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的性别主体意识是指女性这一性别群体作为人及作为女人的存在意识和生命意识。在女性解放运动的推动下，女性在自我生命体验中对自身和群体的性别意识有了清醒的认知，逐渐萌发了对独立人格的追求，女性的性别主体性得以建立。女性以主体的身份言说自我和历史，揭开男权文化对女性的遮蔽和改写，敞开了女性的生命本真，对两性的和谐共处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传统的男权社会中，女性被当作有待男性认识、开发、掌控和言说的客体存在，根本不具有主体性。李银河曾说：“离开了具有实践意义的历史和性别的主体，就不会有什么女性主义意识，也不会有什么女性主义的政治。”^[15]女性解放的目标除了解除强加在女性身上的种种枷锁之外，还要努力改变长久以来女性被客体化的地位，帮助广大女性建立她们“为人”的主体意识。清末民初女性主义思潮的一大功绩就是呼吁将遵循“三从四德”的中国女性由从属性的客体地位解放出来，提升到具有与男性同等意义的“人”的地位。

女性作为人的主体意识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要经历一个萌发和生成的过程。经过了两千年男权文化对女性的规训和形塑，清末民初中国女性的主体性自我的生成势必经历一个艰难的思想变革和心灵救赎的过程。女性主体意识的形成和自我认同的实现离不开女性价值的宣扬和性别经验的表达。女性写作作为女性生命本真的呈现，通过女性视角、女性的生命体认方式以及女性独特的叙事方式来反抗男权文化逻辑，解构“菲勒斯中心”的文化秩序，用女性自己的声音来表达自己的生命体验和理想追求，证明女性作为一个独立性别主体的存在，是女性主体意识觉醒的文化体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兴起的女性写作，提供了一个女性反抗和自我成长的途径，是一种抗拒历史对女性生命漠视和改写的现代性行为。在那个时代，“对那些不隐讳自己的女性身份的作家而言，写作与其说是‘创造’，毋宁说是‘拯救’，是对那个还不就是‘无’但行将成为‘无’的‘自我’的拯救，是对淹没在他人话语之下的女性之真的拯救。”^[16]

在现代社会中，建构具有主体性的女性声音需要一个合法地将其发出的书写策略。其中，摆脱男性的掌控，独立地介入到公共领域中来是至关重要的一步。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在她著名的《一间自己的房间》里讲述了女性独立自主对于建构性别主体性的重要意义。民国时期中国女作家苏青也表达了类似的诉求，在她的《自己的房间》里直接说道：“现在，我希望有自己的房间。”^[17]不仅限于口头，清末民国一些优秀的女子破除社会偏见，勇敢地迈出了这一步。中国早期著名妇女运动活动家、女报人陈撷芬是《苏报》馆主陈范的长女，自《女学报》创刊开始，陈撷芬主动将女学报报馆与苏报馆分离，印刷也与苏报分开。陈撷芬住在女报馆里，开创中国新闻史上以女性一人之力主持报刊的佳话。^[18]与当时的女作家、女报人一道，一些中国早期电影的女性从业者也带着性别自觉的观念进入都市公共文化领域，以女性之口言说女性人生，并且引起社会舆论的关注，成为都市文化生产中一道亮丽的风景。

相较于文学创作，电影的生产依赖一个从投资到生产，再到发行、放映的庞大又复杂的运作体系。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电影产业中，电影公司的创办者和制片人都是清一色的男性。这一局面直到20年代中后期，随着女明星王汉伦和杨耐梅成立电影公司并拍摄影片而被打破。虽然她们的电影公司只是“一片”公司，根本无法跟男性制片人抗衡，但是女性制片人的出现标志着女性开始在电影生产中占据更大的主导权，在中国电影史上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www.daowen.com)

1925年，王汉伦在《电影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追溯自己从影的经历：“我中国旧时风俗习惯，女子是倚靠男子过活，并且往往受家庭中之痛苦，无法自解。究竟是何缘故？就因为女子不能自立。此种情形，是我极端反对的，我喜欢我们女子有自立之精神，自立两字，就是自养，所以做女子要自工，必须谋正当职业。假使没有正当职业，那自立两字，便成为空谈。……但是我的意思，仍想另寻一条路，做一件轰轰烈烈的事，为我们女界在名誉方面争点光荣。后来我便想投身电影界中……步各国明星的后尘，也可替我中国女界吐一口气。”^[19]从这段话中，王汉伦作为一位现代女性的主体意识已经显现出来。王汉伦创办电影公司的直接动机就是不满男性电影人的经济剥削，夺回女性从业者应得的利益。据王汉伦回忆：“在这时期内所拍的片子，大多没得到酬金，个人生活入不敷出。想想资本家们靠我发了不少财，老板们洋房、汽车、三妻四妾，而我仍然极其清苦。片子是我拍的，但它并不属于我。”成立汉伦影片公司之后，王汉伦出品了由她自己主演的《女伶复仇记》，并且自己完成了后期剪辑等工作。王汉伦自己带着影片在全国各大主要城市宣传、放映，“这个片子赚了很多钱，很多地方包括国外都向我订购这片子。这笔钱成了我脱离电影界的退休金。”^[20]这部影片的成功不但向世人证明了女性电影人的才华，也更加凸显了女性自觉的主体意识。

如果说王汉伦创办电影公司更多是一种无奈的自救，那么杨耐梅的决定更清晰地表明了向男性的反抗，具有更加鲜明的女性主体意识。杨耐梅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位主动彰显女性魅力、张扬性别意识的女明星，据沈寂回忆，“她要人们在广阔的社会上处处发现她。于是她每隔一天总要到公共场所去露面。她到几家服装店去定制衣裳，颜色不同，款式不一，不是色彩鲜艳，便是奇装怪服，一出场就使人眼睛一亮，让人们看到她在银幕上看不到的夺目光彩。她特地到洋理发店去梳出各种式样的发型，拍成照片在报纸上刊登。果然不出几天，上海滩一些学时髦的少女少妇，纷纷模仿。除了衣饰打扮外，她还有意识地渲染自己的私生活。有一次她要参加一次舞会，到专供洋人购物的英商惠罗公司买了十双高跟皮鞋，鞋跟高矮不一，半高跟、寸半高、全高跟，高达三寸的，说是不同舞姿需要不同高度。第三天，报纸上登出这条花边新闻，赢得影迷们喝彩，高贵的洋妇人自叹不如，高贵出身的太太和名媛不屑学样，想模仿她的一般少女少妇们无力办到。”^[21]此外，一则题为“耐梅影片公司招请《奇女子》剧中之三大天王”的广告称“凡年龄在十八岁至廿四岁身材活泼风姿潇洒有志银幕之女士请于本月五号至九号每日下午二时至四时前临金神父路三百号本公司接洽可也。”^[22]这则广告说明她创办电影公司在个人追求之外，还体现出一种为女性群体争取女性独立的，具有性别大同色彩的共同体意念。

影片《奇女子》取材于当时轰动一时的传奇女子余美颜的人生经历。号称“广州四大天王”之首的余美颜，于1928年自杀身亡，她痛恨男性对女性的亵玩，而反过来将男性作为玩物，坊间传言她与上千名男子发生过性关系。当时的社会舆论将余美颜塑造为一个不知廉耻的妖女荡妇，杨耐梅选择这样一个题材无疑体现出她致力于反抗男权话语的努力。影片以“樊笼之鸟，啾啾悲鸣”^[23]八个字作为开端，片中女主人公对待男性的态度，以及杨耐梅演绎的“身体革命”更是一种向男权社会中对女性压抑的极端反抗。这部影片中的女性形象与当时男性作者主创的电影有着很大的差别，为中国早期电影的女性形象构造增添了颇为独特而有意义的文本。

王汉伦、杨耐梅自创电影公司拍摄影片的创举是对男性电影人操控电影界的挑战，这种“挑战”表达了女性不满足于历史的亲历者，力图成为历史言说者的愿望，可以说是她们主体意识觉醒后的一种自觉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