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对现代性持一种既爱又怕的矛盾心态。一方面，西方现代性为长期闭塞的中国社会打开了一扇张望新世界的窗口，它以一种新奇而丰富的物质性魅力诱惑并打动着中国人；另一方面，西方现代性又是以一种强暴式的方式强行进入中国的，是以中国的战败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衰亡为标志的，这对长期以来习惯了“天朝上国”的中国人来说无疑又带来一种幽怨与哀痛的心理。一句话，羡慕与怨恨相互交织的心态构成了中国人现代性体验的基调。

都市，作为现代性生活的空间场所，是现代性的产物和标志。清末民初中国人对都市的态度，很明显地体现出后发现代性国家对现代性的怨羡心理。一方面，中国人对以上海为代表的现代都市饱含向往和赞美之情，无数人涌向上海谋求生存和发展，文艺作品中也充斥着对现代都市的热情洋溢的描写；另一方面，人们在享受现代都市所带来的物欲与情欲的狂欢的同时，又时不时渗透着一种苦涩的情绪，这种苦涩源自“落后”国家的自卑、无家可归的伤感、对未来的迷惘和焦虑。这种情绪贯穿了中国早期电影的始终，1924年的影片《苦儿弱女》开篇就点明：“险啊！上海无形的潮流真险呵！‘习俗移人’快过‘虎列拉’时疫。”^[142]《人面桃花》（1925）也说得直截了当：“沪上为繁华之薮，罪恶之窟。”^[143]《上海之夜》（1926）的片头字幕是：“繁华海上，恒开不夜之城，三十里灯明，奚待金吾褫禁，是盖人间之乐土，世上之仙宫也。而孰知营营其中者，非争名逐利之徒，即奸盗邪淫之辈！若本片之所映，特其中之一幕耳。”^[144]《现代一女性》（1933）剧本开头：“上海的夜，一个淫嚣的梦。”^[145]

作为长久以来承载各类文化想象的符码，女性身上集中体现着彼时知识分子的这种矛盾心理，具体到中国早期电影创作中，“如同19世纪的西方文学传统那样，妇女既是都市现代性的寓言，也是它的转喻（metonymies）。她们体现了城市的诱惑、不稳定、匿名及晦暗不明，这些特征时常通过将女性的面孔、身体与上海的灯火交错并置并抽象成象形文字得以表现。用叙事语言来说，女主角成为社会压迫和不公的焦点；强奸、浪漫爱情的受阻、被抛弃、牺牲、从妓，都成为现代文明危机的隐喻。”^[146]

中国传统社会一直遵循着男尊女卑的性别秩序和男主女从的社会性别分工。而现代都市文明的发展以及男女平等、女性解放等现代人权思想的引入，使得女性独立自主和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成为可能，也为女性意识的觉醒提供了契机。在新的都市文明条件下，被束缚已久的女性欲望得到了释放的空间，传统女性伦理规范被颠覆，女性的审美意识和道德意识被重新诠释，都市中涌现出一批心理与行为上叛逆的女性。这些叛逆女性的特立独行代表着对既存女性规范的质疑与突围和对女性出路的探寻，但从事情的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也意味着对传统男性权威的挑战与夺权。尤其是对于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在现代都市社会的消费语境下，他们一直以来为“修齐治平”所准备的才华不得不屈从于消费逻辑，“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文人气节被现实贬低得一无是处，这种文化资本的旁落更是带给他们无尽的伤感与幽怨。以往娇娇欲滴、羞涩矜持的窈窕淑女、香草美人开始披上旗袍、套上丝袜、踩上高跟鞋走出家门，一种性感的、健康的、自由的现代女性大肆出现在物理和虚拟空间中。传统社会中女性身上矜持腼腆、内秀外工的“植物性”特征逐渐消退，而性感、自我、主动的“动物性”特征开始显现。在这种情况之下，当时的知识分子开始重新考量女性形象和两性关系，并从中透视现代人与现代都市、现代社会的关系。

（一）损害者——摩登女郎形象

在中国早期电影中，“摩登女郎”是一个庞大的、经久不衰的形象序列。在她们身上，集中体现着那个时代中国社会对现代女性、都市和现代性的矛盾认知：一方面，电影创作者对描写此类女性投入了极高的热情，他们用这些形象来歌颂物质文明，拥护现代化；另一方面，这些女性的身体又被迅速欲望化与符号化，成为现代都市撩动人心而又充满毁灭性的力量的代表，表达了他们对女性性本质和现代性危机的恐惧。

意大利作家伊塔罗·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有过一个经典的描述来表达男性对都市女性及都市两性关系的情感：“很多民族的男人都有同样的梦，梦见自己看见一个女人在夜晚奔跑着穿过一个未知的城市大街，他们从后面看到她裸体、长发，他们追赶她，当他们追上她转过身的瞬间，她消失了，也找不见她。”^[147]在很多影片中，摩登女郎扮演着诱惑者的角色。她们不再对自己的身体和性感到羞愧，反而充满了自信和炫耀；她们不再满足于卑从的两性地位，而是主动出击，玩弄男性于股掌之间，然后漫不经心地抛开他扬长而去。她们可以熟稔地运用自己的身体和性，或者出于钱财或者出于性欲，在达到自己的目的之后飘然而去。

吴福辉在分析20世纪30年代海派文学中的两性关系时将其定义为“邂逅型”关系，传统文学中天荒地老的爱情不再被推崇，“都市临时型男女的交往，遂成为定式”，“这象征着现代社会简明、轻便的性爱自由度”。^[148]中国早期电影中，这种青年男女之间的“邂逅式爱情”也广泛存在，影片《她的痛苦》（1926）片头字幕“我国欧化色彩最浓者，莫过于男女交际，大可于时下流行之跳舞场中见之。”《人面桃花》（1925）的本事中写道“所谓交际明星者，大都为欢喜之神，每相聚晏乐，男女杂沓，履屐交错，鸳鸯对对，鹣鲽双双，舞态翱翔，极尽狎媟。”^[149]现代都市讲求高速度和高效率，感情也追求直线性和简单化，中国早期电影中的摩登女郎以两性交往的直接性、情欲实现的快速性及情爱消费的等价性践行着现代都会的情爱体验。《小朋友》（1925）中的梅占春、《新人的家庭》（1925）中的六小姐、《最后的良心》（1925）中的秦春华、《人面桃花》（1925）中的林韵芳、《富人之女》（1926）中的康凤珠、《四月里底蔷薇处处开》（1926）中的王蔷、《她的痛苦》（1926）中的尤菱素、《未婚妻》（1926）中的沈丽丽、《三年以后》（1926）中的艳云、《连还债》（1926）中的周爱珠、《探亲家》（1926）中的周媚云、《浪女穷途》（1927）中的梁蜀璘、《渔叉怪侠》（1928）中的钱爱珠、《如此天堂》（1931）中的咏芳、《三个摩登女性》（1932）中的虞玉、《残春》（1932）中金梅丽、《女性的呐喊》中的爱娜，等等。这些女性都“妖艳骄奢”，“恃其金钱美色，愚弄男子，视为玩物”，^[150]对爱情、对男性的态度和行为都极大挑战着传统伦理规范和女性道德，体现着现代都市化进程中肉欲、淫糜、纵欲的一面。

从传统到现代意味着一个重要的文化转变，“即从一种由来已久的永恒性美学转变到一种瞬时性与内在性的美学，前者是基于对不变的，超验的美的理想的信念，后者的核心价值观念是变化与新奇。”^[151]上海都市的消费主义语境为“刹那”的感官愉悦提供了合法存在空间，爱和性都失去了以往古典文化中神圣、纯洁、美好的光环，流变为某种纯粹的享乐性、消费性的“商品”。电影中摩登女郎形象的广泛存在，以及她们离经叛道的观念和惊世骇俗的行为，彰显着女性的欲望、生命意识的生长，也体现了当时中国社会正经历的社会伦理道德的巨变。

影片《浪漫女英雄》（1929）的主人公梁赛英“因愤男视女为玩物，故立志誓雪之。伊怀有绝技，但是她的貌艳如花，能使勇士拜倒，惟伊以报复为怀”。“伊好播动，自称多情之辈互相殴斗，虽伊辈斗至头瘇额裂奄奄一息，梁仍笑曰观蛮牛相斗也。”^[152]摩登女郎们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冲破了传统性别秩序的束缚，动摇了传统社会中男性权威的地位，体现了女性对欲望主体和性别主体地位的争取，显示出强烈的女性自主意识的存在。但是在那个时代，中国封建社会的男权中心文化依然强大，摩登女郎们对爱和性的态度、言行对传统产生强大的冲击，不能被社会广泛理解和接受。中国早期电影中的摩登女性大多被安排了一个被惩戒的命运，少数的例外也都经历了一个洗心革面、改邪归正的过程。当时的影评和社会舆论对她们也大多持一种否定和批判的态度。创作者借助此类女性人物，最终实现了和当时社会主流话语的对话，完成了主流社会期待的电影对当下观众进行善意警示与劝诫的功能。同时也标明了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女性叙事的深层制约，体现出女性在都市化、现代化进程中突围的艰难。

（二）被损害者——进城的农村女孩

现代性的一大特性就是与过去的决绝，体现在“制度的断裂、观念的断裂、生活的断裂、技术的断裂和文化的断裂。现代之所以是现代的，正是因为它同过去截然不同，它扭断了历史进程并使之往一个新的方向——我们所说的现代的方向进展。”^[153]都市作为现代性的一大标志，其与过去的断裂就表现在乡村生存状态的没落和被取代，“正是现代性的都市动荡使得乡村那些固定的东西——固定的价值观，固定的生活方式，固定的时空安排，固定的心理和经验，固定的社会关系——都烟消云散了。”^[154]

中国的现代性是被强行置入的，缺乏西方社会经历的必要的铺垫和扬弃的过程。所以在中国现代性的萌芽期，前现代性的影响是强大且无处不在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上海为代表的中国都市在半殖民地化的过程中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其经济的繁荣和物质的富足与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城市相比也毫不逊色。在中国社会对现代性怨羡情结的作用下，都市现代性的程度越高，中国社会对乡村的回望和依恋情绪就越强烈。在当时，刚刚从农业文明中嫁接而来的都市商业文化在放纵欲望和激情的同时，却又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无家可归、无所依托的迷惘与感伤，具体表现为对乡村的回望和怀旧以及“回不去”的愤怒和怨恨。

这种由于两种异质文化相互碰撞所产生的不适感以及对母体文明依恋广泛地存在于中国早期电影的创作中，城市与乡村的冲突和对立是中国早期电影的一大主题。一方面，许多影片都有着对现代都市的高楼大厦、现代交通工具、时尚生活、摩登女郎的大肆铺陈，体现着对现代文明礼赞与向往；另一方面，这些影片又通过故事结局和人物命运的负面走向来形成对现代文明的质疑与批判。中国早期电影中，直接以“上海”或“都市”为片名的影片就有不下十余部，例如《上海一妇人》（1925）、《上海花》（1926）、《上海之夜》（1926）、《透明的上海》（1926）、《上海一舞女》（1928）、《上海二十四小时》（1933）、《城市之夜》（1933）、《都会的早晨》（1933）、《都市的罪恶》（1933）、《再会吧，上海》（1934），等等。这些影片都有着都市与乡村的二元对立结构，以《上海二十四小时》为例，影片说明的开头“作者的话”中直接点明：“‘农村快破产了’，‘到都会去，到都会去’，人们都集中到都会——谁也想，这是‘无忧之乡’！你瞧都会是多么的灿烂，辉煌……上海是中国的第一大都会——是世界上一个特殊形态的大都会。是你憧憬的，是你梦想的；但也有你所不知道的，请你瞧它的正体。”^[155]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早期电影关于都市与乡村的冲突叙事往往借助对乡村女性角色遭到毁灭的描写来达成。《都市的罪恶》（1933）开篇说道：“红的酒，绿的灯，女人的粉腿，爵士的音乐，在这里他吞食过不少的青年，尤其是一般羡慕着都市生活的少女们。”^[156]中国早期电影，“如同其他国家的无声电影一样（俄国、斯堪的纳维亚、德国、法国），现代性的矛盾透过女性的形象得到演绎，并常常具体体现在这些女性的身体上。她试图在这些矛盾中过活，却往往失败，在电影终结时沦为一具尸首。”^[157]尤其是进入20世纪30年代之后，随着左翼进步电影人加入电影创作，乡村女孩因为阶级属性而自然拥有政治优越性和道德正确性，通过她们的悲惨命运更能达到对国内外黑恶势力的批判和控诉。

《野花闲草》（1930）一片的开头，就是“一枝皎洁的月光下的白莲花亭亭地挺立在野塘污泥中”，隐喻着女主人公日后的坎坷命运。淮北水灾，农村破产，万千难民中，一个农妇将自己尚在襁褓中的女儿托付给一个木匠后死去。18年后，女孩长大，取名丽莲，与养父和义妹在上海讨生活。随着一个渐显镜头，上海的影像呈现在银幕上，伴随着字幕：“上海，一个多么神秘的大城市啊！千千万万的人们在里面挣扎，活动，酣睡，游荡。天天是如此，年年是如此。”叠印出南京路、外滩、永安百货、汽车飞驰、拥挤的人群、大戏院、游乐场等都市景观。字幕打出“千千万万的人们，不一定都彼此相识，才能过这种无事而忙乱的生活。大家笑时，一同欢笑；如果你要哭时，只好自己哭去……奇怪的上海！”点明了大都市中人际关系的冷漠、现实，以及都市人的孤独和迷茫。镜头一转，来到了丽莲一家，小河、土墙、小院子逐次呈现在观众眼前。早上起来，丽莲做好早餐后，叫养父和义妹起床吃饭。丽莲来到小河边，把家养的小鸡、小鸭、小狗放出来喂食。虽然身处上海棚户区，这一家人却依然保持着乡村生活的闲淡与温馨。吃过早饭，丽莲带义妹上街卖花，字幕“奇怪的上海！在人吼马嘶、地动天摇的城市喧嚣中，有时夹杂着几声少女的‘卖花’清音——是多么的不协调啊！”在先施公司、永安公司、新新公司的俯瞰镜头下，人显得格外渺小。丽莲和义妹提着花篮，沿街卖花。此时，银幕上方叠印出的电车、汽车和行人仿佛都向两个女孩的头上碾压下来。一个轻薄的男人拿了丽莲的一朵茉莉花球，不但不给钱还调戏丽莲，被丽莲拿剪刀吓退之后，男人将茉莉花球扔到地上。没等丽莲捡起来，茉莉花球就被来往的行人“众脚践踏而过”，预示了丽莲之后的悲惨命运。在这一段落中，乡村与都市的对立，乡村文明被都市文明的践踏体现得十分清晰。

通过一个纯洁的乡村女孩在城市中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命运达到对都市现代文明的控诉，这一时期的许多电影都是这样的叙事模式。《重返故乡》（1924）中，五个乡村姐妹“慕都市之繁华，欲入城一游”。结果在城市中迷失自我、吃尽苦头，最后只有两个回到家乡。《上海花》（1926）中，张爱珍受到蛊惑随表哥来到上海，后被好赌的表哥卖到妓院。张爱珍奋力逃出，回到乡下，把孩子托付给自己之前的爱人之后自杀身亡。《爱情与黄金》（1926）中陈连珍的命运与张爱珍类似，在上海被爱人抛弃后自杀。《桃花泣血记》（1931）中琳姑那不同于“城市女子的脂粉的美”的纯洁引起了金德恩的注意，两个人之后的爱情悲剧在批判门第观念之余，也表现出城市与乡村的冲突。

影片《路柳墙花》（1934）讲述了农村破产后一个农妇带着家中及邻居家的几个女孩一起来到上海谋生，结果几个女孩无一逃脱被损害的命运，有的被强奸后做了有钱人的情人、有的做了舞女、有的被贩卖。影片结尾，农妇说“在上海谋生是不容易的，还是回到乡下种田的好。”该片叙事上呈现出一种矛盾，影片中几位被损害的女性是由于农村破产才来到城市的，可是最后的结局仍然是回到农村去。影片上映后就有论者指出了这一点：“一群乡下女子原是为了农村的‘破毁’，而作一度插足都市的尝试，后来都市既然给她们以刺激后，她们返乡去。那‘生计’问题是否即在‘破毁’的农村里可以解决，这个切要的答案似乎不在《路柳墙花》中可以得到的了。”^[158]这些影片表现出当时中国社会在民族危亡关头对未来和前途的迷茫和无所适从。

【注释】

[1][美]爱德华·W.苏贾：《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王文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31页。

[2][美]迈克尔·J.迪尔：《后现代都市状况》，李小科等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3][法]米歇尔·福柯：《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上下文》，转自包亚明编：《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0页。

[4]谢纳：《空间生产与文化表征：空间转向视阈中的文学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页。

[5][英]吉姆·麦奎根：《文化研究方法论》，李朝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34页。

[6]童强：《空间哲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6页。

[7][法]列斐伏尔：《空间政治学的反思》，载包亚明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62页。

[8]转自任兵：《戴维·洛奇小说〈换位〉中的性别空间》，《国外文学》2016年第3期。

[9][美]凯琳·萨克斯：《重新解读恩格斯——妇女、生产组织和私有制》，载王政、杜芳琴编：《社会性别研究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6页。

[10]转自裔昭印等：《西方妇女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317页。

[11][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0页。

[12]《礼记·内则》，[元]陈注：《礼记》，金晓东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314—315页。

[13]司马光：《涑水家仪》，转自王琴：《女性职业与近代城市社会》，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年版，第10页。

[14]佚名：《二人摸乳被枷》，《申报》1872年6月4日。

[15]润石：《中华妇女之新气象》，《妇女杂志（上海）》（第2卷第9号），1916年9月。

[16]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宪法公言》（第3期），1916年。

[17]杨潮声：《男女社交公开》，《新青年》（第6卷第4号），1919年4月15日。

[18]转自王琴：《女性职业与近代城市社会》，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年版，第19页。

[19]沈雁冰：《“男女社交”的赞成与反对》，《茅盾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60页。

[20]转自蒋美华：《五四时期女性社会生活角色的开化》，《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学报》2007年第4期。

[21]转自姜进：《娱悦大众：民国上海女性文化解读》，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第33页。

[22]张春华、秦荣光、杨光辅：《沪城岁事衢歌·上海县竹枝词·淞南乐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54页。

[23]佚名：《女工不如男工说》，《申报》1894年6月23日。

[24]佚名：《论妇女作工宜设善章》，《申报》1888年4月1日。

[25]张春华、秦荣光、杨光辅：《沪城岁事衢歌·上海县竹枝词·淞南乐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54页。

[26]佚名：《论妇女作工宜设善章》，《申报》1888年4月1日。

[27]《申报》1872年10月18日。

[28]佚名：《沪北竹枝词》，《申报》1872年9月9日。

[29]顾炳权编：《上海洋场竹枝词》，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版，第55—56页。

[30]佚名：《洋泾竹枝词》，《申报》1872年7月12日。

[31]葛元煦等：《沪游杂记·淞南梦影录·沪游梦影》，郑祖安、胡珠生标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55页。

[32]顾炳权编：《上海洋场竹枝词》，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版，第56页。

[33]胡玉兰：《真正的摩登女子》，《玲珑》（第3卷第20期），1933年。

[34]侯杰：《〈大公报〉与近代中国社会》，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2页。

[35]静怡女士：《书我所认为新女子者：自立的需要》，《妇女杂志（上海）》（第17卷第8号），1931年8月。

[36]佚名：《忽男忽女扑朔迷离的化身姑娘袁美云小姐》，《风月画报》（第10卷第11期），1937年。

[37]广告，《申报》1937年1月1日。

[38]广告，《申报》1936年6月5日。

[39]《摩西五经》，冯象译注，北京：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368页。

[40]《礼记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1页。

[41]参见陈时鑫：《60年代凌波的黄梅调电影：分析其反儒家意志以及跨越性别性欲概念》，《当代电影》2005年第6期。

[42]高宣扬：《流行文化社会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98页。

[43]葛莫美：《电影和女性美》，《无轨列车》（第4期），1928年11月10日。

[44]穆木、李辉编：《美女攻略》，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32页。

[45]梁启超：《新民说》，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3页。

[46]梁启超：《新民说》，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91—192页。

[47]瑟庐：《妇女之解放与改造》，《妇女杂志（上海）》（第5卷第12号），1919年12月。

[48]佩方女士：《新女性的两大训练》，《玲珑》（第2卷第76期），1932年。

[49]王恭瑛：《女性与健康美》，转自黄晓艳编：《往昔玲珑》，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第197页。

[50]宋化欧：《女权运动的先决问题》，《妇女杂志（上海）》（第12卷第2号），1926年12月。

[51]沈瑞珍：《女子体育之我见》，《新体育》（第1卷第2期），1930年10月。

[52]释了然：《女体美摭谈》，《北洋画报》（第9卷第435期），1930年2月18日。

[53]初我：《女学生亦能军操欤》，《女子世界（上海）》（第2卷第1期），1905年。

[54]张肩任：《急救甲辰年女子之方法》，《女学讲义》（第4、5期），1905年。

[55]章绳以：《女学校急须注重体育之我见》，《妇女杂志（上海）》（第13卷第4号），1927年4月。

[56]扛日：《现代女子的美》（一），《铁血周刊》（第2卷第3期），1933年。

[57]瑞卿：《理想的妻子》，《申报》1934年1月22日。

[58]孙瑜：《导演〈野玫瑰〉后》，《电影艺术》（第1卷第1期），1932年。

[59]金焰：《一点意见》，《联华画报》（第5卷第2期），1935年。

[60]转自闫凯蕾：《明星和他的时代》，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32页。

[61]参考闫凯蕾：《明星和他的时代》，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34页。

[62]佚名：《黎莉莉赛跑第二》，《电声》（第3卷第21期），1934年6月8日。

[63]高云翔：《性、体育与中国的“国难”（1931—1945）——“体育明星”黎莉莉》，马修伦译，载林少雄编：《镜中红颜：华语电影的性别体认》，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3年版，第228—229页。

[64][唐]宋若昭：《女论语》，载孙培青编：《隋唐五代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586页。

[65]张爱玲：《更衣记》，《张爱玲散文全编》，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3—24页。

[66]李寓一：《衣装“美”的判断》，《妇女杂志（上海）》（第14卷第3期），1928年3月。

[67]暮气：《断袜文腿》，《北洋画报》1930年8月14日。

[68]林语堂：《林语堂选集》（上），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354页。

[69]欲樵：《光怪陆离的女子时装》，《妇女杂志（上海）》（第12卷第5期），1926年。

[70]刘豁公编：《上海竹枝词》，上海：雕龙出版部1925年版，第18页。(www.daowen.com)

[71]观我生：《女子束胸与胸部曲线》，《民国日报》1927年8月12日。

[72]《诗经·卫风·硕人》，朱祖荣编：《〈诗经〉精读：全释本》（上），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59页。

[73]王人美口述、解波整理：《我的成名与不幸——王人美回忆录》，北京：团结出版社2006年版，第45页。

[74]金华亭：《参观歌舞大会记》（一），《申报》1927年7月3日。

[75]参考李从娜：《近代中国报刊与女性身体研究——以〈北洋画报〉为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17页。

[76]广告，《申报》1930年3月20日。

[77]广告，《申报》1931年7月24日。

[78]广告，《申报》1932年11月22日。

[79]广告，《申报》1933年3月21日。

[80]呐鸥：《论取材——我们需要纯粹电影作者》，《现代电影》（第4期），1933年7月。

[81]转自李道新：《融画入影与哲理探寻：但杜宇电影“美”的表现及其历史贡献》，载中国电影资料馆编：《盘丝洞1927》，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72页。

[82]参考李镇：《别有“洞”天：1927年神怪片〈盘丝洞〉的历史及解读》，载中国电影资料馆编：《盘丝洞1927》，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116页。

[83]《杨贵妃》本事，《中国无声电影剧本》（中），转自郑培为、刘桂清编：《中国无声电影剧本》（上），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年版，第980页。

[84]马蹄疾、陈漱渝编：《鲁迅杂文集》（第5集），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37页。

[85][法]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7页。

[86][东汉]班昭等：《女四书》，北京：团结出版社2017年版，第20页。

[87][清]袁枚：《随园诗话》（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707页。

[88]转自由国庆：《老广告里的香艳格调》，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2年版，第11页。

[89]转自刘伟东、陈山编：《民国电影与民国范儿》，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5年版，第625—626页。

[90]佚名：《新旧女人不同点》，《北洋画报》（第27卷第1327期）1935年11月26日。

[91]张英进：《阅读早期电影理论：集体感官机制与白话现代主义》，载曲春景编：《上海电影研究：21世纪之交范式转型期的思想景观》，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248页。

[92]鸥外鸥：《中华儿女美之隔别审判》，《妇人画报》（第17期）1934年4月。

[93]王安忆：《上海的故事——读〈歇浦潮〉》，《我读我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4页。

[94]周慧玲：《表演中国：女明星·表演文化·视觉政治（1910—1945）》，台北：麦田出版2004年版，第60—61页。

[95]岛生：《电影院里的形形色色》，《申报》1932年11月29日。

[96]康有为：《大同书》，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59页。

[97]佚名：《贵族联姻·按语》，《女学报》（第5期）1898年8月27日。

[98]魏寿镛、冰心：《择夫之研究》，《妇女杂志（上海）》（第4卷第9号），1918年。

[99]佚名：《社论》，《女铎报》（第4卷第2期）1916年。

[100]广告，《申报》1925年11月7日。

[101]广告，《益世报》1931年2月21日。

[102]广告，《大公报》1933年7月26日。

[103]《秋扇怨》总说明，转自郑培为、刘桂清编：《中国无声电影剧本》（上），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年版，第381页。

[104]《孔雀东南飞》本事，转自郑培为、刘桂清编：《中国无声电影剧本》（上），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年版，第947页。

[105]《孔雀东南飞》本事，转自郑培为、刘桂清编：《中国无声电影剧本》（上），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年版，第950页。

[106]《血泪碑》本事，转自郑培为、刘桂清编：《中国无声电影剧本》（中），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年版，第1148页。

[107]《血泪碑》本事，转自郑培为、刘桂清编：《中国无声电影剧本》（中），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年版，第1160页。

[108]《秋声泪影》本事，转自郑培为、刘桂清编：《中国无声电影剧本》（上），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年版，第399页。

[109]《最后之良心》本事，转自郑培为、刘桂清编：《中国无声电影剧本》（上），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年版，第246页。

[110]王平陵、章锡琛：《关于恋爱问题的讨论》，《妇女杂志（上海）》（第8卷第10号），1922年10月。

[111]转自石善涛、赵锋：《民国时尚》，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47页。

[112]《好兄弟》本事，转自郑培为、刘桂清编：《中国无声电影剧本》（上），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年版，第10页。

[113]《苦乐鸳鸯》本事，转自郑培为、刘桂清编：《中国无声电影剧本》（上），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年版，第692页。

[114]毛尹若：《读“新恋爱道”后》，《新女性》（第3卷第12号），1928年12月。

[115]静远：《恋爱至上感的抹杀》，《新女性》（第3卷第12号），1928年12月。

[116]陆镒之：《敬告喜谈恋爱的青年们》，《民国日报·觉悟》（第7卷第21期）1924年7月21日。

[117]参考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1927—1937）》，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08页。

[118]《透明的上海》本事，转自郑培为、刘桂清编：《中国无声电影剧本》（上），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年版，第808—809页。

[119]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上海：上海书店1984年版，第177页。

[120]董家遵：《历代烈女节妇的统计》，载鲍家麟编：《中国妇女史论集》，台北：牧童出版社1979年版，第111—117页。

[121]章锡琛：《新性道德是什么》，《妇女杂志》（第11卷第1期），1925年11月。

[122]周作人：《谈虎集》，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301页。

[123]谭嗣同：《谭嗣同全集》（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05页。

[124]参考《高觉敷心理学文选》，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168—203页。

[125]转自文洁华：《美学与性别冲突：女性主义审美革命的中国境遇》，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4页。

[126][美]叶凯蒂：《上海·爱：名妓、知识分子和娱乐文化（1850—1910）》，杨可译，北京：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98页。

[127]周作人：《谈虎集》，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300页。

[128]周作人：《永日集》，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65页。

[129]转自石善涛、赵锋：《民国时尚》，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239页。

[130]《诱婚》说明书，转自郑培为、刘桂清编：《中国无声电影剧本》（上），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年版，第68页。

[131]《红侠》本事，转自郑培为、刘桂清编：《中国无声电影剧本》（中），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年版，第1802页。

[132]《小朋友》本事，转自郑培为、刘桂清编：《中国无声电影剧本》（上），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年版，第216页。

[133]《富人之女》本事，转自郑培为、刘桂清编：《中国无声电影剧本》（上），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年版，第539页。

[134]《渔叉怪侠》本事，转自郑培为、刘桂清编：《中国无声电影剧本》（中），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年版，第1547页。

[135]广告，《新闻报》1938年10月28日。

[136]广告，《新闻报》1938年10月22日。

[137]广告，《新闻报》1938年10月24日。

[138][法]夏尔·波德莱尔：《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郭宏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75页。

[139]姚玳玫：《想像女性：海派小说（1892—1949）的叙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5页。

[140]蔚南：《电影的文艺化》，转自罗艺军编：《中国电影理论文选（1920—1989）》（上），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年版，第112页。

[141]史书美：《性别，种族和半殖民主义：刘呐鸥的上海都会景观》，转自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毛尖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08页。

[142]《苦儿弱女》本事，转自郑培为、刘桂清编：《中国无声电影剧本》（上），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年版，第64页。

[143]《人面桃花》说明书，转自郑培为、刘桂清编：《中国无声电影剧本》（上），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年版，第412页。

[144]《上海之夜》本事，转自郑培为、刘桂清编：《中国无声电影剧本》（上），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年版，第776页。

[145]《现代一女性》本事，转自郑培为、刘桂清编：《中国无声电影剧本》（下），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年版，第2449页。

[146][美]米莲姆·汉森：《堕落女性·冉升明星·新的视野：试论作为白话现代主义的上海无声电影》，包卫红译，载曲春景编：《上海电影研究：21世纪之交范式转型期的思想景观》，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219页。

[147]转自陈晓兰：《大街和女人》，《妇女研究论丛》2003年第5期。

[148]吴福辉：《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75页。

[149]《人面桃花》说明书，转自郑培为、刘桂清编：《中国无声电影剧本》（上），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年版，第412页。

[150]《渔叉怪侠》本事，转自郑培为、刘桂清编：《中国无声电影剧本》（中），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年版，第1547页。

[151][美]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李瑞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年版，第1页。

[152]《浪漫女英雄》本事，转自郑培为、刘桂清编：《中国无声电影剧本》（中），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年版，第1845页。

[153]汪民安、陈永国、张云鹏：《现代性基本读本》（上），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页。

[154]汪民安、陈永国、张云鹏：《现代性基本读本》（上），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页。

[155]《都市的罪恶》本事，转自郑培为、刘桂清编：《中国无声电影剧本》（下），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年版，第2670页。

[156]《上海二十四小时》说明，转自郑培为、刘桂清编：《中国无声电影剧本》（下），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年版，第2403页。

[157][美]米莲姆·汉森：《堕落女性·冉升明星·新的视野：试论作为白话现代主义的上海无声电影》，包卫红译，载曲春景编：《上海电影研究：21世纪之交范式转型期的思想景观》，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219页。

[158]萍萍《〈路柳墙花〉》，《影迷周报》（第1卷第2期），193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