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控诉封建礼教对女性的伤害

控诉封建礼教对女性的伤害

时间:2023-07-07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她们借助大银幕上的一个个艺术形象对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男尊女卑、包办婚姻等封建伦理展开控诉,并以与传统决裂的决绝态度和创作热情及艺术实践投身到颠覆封建传统思想与文化的现代性文化建设中,与男性同盟一起向封建传统宣战。三个年轻人对自己的婚姻幸福毫无发言权,都是封建礼教的牺牲品。这些影片基于社会上种种婚姻悲剧,以激进的姿态向封建伦理发起挑战,反抗封建家庭对女性的束缚,大胆倡言女性解放。

控诉封建礼教对女性的伤害

在很大程度上,中国早期电影的女性写作是民国时期女性解放运动发展和现代女性意识觉醒的产物,而民国时期的女性意识的觉醒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间的关系互为支持、密不可分。在这样一个“弑父”时代,女性写作在很多时候与男性的创作有着共同的目标,是站在同一战壕里的战友,“中国现代女性意识确确实实是在反对男性霸权主义的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是在反对五四时期男性文学的霸权主义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而是在反对儒家‘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及其在现实社会的严重影响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12]所以,中国早期电影女性写作的首要斗争目标指向了戕害中国妇女生命的封建礼教。她们借助大银幕上的一个个艺术形象对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男尊女卑、包办婚姻等封建伦理展开控诉,并以与传统决裂的决绝态度和创作热情及艺术实践投身到颠覆封建传统思想与文化的现代性文化建设中,与男性同盟一起向封建传统宣战。

中国古代,家庭是女性的唯一栖身之所,婚姻是社会所允许的女性实现个人价值的唯一归宿。所以在五四时期,冲破封建家庭束缚,实现爱情婚姻自主是女性解放的重要目标之一。体现在中国早期电影中,女性意识的觉醒首先体现在女主人公最坚决、激烈地争取爱情婚姻中的主体性和独立自由上。可以这样说,中国早期电影的女性写作首先是抨击封建婚姻伦理,争取婚姻爱情自由自主的题材。

影片《弃妇》中的女主人公吴芷芳起初的人生目标就是做一个贤妻良母,天天在家中照顾家庭,服侍家人,却仍然要忍受丈夫和婆婆的侮辱和打骂,是封建家庭中女性悲惨命运的一个缩影。吴芷芳成日在家劳作,疏于梳洗打扮,丈夫在外另有新欢,对她更是百般不满。婆婆不但不管教自己的儿子,反而本末倒置责怪吴芷芳:“你看!你这种难看的样子,难怪你的丈夫不喜欢你。”面对吴芷芳的诘问,母子二人马上拿出“三从四德”来加以辩驳:“妈的话对的!你应当好好的修饰一下,讨我的欢喜。妈叫你怎样,你就应当怎样。”“我从前做媳妇也是这样的,你规矩道理一点也不懂。”“你不听我妈的话,就是不从。我喝醉了,你不服侍我,就是不德。岂有此理!你这贱东西,快给我滚出去!”[13]

《爱神的玩偶》则将斗争矛头指向了封建包办婚姻,本事的开头即写道“‘唉!我们都是爱神的玩偶啊!’这句话是剧中主人翁处于‘强不爱以为爱’和‘有爱而不能爱’的境遇时的痛苦的呼声。本剧所发挥的,也就是注重在这两点上。”[14]影片男女主人公罗人俊和明国英相爱,却因为各自家庭都给他们包办了婚姻而被迫分离。明国英说道:“强不爱以为爱,是最痛苦的事情!我宁死也不……”话没说完便被父亲打断:“‘在家从父’!古有明训!不要无理取闹!”罗人俊因为父母二十年前与朋友指腹为婚,被迫与一个素不相识的女子谈论婚嫁,女方的父亲说道:“现在玉贞大了,所以送她来和人俊成亲。”三个年轻人对自己的婚姻幸福毫无发言权,都是封建礼教的牺牲品。(www.daowen.com)

《复活的玫瑰》同样批判了包办婚姻、出妻等封建陋习,影片借片中人物之口对社会发出诘问:“自由恋爱就是有伤风化吗?反抗盲婚就是蔑视礼教吗?”林秀云因为父母指腹为婚,被迫离开爱人余晓星,嫁给了智商有问题的李心灵。影片借这位智障人士的口无遮拦辛辣地嘲讽了封建婚姻制度。结婚之前,李心灵的母亲对他说“娶媳妇是娶来服侍你和我们两老的,如果她不听话,你可以骂她打她。”李心灵则反问:“哦?做老公的可以骂老婆打老婆的吗?为什么爹爹时常被妈妈打骂,连屁也不敢放一个呢?”新婚之夜,林秀云自杀未遂,之后解除了婚约,却因此背负上不守妇道的名声,在外租房甚至都被邻居驱逐,秀云哀叹:“爹爹啊!亲戚说我不守礼教都不理我,朋友说我不守妇道都鄙弃我,社会上的人,不是嘲笑我,就是攻击我,爹爹啊!你当初若是慎重女儿的婚姻,现在何至……”

这些影片基于社会上种种婚姻悲剧,以激进的姿态向封建伦理发起挑战,反抗封建家庭对女性的束缚,大胆倡言女性解放。这种反叛写作既是五四时期对人性觉醒、爱情婚姻自主的追求,也出于对时代依然是父法夫权的实感而产生的不满和愤懑。借助电影的传播以及电影明星的文化名人效应,这些影片主导的关于婚姻问题的讨论在都市文化中开辟出一个女性的话语空间,为电影的女性写作及其从女性视角探讨爱情、婚姻和两性关系提供了重要的舆论支持。

但是也要看到这些电影中女性写作的不足之处。从影片的结局来看,《弃妇》中的吴芷芳在离开家庭后却仍然不为社会所接受,最后孤独地死在了深山里的尼姑庵中。《爱神的玩偶》结尾处,字幕打出“有志的青年终归不肯做爱神的玩偶”的字样,明国英和罗人俊“到新社会去找新生活去!”《复活的玫瑰》中的林秀云则是受尽磨难之后,与爱人余晓星有了一个建立在多重巧合之上的大团圆结局。这种剧情的设置一方面反映了当时社会中女性解放的任重道远,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创作者对于女性命运走向的茫然和不知所措。在那个时代,“个人的发见”尚是远未完成的革命目标,“女人的发见”更是只能隐藏在种种男性政治命题之下,从叙事的缝隙中曲折地流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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