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时期，女性主义思潮的崛起是中国最重要的社会思潮之一。它打破了中国封建社会强加于女性身上的道德律令，妇女解放的言论开始活跃于中国的公共舆论中，新的女性形象得以在历史舞台上现身。时代女性在社会空间里艰难而绚丽的实践是一种中国社会现代意识的展现，宣告了中国女性形象从传统到现代的嬗变。追索这一嬗变得以形成的背后推动力，都市因素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必要条件，都市为女性现代化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场域。

现代都市不仅孕育了现代女性的形象，都市的“现代性”经验也重新定义了女性的性特质。在现代都市中，社会风气的开放、经济上的繁荣以及教育的民主化等诸多因素为女性开辟了广阔的生命空间，给她们提供了展示自我的机遇和舞台。在这一人造自然中，女性争取到了作为个体人的自由和权利，依附男性的命运开始改观，开始拥有独立的社会地位，女性的现代个体意识和性别意识也日益凸显。现代女性的容颜、身体、装束打扮与讲究“速度与力量”的现代都市构成隐喻，她们的价值理念和行为方式暗示着现代人的都市境遇，传达着现代人的故事感受。女性与都市形成了一种同构关系。一方面，都市为女性独立提供了条件，也为女性创造了引领时尚和展现自我的可能；另一方面，女性身体也成为城市想象的一部分，是都市里最亮丽的一道景观。

20世纪初，咖啡馆、电影院、舞厅、公园、百货公司为上海提供了娱乐消费的各种硬件。与此同时，这座城市也竭尽所能地从叙事层面构建一个感性的摩登世界。而此时中国现代女性的形成与成长赋予这座城市以崭新的意义，都市不再是由一系列高楼大厦、霓虹灯、汽车、电车所构成的冰冷景观，它也日益被读解成一具形象化的女性身体。正如波德莱尔所指的现代生活和现代性就是“大城市的风光”，而这“大城市的风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曲线尽露的”“妖艳、神秘而复杂的女人”。^[138]女性，绝不是孤立的女性形象的描摹，而是成为城市叙事的承载者和转述者，感性地呼应着上海大都会的整个生活情景。

“女性”叙述是一种现代都市拟想的具象化叙述，其背后遵循一种新的都市生活方式的逻辑。通过这种叙述，“女性”和“城市”建立起一种互指互喻的同构关系。姚玳玫在论述早期海派小说时有一个观点：“对女性形象的塑造显示了前所未有的大胆和别具深意，它呈现着一个非常有趣的修辞现象：中国早期的城市叙述，是经由将城市想像为女性，或将女性想像为城市这样一种形象置换，通过‘现代尤物’形象构型来指称一个城市的品格面貌，进而构建一套城市叙事修辞式样的。甚至离开这种‘尤物’形象，城市形象将难以或无以描述。”^[139]这一观点对于分析中国早期电影同样适用。1927年，就有一篇名为《电影的文艺化》的文章中说道：“电影，有人说，是白日的幻梦……将我们拉到穷奢极欲的繁华都市，淫荡妖艳的女人，裸体的美术跳舞会，热闹的饭店旅馆，使你目眩，使你心惊，使你肉眺，使你魂荡。”^[140]中国早期电影中的女性叙述与上海现实构成互文关系，或者可以说，它本身就是上海都市语境的一部分。(www.daowen.com)

女性意识的建构、发展与都市化、现代化的进程紧密相关。所以，对中国早期电影中的都市影像进行研究，女性形象是必不可少的审美客体。她们是典型的都市“现代性产物”，“凝聚在她身上的性格象征着半殖民都市的城市文化，以及速度、商品文化、异域情调和色情的魅惑。”^[141]银幕上的女性不仅作为感官刺激的载体为观众提供了观影快感；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社会的现代性以及现代性与传统性、现代性与现实性的矛盾往往是通过女性的形象得到演绎，并时常具体体现在这些女性的身体上。在众多影片中，对上海都市“现代性”具象的表现与想象往往与包裹在精美、时尚的服装里的摩登女郎扭动的身躯牵扯在一起。《神女》中的分区银幕将霓虹映照的繁华上海与街头揽客的妓女并置在一起，流氓想起神女时，神女的头像就直接叠印在城市的景观上；《体育皇后》开头，林璎爬上轮船烟囱瞭望都市时，女性身体和城市景观一同成为摄影机关注的焦点。

中国早期电影塑造了一批令人目眩的现代都市女性形象，由这种人物形象来构型都市，她们身上生动地体现出都市的脉动，传达着都市的情绪，体现出一种新奇、变化、孤独与困惑的现代都市精神，显示了都市生活物质性享乐和精神性迷失并置的矛盾属性。女性，作为现代都市一个不可或缺的符号，承载着新式知识分子对都市及现代生活的思考和想象。经由电影这一新式大众艺术的影响和辐射作用，现代女性及其身上体现的新式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得以广泛传播，逐渐被社会认可并接受，变成流行与时尚的观念，最终形成现代化的文化特征和文化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