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依据财产对生产的不同作用，将财产分为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生活资料就是指消费资料，生产资料就是指私有财产。马克思所说的私有财产都是从生产资料意义上讲的，并且主要是针对资本主义社会里用于生产过程追求价值增值、导致对人的奴役和剥削的生产资料。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以大礼服为例对私有财产进行了界定：“我的大礼服，只有当我还能处理、抵押或出卖它时，只有当它还是买卖的物品时，才是我的私有财产。它失去这一特性并成为破衣服之后，对我来说，它还可能保留一些特性，这些特性使它成为对我还有价值的东西，它甚至能成为我的特性，把我变成衣衫褴褛的人。不过，任何经济学家也不会想到把这件大礼服列为我的私有财产，因为它不能使我支配任何甚至是最少量的他人劳动。”^[1]这段论述揭示了私有财产的两个特性：一是能够进入市场，进行交换，如果消灭了市场，生产者不交换自己的产品，私有财产自然就不存在了。“在一个集体的、以生产资料公有为基础的社会中，生产者不交换自己的产品”^[2]，就无所谓私有财产。二是能够占有他人劳动，私有财产与消费资料不在于财产本身对拥有者是否有使用价值、是否能被人所支配，而在于能否支配任何甚至是最少量的他人劳动。私有财产之所以能够支配他人劳动，是因为它能够产生增值，而消费资料则不能。马克思曾经以农场主的生产资料和工人的生活资料进行对比来说明二者的区别：“这五银格罗申的消费有两种方式：对资本家来说，是再生产性的，因为这五银格罗申换来的劳动力带来了十银格罗申；对工人来说，是非生产性的，因为这五银格罗申换来的生活资料永远消失了，他只有再和农场主进行同样的交换才能重新取得这些生活资料的价值。”^[3]作为增值性的私有财产表面上是人与物的关系，实质上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占有他人劳动或产品的权利，表现为劳动和资本的对立，这种对立“一达到极端，就必然是整个关系的顶点、最高阶段和灭亡”^[4]。当然，个人使用的财产和用于增值的财产并无不可逾越的鸿沟，一旦二者性质发生了转换，带来的便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改变。“对象作为为了人的存在，作为人的对象性存在，同时也就是人为了他人的定在，是他同他人的人的关系，是人同人的社会关系。”^[5]

马克思区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认为生活资料是“构成个人的一切自由、活动和独立的基础”^[6]，人人应充分享有生活资料，生活资料必须且只能私有，应得到绝对保护，“我们决不打算消灭这种供直接生命再生产用的劳动产品的个人占有，这种占有并不会留下任何剩余的东西使人们有可能支配别人的劳动。我们要消灭的只是这种占有的可怜的性质，在这种占有下，工人仅仅为增殖资本而活着，只有在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他活着的时候才能活着”^[7]。如果丧失了生活资料，为了生存，只能听命于生产资料的拥有者，“只有得到他们的允许才能劳动，因而只有得到他们的允许才能生存”^[8]。最终必然导致奴役和剥削，所以，“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的基础，是一切社会贫困、精神沉沦和政治依附的基础”^[9]。而生活资料的分配关系是由生产关系决定的，“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10]。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生产的物质条件以资本和地产的形式掌握在非劳动者手中，而人民大众所有的只是生产的人身条件，即劳动力。既然生产的要素是这样分配的，那么自然就产生现在这样的消费资料的分配”^[11]。掌握生产物质条件的非劳动者又是极少数人，绝大多数人不拥有生产资料，极少数人才能够利用这种占有去支配绝大多数人的劳动。“在你们的现存社会里，私有财产对十分之九的成员来说已经被消灭了；这种私有制之所以存在，正是因为私有财产对十分之九的成员来说已经不存在。”^[12]因此，只有改变所有制关系，才能改变分配关系。要保障人人充分享有生活资料，只有用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代替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才能既顺应生产力发展的本性，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社会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基本矛盾，又能消除剥削和奴役，真正实现马克思所追求的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马克思剖析了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把私有财产当作不言而喻的前提，“把应当加以阐明的东西当做前提”^[13]，“把他应当加以说明的东西假定为一种具有历史形式的事实”^[14]，必然会陷入自身无法克服的“二律背反”之中：一方面，国民经济学家认为，既然“劳动是人用来增加自然产品的价值的唯一东西，劳动是人的能动的财产”^[15]；那么，“依照概念来说，劳动的全部产品是属于劳动者的”^[16]。但是，“实际上工人得到的是产品中最小的、万万不能缺少的部分，也就是说，只得到他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工人维持生存所必要的那一部分，只得到不是为繁衍人类而是为繁衍工人这个奴隶阶级所必要的那一部分”^[17]。另一方面，私有财产是最自然、最合理的存在，正因为它是最自然、最合理的存在，因此，凭借私有财产占有他人的劳动也是自然和合理的，私有财产是占有他人外化劳动的原因和依据。“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他们作为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不过是享有特权的、闲散的神仙——处处高踞于工人之上，并对工人发号施令。”^[18]

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是建立在对人的本质的先行设定之上的。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本质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作为人的活动的现实成果——劳动产品就应该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而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是，工人的劳动产品被资本家占有，反过来又奴役工人，成为异己的存在物，即劳动产品的异化。在劳动产品异化的基础上，马克思指出，劳动过程也是异化的。本原意义上的劳动应该是自由、自觉的，而现实中的劳动却是被迫的、强制的，是一种煎熬。接着，马克思又推导出“人的类本质同人相异化”，人的本质本是自由自觉的活动，但现在被降为维持肉体生存的谋生活动。“当人同自身相对立的时候，他也同他人相对立。”最后的结局就是，“整个社会必然分化为两个阶级，即有产者阶级和没有财产的工人阶级”，人与人处于对立状态，即人同人相异化。正是由于异化——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过程的异化、人的类本质的异化及人与人的异化，才造成了资本家的有产和工人的无产，即私有财产是由异化劳动生产出来的，而不是国民经济学所宣扬的天然的、永恒的，这就为共产主义扬弃私有财产、实现人的本质的回归打开了维度。共产主义的本质就是实现人的本质的占有和发展，是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是人类克服自身异化，实现由‘异化人’向自由人转变，最终达到人的彻底解放”^[19]。共产主义“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复归，是自觉实现并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实现的复归”^[20]。(www.daowen.com)

在马克思看来，私有财产既是异化劳动的结果，又是使劳动异化的手段。“私有财产一方面是外化劳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劳动借以外化的手段，是这一外化的实现。”^[21]为什么说私有财产既是异化劳动的结果，又是使劳动异化的手段呢？这是否存在逻辑矛盾，是循环论证吗？学界对此有不同观点。本文认为，前者是从私有财产的原生意义上而言的，后者是从私有财产的再生意义上说的。从原生意义上讲，由于分工的产生，私有制的出现，导致了劳动的异化，异化劳动导致了私有财产的产生，是“异化劳动的结果”。从再生意义上讲，私有财产产生后，随着分工的进一步发展，生产力的逐步提高，整个社会分裂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为了调整利益冲突，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就需要建立国家保护其在经济上的统治地位，组织使他们经济利益制度化、合法化、神圣化的国家，“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是建立一种‘秩序’来抑制阶级冲突，使这种压迫合法化、固定化。”^[22]这样，利益冲突的调整就有了国家的暴力机构为后盾，国家成为保护私有财产的政治力量，并且以“法”的形式打上了社会公众意志的印记，从而使私有财产神圣起来。“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那部分人的利益，总是要把现状作为法律加以神圣化，并且要把现状的由习惯和传统造成的各种限制，用法律固定下来。”^[23]“不仅使以前被轻视的私有财产神圣化，并宣布这种神圣化是整个人类社会的最高目的，而且还给相继发展起来的获得财产从而不断加速财富积累的新的形式，盖上社会普遍承认的印章。”^[24]私有财产获得国家、法律的保障，使得有产者对劳动的剥削合法化并成为常态，又进一步地加剧着劳动的异化，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相互影响”，因此，私有财产又是“使劳动异化的手段”，是异化劳动的根源。正如马克思所说：“尽管私有财产表现为外化劳动的根据和原因，但确切地说，它是外化劳动的后果，正像神原先不是人类理智迷误的原因，而是人类理智迷误的结果一样。后来，这种关系就变成相互作用的关系。”^[25]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对自然界和对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26]即异化劳动是私有财产的根源。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明确指出：私有财产是异化劳动的根源。

长期以来，马克思被认为是“对财产持强烈批判态度的典型代表之一”，“但是，如果人们认真地采用其科学的、辩证的方法，马克思的理论体系的目标就不再是批判性的了，其目标之一乃是试图解释和理解财产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27]马克思采取历史唯物主义态度，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作为私有财产典型表现形式的资本的研究，辩证、科学地分析了私有财产的历史存在权和历史暂时性。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资本作为“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28]。资本最根本的本性就是追求价值增值，“资本及其自行增殖，表现为生产的起点和终点，表现为生产的动机和目的；生产只是为资本而生产，而不是反过来生产资料只是生产者社会的生活过程不断扩大的手段”^[29]。在奴隶制和农奴制下，劳动是狭隘和分散的，即使有集中劳动，那也是在皮鞭和暴力之下集结的，而资本具有把分散的、不能被某个人占有的社会力量集中起来的力量，而分工和协作会产生超出单个劳动者所发挥的作用。“工场手工业分工通过手工业活动的分解，劳动工具的专门化，局部工人的形成以及局部工人在一个总机构中的分组和结合，造成了社会生产过程的质的划分和量的比例，从而创立了社会劳动的一定组织，这样就同时发展了新的、社会的劳动生产力。”^[30]这样，资本家利用社会分工及大规模协作所产生的社会生产力，不断地把分散的个人力量转化为社会力量，创造出“新的、社会的劳动生产力”^[31]，它将“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32]。另一方面，在外在竞争压力下，“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33]。在内在追求剩余价值、外在竞争压力的双重夹击下，资本体现出了它文明的一面：客观地、不自觉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和繁荣。但这种促进是无意识的，“因为共同活动本身不是自愿地而是自然形成的，所以这种社会力量在这些个人看来就不是他们自身的联合力量，而是某种异己的、在他们之外的强制力量”^[34]。这样的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已经不是生产的力量，而是破坏的力量”^[35]。当资本因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表现出周而复始的经济危机，直至“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36]。但私有制的消灭是一个极其艰难而漫长的过程，“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37]。只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才能为资本的最终消亡奠定雄厚的物质基础，任何试图超越前提条件的变革，即使取得了暂时的胜利，也是不能长久的，“一切炸毁的尝试都是唐·吉诃德的荒唐行为”^[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