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空想社会主义财产权理论中,圣西门、傅里叶和欧文的理论对资本主义私有制进行了最彻底的批判,甚至于对他们设计的理想社会进行了实验。
圣西门(1760—1825)对资本主义制度下财富与劳动的分离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充斥冷酷的利己主义和生产的无政府主义。“利己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病”,折磨着有益于社会的一切劳动者,使君主们吞噬了穷人的绝大部分劳动收入,供他们私人挥霍,养活他们的宠臣和士兵。这种政治病是王权和世袭贵族建立的特权,大大超过了学者、艺术家和实业劳动领袖由于对社会做出的直接有益和实际有用的贡献而应当享有的尊敬”[61];“无政府主义”是“一切灾难中最严重的灾难”,“肆意制造破坏”,必然导致“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防止的危机”,“直到它所累及的民族全体陷于贫困为止”。[62]
圣西门论证了社会主义的普遍劳动原则,指出在未来社会每个人都将成为一个自主的劳动者,而社会的唯一目的就是满足每个人的需要。他为我们展示了关于普遍劳动的“最一般的、因而也是最重要的真理”:“生产有益的物品,是政治社会能为自己规定的唯一合理和正确的目的”,从而“有益物品的生产者是社会上唯一有用的人”。因此“尊重生产和生产者的原则,要比尊重占有和占有者的原则有益得多”,而且“只有他们才应该协助调整社会的发展进程”;“政府只应当关心保护实业,使其不发生任何混乱和故障”,而不是“干预实业”。在未来社会,“全人类只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和一些共同的利益,所以每个人在社会关系方面只应把自己看成是劳动者社会的一员”[63];“在新的政治制度下,社会组织的唯一而长远的目的,应当是尽善尽美地运用科学、艺术和工艺的现有的知识来满足人们的需要”[64]。
圣西门还提出所有制是社会大厦的基石,所有制要“既兼顾自由和财富,又造福于整个社会”[65]。但他主张保留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要把富有的有教养的阶级吸引到社会主义方面来,就必须保存私有财产及允许凭借这种财产取得利润。在他看来,私有财产和利润的存在并不会妨碍实业制度给社会上广大的贫困的劳动群众带来普遍的福利。[66]这种观点显然是错误的,表现出他还没有摆脱资产阶级倾向的某些影响。
傅立叶(1772—1837)几乎是和圣西门同时期的法国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他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是十分尖锐和激烈的。他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有一种更加突出的破坏性,即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冲突。任何一个劳动者都由于个人利益而和群众利益处于对立状态,对群众不怀好意。……在文明制度的经济体系中,每个人都这样处在蓄意与群众战斗的状态中。”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总量不断增加,而财富的分配极不平衡,“贫困阶级,简直得不到财富增加后应得的份额,而只是越来越贫困”;“在文明的经济制度下,一切都是恶性循环。这种制度的成就所创造的是幸福的因素,但不是幸福。”[67]
傅立叶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灾难的总根源是分配制度的不合理,而不是私有制,应当鼓励人们发财的欲望,只是要使这种欲望服从社会的利益。为此,他设计了未来和谐社会实行的财产“协作所有制”,私人家庭经济在协作社中以股本的形式保存,由协作社统一管理生产和经营。在财产分配上,傅立叶反对平均主义,不主张按需分配,而要坚持“按比例分配”即“均衡分配”原则,按照所谓资本、劳动、才能三种生产资料的比例进行分配。通过这种分配,他们都有保证地能够在每一个引人入胜的劳动部门中获得与他们的劳动、才能和资本(如果他们有的话)相称的报酬,因而“具有充分的最基本的生活保证”[68]。他还进一步指出,“只有把情欲的和谐普及于三种性别(男子、妇女和儿童)时,才能够达到这种均衡的分配”[69]。在晚期发表的几项研究中,他主张逐步排除非劳动收入,认为,随着和谐制度的发展,资本的作用将越来越小,劳动和知识的作用会越来越重要。[70](www.daowen.com)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傅立叶在阐述其关于未来理想社会时,认为在人的天赋权利中,劳动权是“最主要的天赋人权”[71],无此权便不能生存。他还认为在未来“和谐制度”里,劳动将成为一种享受,到那时候,“娱乐活动将吸引人们去劳动,而劳动成了比现在看戏和参加舞会还更加诱人的事了”[72]。
欧文(1771—1858)同圣西门、傅立叶一样,对未来美好社会的设想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上的,但其理论深度大大超过他们两个,因为他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更多的是从经济学角度进行的,而不是和圣西门、傅立叶那样主要是从哲学和道德的角度进行批判。
圣西门和傅立叶虽然都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但是在他们设计的未来社会里,私有财产仍然是不可缺少的。而欧文对于私有制的态度则明确得多,他不仅抨击资本主义私有制,而且主张废止一切私有制。按照他的看法,在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道路上有三大障碍,即私有制、宗教和资产阶级的婚姻制度,这是“三位一体的祸害”,而其中最主要的是私有制。[73]“私有财产过去和现在都是人们所犯的无数罪行和所遭的无数灾祸的根源。”私有制造成了穷人的贫困、无知和失业,使富人变成了“两脚兽”,变成了贪婪的“衣冠禽兽”;私有制是人类整个历史中发生战争的原因,它引起了无数次的屠杀。[74]欧文第一次从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出发,运用政治经济学原理揭露了无产阶级贫困的原因是劳动者不能得到自己劳动的充分报酬,工人劳动创造的价值,扣除必要的生活资料以外的剩余产品部分都被资本家以利润的形式占有了。
为了终结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罪恶,欧文设计了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的理想的社会制度。这一理想社会的基层组织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集体劳动的生产单位和消费单位,即“合作公社”。“合作公社”坚持“联合劳动、联合消费、联合保有财产和特权均等的原则”[75],其生产的目的直接就是为了满足全体社员以及社会生活的需要;人人都将因摆脱旧道德的控制、旧思想的束缚、旧情感的牵绊而获得新生,每个人都将得到全面的发展。欧文的“合作公社”在空想社会主义史上第一次把生产资料公有制与现代化大生产联系起来,提出在公有制基础上进行现代化大生产。虽然在实践上未能取得成功,但是其思想意义不可谓不大。
应该指出的是,欧文虽然对资本主义私有制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但他同时也看到了私有制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和它在历史上所起的进步作用。他指出,私有制“过去是不可避免的,它也是创造现在所必要的,正如现在是创造人类生存的未来形势所必要的”[76]。这种以历史的眼光看待制度作用的辩证思维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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