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是19世纪20年代出现的以大卫·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为理论基础的空想社会主义经济学家，代表人物主要有：查·温·迪尔克、皮尔西·莱文斯顿、托马斯·霍吉斯金、威廉·汤普森、约翰·格雷、约翰·弗朗西斯·布雷。他们认为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利润、利息、地租是劳动创造的价值的一部分，这一部分价值没有归还给创造价值的劳动者，而是被不劳动者所取得。他们还认为一切非劳动收入都是对他人劳动的无偿占有。李嘉图作为一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代表的是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是抨击资本主义制度而服务于无产阶级的利益。正如恩格斯所说，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的经济著作是“在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利用李嘉图的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来反对资本主义生产，以及用资产阶级自己的武器来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77]。

查·温·迪尔克（1789—1864），英国政论家，其代表作是1821年匿名出版的小册子《根据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得出的国民困难的原因及其解决办法——致约翰·罗素勋爵的一封信》（也称《国民困难的原因及其解决办法》）。他在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过程中关于剩余价值的论述颇具代表性。他把雇佣工人的劳动分为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必要劳动时间内生产生活资料的等价物，剩余劳动时间内生产“利息”即剩余价值。他区分了剩余价值的一般形式和特殊形式，把企业主利润、地租和借贷利息都看作剩余价值的特殊形式，把“利息”看作剩余价值的一般形式（他错误地用剩余价值的一种特殊形式“利息”来指剩余价值的一般形式），认为支付给资本家的利息，无论是地租、借贷利息还是企业利润，都是用别人的劳动来支付的。马克思说：迪尔克“把剩余劳动或剩余价值的一般形式和它们的特殊形式区别开来了，李嘉图和亚·斯密却没有做到这一点，至少是没有有意识地和前后一贯地做到这一点”^[78]。

皮·莱文斯顿（？—1830），英国经济学家，主要著作有1821年《对于有关人口和政治经济学问题的某些流行看法的正确性的一点疑问》和1824年《论公债制度及其影响》。李嘉图虽然肯定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但他只是把劳动视作一种生产工具，是生产费用的一个项目。而莱文斯顿则认为，劳动是价值的唯一创造者，国家的富强取决于劳动，而不是资本；工人的“生产劳动”生产必需品，工人的“消费劳动”为资本家生产奢侈品和提供休闲服务，资本是寄生在劳动身上的肿瘤，它越是随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增大，越是把劳动的骨髓吸干；劳动才是一切，一切价值和财富都应归劳动者所有。^[79]

托马斯·霍吉斯金（1787—1869），英国经济学家，主要著作是1825年出版的《保护劳动反对资本的要求，或资本非生产性的证明——关于当前雇佣工人的联合》和1827年《通俗政治经济学——在伦敦技术学校的四次演讲》。霍吉斯金研究了工资同利润、地租的对立，批判了“资本生产力论”，认为资本没有任何生产力，所谓“资本生产力”实际上是劳动的生产力。所谓流动资本，不外就是工人彼此为对方不断生产生活资料的并存劳动，工人劳动所消费的生活资料并不是资本家的储备。就固定资本而言，现在的劳动能使固定资本提高劳动生产率。他虽然指出了“资本的生产力”实际上是劳动的生产力，但没有分析资本为什么会具有生产力假象，而是把资本当作机器、消费品，提出“我们需要的是资本，而不是资本家”。他的错误就如马克思所批评的“资本被看作纯粹的物，而不是被看作生产关系”，其实，“这种生产关系在自身中的反映恰恰就是资本家”。^[80]

威廉·汤普森（约1785—1833），爱尔兰经济学家，主要著作有1824年《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汤普森从劳动价值理论出发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贫困和富裕的对立及各种社会灾难的根源，即劳动和资本的对立导致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利润越高，工资就越低。他把资本主义矛盾的根源归结为不自然、不公正的分配。(www.daowen.com)

约翰·格雷（1798—1850），其主要著作是1825年《人类幸福论》、1831年《社会制度：论交换原理》以及1848年《论货币的性质和用途》。格雷认为，在“商业制度”即资本主义制度下，五分之一的劳动产品由生产者自己占有，这点收入只够让他们延续生命；五分之四的劳动产品被土地所有者、债主、商人等以地租、利息、利润形式所占有。对未来理想社会，格雷提出了组织交换的方案。他认为生产者因为交换而联系起来构成了人类社会，交换是人类社会的基础。由于流通领域卖比买难，解决之策就是使卖也像买一样容易。他提出劳动货币方案：成立国家银行，发行劳动货币。生产者把商品送入银行后由银行确定生产商品所需的劳动时间并据此发给劳动货币，货币的票面额上标明该商品所需的劳动时间，比如一工作小时、一工作日、一工作周等，生产者凭借劳动货币向银行领取其他商品。格雷不是把生产而是把交换看作是社会的基础，把流通提到首要地位，因而其方案只能是小资产阶级的幻想。

约翰·弗朗西斯·布雷（1809—1895），其主要著作是1839年《对劳动的迫害及其救治方案：或强权时代和公正时代》。对未来理想社会，布雷提出通过组建股份公司来消除商品生产的固有矛盾。工人在股份公司里，每星期一次通过等量劳动获得等量报酬，股份公司之间通过公开交换市场和银行等机构互相交换各自生产的商品。但他说的等量劳动是忽略劳动的复杂程度、繁重程度和熟练程度的劳动日长度相同的劳动，实际上是一种小生产者的平均主义。

空想社会主义者绝大多数是公有主义者，理性主义和自然法思想是他们的思想武器，他们认为自然法符合人的本性和自然规律，私有制则违背自然法，只有公有制才符合自然法。他们无情地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认为私有制是造成社会不平等、使人道德败坏和造成贫困的根源，是现实社会一切罪恶的根源，要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实现社会的平等、公正，最根本的办法就是消灭私有制，实行公有制。他们对未来社会，提出了许多积极的主张和预测，反映了他们对未来美好社会的向往和追求，但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他们的思想主张，违反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把社会主义看成是人类理性的产物，认为只要通过宣传、说服和某种示范，使人们认识到社会主义的合理性，那么一切人，包括王公贵族都会接受社会主义。他们排斥革命和暴力，不承认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而把希望寄托在人们的理性、良知，特别是上层人物的理性、良知上面。尽管空想社会主义缺乏实现的物质基础，陷于空想，但他们的思想及学说，为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尤其是19世纪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和学说，更是成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直接思想来源。

空想社会主义财产权理论的许多观点都对马克思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比如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阶段划分、劳动在未来社会里将是一种享受、未来社会人的能力得到全面发展、私有制的历史生成性和历史积极性等等。对于空想社会主义财产权理论的思想谬误，马克思也给予了深刻批判。《共产党宣言》指出，空想社会主义的财产权理论主要表现为“普遍的禁欲主义和粗陋的平均主义”^[81]的特点。马克思认为，空想社会主义者虽然对资本主义私有制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但是他们并没有将贫者和富人的对立上升到劳动与资本的对立的高度，没有这种上升，那么“它还是一种无关紧要的对立，一种没有从它的能动关系上、它的内在关系上来理解的对立，还没有作为矛盾来理解的对立”^[82]。马克思又进一步指出，他们因为不了解资本的异化根源于劳动的异化，也不了解私有财产就是积累起来的异化劳动，所以就提出了类似平均分配财产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就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而言，由于他们没有区分作为使用价值的财产和作为交换价值的财产，因而他们无法科学地解释财产的本质和资本拜物教化的真正原因。空想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只是一种道德批判或者经济伦理批判，他们对未来理想社会的设计只是一种无法实现的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