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异化劳动，揭示了私有财产的来源和本质，提出“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19]的观点，从而为其“消灭私有制”的观点奠定了基础。^[20]

马克思从四个方面考察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私有财产与工人劳动异化的关系。第一，工人对自己的劳动产品的异化。“工人对自己的劳动的产品的关系就是对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21]“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22]“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23]第二，工人在劳动过程中的异化。“异化不仅表现在结果上，而且表现在生产行为中，表现在生产活动本身中。如果工人不是在生产行为本身中使自身异化，那么工人活动的产品怎么会作为相异的东西同工人对立呢？产品不过是活动、生产的总结。因此，如果劳动的产品是外化，那么生产本身必然是能动的外化，活动的外化，外化的活动。在劳动对象的异化中不过总结了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外化。”^[24]正是因为工人的活动是异己的、不属于他的活动，“活动是受动；力量是无力；生殖是去势”^[25]；所以劳动本身对工人而言成为不依赖于他、反对他的外在的属于别人的劳动，工人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26]。“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外在的劳动，人在其中使自己外化的劳动，是一种自我牺牲、自我折磨的劳动。”^[27]第三，人的实际生活与人的类本质的异化。异化劳动对劳动对象的剥夺使人的自由自主的活动被贬低为维持个人的动物性生存的手段，导致人的实际生活与人的类本质的异化。“异化劳动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生产的对象，也就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类生活。”^[28]“异化劳动把自主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29]“人具有的关于自己的类的意识，由于异化而改变，以致类生活对他来说竟成了手段。”^[30]这样一来，异化劳动造成如下结果：“人的类本质，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的精神的类能力，都变成了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本质，变成了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异化劳动使人自己的身体同人相异化，同样也使在人之外的自然界同人相异化，使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31]第四，人同人的异化。马克思依据上述三个规定推断出了一个“直接结果”——人同人相异化。“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当人同自身相对立的时候，他也同他人相对立。凡是适用于人对自己的劳动、对自己的劳动产品和对自身的关系的东西，也都适用于人对他人、对他人的劳动和劳动对象的关系。”^[32]

接着，马克思又提出疑问，既然劳动产品不属于生产它的劳动者，那么它究竟属于谁呢？它不属于神，“神从来不是劳动的唯一主宰”^[33]，也不属于自然界。那么它只能属于人自身，“只有人自身才能成为统治人的异己力量”^[34]。这个“人”，不是工人，而是工人之外的他人。

马克思在分析完异化劳动的四个方面以后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私有财产不是外化劳动的根据和原因，恰恰相反，“它是外化劳动的后果”，“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对自然界和对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35]由于私有财产是异化劳动的结果，而异化劳动导致了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和奴役，异化劳动产生的根源是私有制，是少数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而广大工人由于一无所有，“强制代替了立约双方的自由”^[36]，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生产资料占有上的不平等，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同样表现了人的自我异化，只不过表现为体验上的对立的两极，“有产阶级在这种自我异化中感到幸福，感到自己被确证，它认为异化是它自己的力量所在，并在异化中获得人的生存的外观。而无产阶级在异化中则感到自己是被消灭的，并在其中看到自己的无力和非人的生存现实”^[37]。所以，“无产阶级作为无产阶级，不得不消灭自身，因而也不得不消灭制约着它而使它成为无产阶级的那个对立面——私有财产”^[38]。要消灭异化劳动，就要消灭私有制，顺理成章，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异化劳动的产物——私有财产也将随之消亡。

马克思主张消灭私有制及异化劳动下的私有财产。对私有财产本身，马克思并没有否定，而是采取了历史分析方法，对私有财产在推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进步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马克思认为私有财产以特有的方式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马克思批判了古典经济学家将私有财产视为既定制度，从而忽视产权制度作用的错误，指出财产私有制度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的条件，由于有了私有财产权制度，“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39]。(www.daowen.com)

正是在客观评析私有财产历史作用的前提下，马克思批评了粗陋的共产主义者要消灭私有财产的思想，认为它虽然理解了私有财产的概念，但还没有理解“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本质”，“需要所具有的人的本性”，所以，它还受“私有财产的束缚和感染”，^[40]因为，“任何私有财产本身所产生的思想，至少对于比自己更富足的私有财产都含有忌妒和平均主义欲望，这种忌妒和平均主义欲望甚至构成竞争的本质。粗陋的共产主义者不过是充分体现了这种忌妒和这种从想象的最低限度出发的平均主义。他具有一个特定的、有限制的尺度。对整个文化和文明的世界的抽象否定，向贫穷的、需求不高的人——他不仅没有超越私有财产的水平，甚至从来没有达到私有财产的水平——的非自然的简单状态的倒退，恰恰证明对私有财产的这种扬弃绝不是真正的占有”^[41]。

马克思充分肯定了财产对人的自由、独立的重要意义，认为财产是“构成个人的一切自由、活动和独立的基础”^[42]，财产的缺乏必然导致依附，要么依附于个人，要么依附于某种组织，“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的基础，是一切社会贫困、精神沉沦和政治依附的基础”^[43]。没有个人财产的劳动最终只能是异化劳动，“一个除自己的劳动力以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的人，在任何社会的和文化的状态中，都不得不为另一些已经成为劳动的物质条件的所有者的人做奴隶。他只有得到他们的允许才能劳动，因而只有得到他们的允许才能生存”^[44]。所以，“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45]。

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未来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是人类克服自身异化，实现由‘异化人’向自由人转变，最终达到人的彻底解放”^[46]。在这样一个联合体里，“随着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消失，国家的政治权威也将消失。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47]。“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48]人能够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绝不是消灭个人利益、绝大多数人都是无产者的社会，而必定是更多地承认个人利益、满足个人的全面需要基础上的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社会。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劳动者不应再是无产者，而应该是有产者，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人的全面解放和自由而全面发展。“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