永恒性。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阐述的共产主义的最高纲领是“消灭私有制”。^[4]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看来，选择公有制既不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也不是因为公有制偏好，而是生产力革命性的必然结果。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生产力的社会本性和生产资料资本家私人占有的矛盾越来越激烈，解决这种矛盾的唯一办法就是按照生产力的社会本性，使占有形式适应生产形式，用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代替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以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

公有制为主体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保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容许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容许按资本等要素分配，贫富差距就必然存在，但只要保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贫富差距就可以控制在合理的限度，就不会恶化到两极分化的程度。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分配制，“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5]。公有制下的分配关系是按劳分配，私有制下的分配关系是按资分配。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结构能在初次分配时将劳动者和资本所有者之间的所得差距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保证财富分配不向极少数人集中。公有制经济中的利润属于全民或集体成员公有，不能被任何个人所分割，为全民或集体成员分享发展成果、增进福祉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有人认为将全民财产平均分配给每个公民即可实现共同富裕。马克思在《反克利盖通告》中批判了人人拥有财产就可以解决一切社会矛盾的假设。克利盖接受了民族改良派的“计划”：每一个农民都分给不超过160英亩土地，而且只能限于自耕。马克思指出：“很快就会发生这种情况：一个‘农民’即使没有资本，但由于他的劳动和他的160英亩土地的天然肥沃，就会使另外一个农民变成他的雇农。其次，无论‘落到强盗般的投机分子手中’的是‘土地’还是土地产品，难道不是一样吗？”^[6]可见，任何均分财产性质的改革，撇开操作技术上的复杂而高昂的成本不谈，即使能够保证起点和过程的绝对公平，只要存在市场化运作，财产始终有着从多数人向少数人积聚的问题。俄罗斯私有化改制已经有力证明了这一点。更何况，我国人民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不同的利益群体，贫富差距较大，全民均分国有资产只会导致不同阶层财富占有的同步正向增长，无助于贫富差距的解决。从世界范围看。世界上大约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实行私有制，但只有10%左右的是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绝大部分私有制国家属于发展中国家，其中许多国家落后于中国，两极分化严重。中国不同于其他任何国家的最具特色的在于拥有世界上最为庞大的公共财产，这是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之所在，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是我们实现共同富裕的最为坚实的物质基础。(www.daowen.com)

公有制为主体得到最广大人民群众拥护。哲学中，价值的一般本质在于，它是现实的人的需要与事物属性之间的一种关系。当我们谈论任何价值的时候，都要指明是对哪个主体的价值。比如，农地制度如何安排对农民最有利？最具权威的是作为价值主体的农民，而不是旅居海外的经济学家或书斋中的学者。著名“三农”学者贺雪峰团队的调研显示，对于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大部分农民其实只是要土地的收益，而不是要土地的权利”^[7]，“他们对土地的关心，与其说是关心土地权利，不如说是关心土地的收益与耕作是否方便”。^[8]对中国农民而言，土地除了是农民集体的重要财产以外，还是农民就业和生活的基本保障。在国际金融危机期间，2000万农民工因金融危机失业，既没有滞留城市形成与拉美国家城镇化过程中相似的“贫民窟”，也没有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农村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具有的吸纳功能，为农民提供了最可依赖的社会生活保障。虽然中国已经到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乡村的历史阶段，但生产力水平的制约及中国农业大国的国情决定了这种反哺是缓慢推进的，适应市场化发展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也需要较长时间，短时间内城乡收入差距不可能消除，如果实行土地私有制，难免会出现土地兼并、农民失业之历史悲剧，拉美国家的“贫民窟”现象同样有可能在中国上演。对国有经济是否有必要存在，最有发言权的也应是广大人民群众。在2004年郎咸平针对国有企业改制引发的全国性的大争论中，90%以上的网民赞成郎咸平的基本观点，反对否定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私有化。

加强舆论宣传，改善国企形象，增强民众认同感，也是提高对国有经济存在价值认识的一个重要途径。实践中，随着国有经济的发展壮大，国有经济对社会的贡献也日益增大。据报道，在2002—2009年，央企除向国家累计上缴税金5.4亿元外，2009年还完成向社保基金转持国有股55.3亿股，对应市值为429.68亿元^[9]，大大充实了社保基金；国有经济还承担着贯彻落实国家对经济运行的宏观调控、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应对和处理突发事件等多种国家和社会职能。因此，要加大宣传，让人民群众意识到虽然没有直接从国有经济的发展成果中按股平均分到真金白银，但国企对国家社会所做的积极贡献，就是全民直接或间接分享到的红利，国有经济的发展是增进民众福祉的重要保障。此外，还可在每年的国家预算中，指出国家预算收入中来自于国有资产收益的具体数额、在预算总收入中的比例，由国企提供的社会福利的金额及比例等等，使民众认识到国有经济增长与自己的福利有密切关系，让人民群众真正感觉到国有经济的重要作用和它为民谋利的基本属性，激发民众对公有制经济的热爱和衷心拥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