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社会，“性”是一个属于道德范畴的概念。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中国的性道德主要表现在单方面要求女性守贞，诚如陈东原所说“从前贞节问题的背景是怕乱了宗法，宋代以后的贞节问题便是着重在性器官一点上了。嗟嗟妇女遂作了性器官的牺牲”^[119]。中国历史上，尤其是宋代之后，整个社会对女性贞操问题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历代政府不断出台政策法规，对守贞妇女给予表彰和鼓励；宗族家法也时刻保持警惕，严厉惩戒不贞的行为；历代礼学家孜孜不倦地论证女性贞节的合理性和重要性；以《烈女传》为代表的历史、文学作品收录的贞烈女性越来越多，记载的守贞行为也越来越惨烈。社会公权力如此长期且深入地干涉私领域，在全世界范围内看都是十分罕见的，不得不说这是中国传统“性”道德的一大特色。

封建社会中，女性是男性的私产，男性对女性贞操的掌控意味着对女性的绝对支配地位。贞操观念的形成和发展与封建礼教对女性的约束程度保持同步，经历了一个从宽松到严格，从宽泛到具体的过程。最初对女性守贞的要求仅存在于婚姻期间，后来将婚前以及丈夫亡故之后都囊括进来，贞操问题伴随女性的一生。唐代以前的守贞观念的执行并不严格，离婚、改嫁都为社会所接受；宋代之后，贞节观念得到社会的普遍重视，奖惩的执行也越发严苛，到了明清时期达到顶点。据董家遵统计周朝到清代的节妇烈女数据显示，宋代以前所记载的节烈妇女总共187人，宋代274人，元代742人，明代35829人，清代12323人，从宋代开始人数呈大幅上升趋势。^[120]女性贞操观念逐渐成为全社会严厉执行的性道德、性规范。

自晚清以来，随着女性主义思潮的传播，女性贞操观念开始受到质疑和冲击，女性性权利的正当性逐渐受到认可和尊重，新式的性道德和性规范开始形成。总体来说，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关于性问题的探讨大致分为三个面向。第一，“性”作为反对封建礼教的武器。在中国封建伦理体系中，“性”的唯一合法价值就是繁殖。“性”，作为一种繁衍手段，不仅繁衍生命，还繁衍着封建伦理秩序。所以，“性”所蕴含的自由本质成为新式知识分子批判封建礼教的重要武器，性道德革命在清末民初社会中具有反传统的意义。章锡琛抛出了他的新性道德观：“人类的有性欲，乃是天赋的。……凡是对于社会及个人并无损害的，我们决不能称之为不道德。”^[121]周作人猛烈抨击封建道学家们的腐朽思想，对所谓的“淫荡”女子表达赞许：“人生有一点恶魔性，这才使生活有些意味，正如有一点神性之同样的重要。对于妇女的狂荡之攻击与圣洁之要求，结果都是老流氓的变态心理的表现，实在是很要不得的。”^[122]第二，“性”作为一种科学。自清末维新变法开始，在强国保种和戒淫养生等复杂的动机支配下，性知识就作为一种科学得以传播开来。谭嗣同在《仁学》中倡议要在中国广泛传播性科学：“详考交媾时筋络肌肉如何动法，涎液质点如何情状，绘图列说，毕尽无余，兼范蜡肖人形体，可拆卸谛辩。多开考察淫学之馆，广布阐明淫理之书，使人人皆悉其所以然。”^[123]进入民国，对西方性科学的引入逐渐兴盛，1925年，高觉敷翻译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的起源与发展》，在该译文中，高觉敷介绍了性压抑、潜意识、梦的解析等等的概念。^[124]潘光旦对英国心理学家霭理士（Havelock Ellis）20世纪初撰写的《性心理研究录》（Studies in the Psychology of Sex）（七大卷）进行了引介及研究，并认为“中国女子体力脆弱，精神郁结者也不少，且以智识阶层中之女子犹甚，原因大都与性生理或性心理的不能自然发展有关”^[125]。这些学说的引进使得与性有关的讨论获得了合法性，有关性的讨论变成科学的行为，变成一种显而易见的“现代”行为。第三，“性”作为现代的象征。美国学者叶凯蒂认为“对展示现代性来说，性关系是重要的组成部分。”^[126]情感、肉体、欲望等感性维度的提出是世俗幸福、个体欲望、感情欲求等现代性诉求的题中应有之义。在传统中国文化和体制的设计中，人的自然欲望和非理性的生命冲动被严重抑制。在五四启蒙高潮中，现代性爱不仅是本能满足的问题，还意味着向灵肉合一的全方位的个人主体性的努力探寻，标志着现代人身份意识的自我确立，构成了现代中国启蒙思潮的重要内涵。周作人“相信在文明世界里这性的解放实是必要……社会文化愈高，性道德愈宽大，性生活也愈健全。”^[127]他期待一个女性欲望张扬的新世界：“我梦想一个世界，在那里女人的精神是比火更强的烈焰，在那里羞耻化为勇气而仍还是羞耻，在那里女人仍异于男子与我所欲毁灭的世界并无不同，在那里女人具有自己显示之美，如古代传说所讲的那样动人，但在那里富于为人类服务而自己牺牲的热情，远超出于旧世界之上。自从我有所梦以来，我便在梦想这个世界。”^[128]

自1918年开始，《新青年》陆续刊载了有关贞操问题和现代性爱思想的文章，比较著名的有周作人翻译的日本学者与谢野晶子的《贞操论》（第4卷第5号，1918年5月）、胡适的《贞操问题》（第5卷第1号，1918年7月）、鲁迅以“唐俟”的笔名发表的《我之节烈观》（第5卷第2号，1918年8月）、陈启修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贞操问题》（第6卷第5号，1919年5月）等。在《新青年》之后，接棒的是《妇女杂志》，该杂志在章锡琛主笔期间（1921—1925）介绍、翻译、引进了大量西方性爱思想家的著作，介绍西方性爱观念，并以专栏、讨论会的形式就当时国人感兴趣的现象问题展开批评讨论。除这两家之外，《每周评论》《晨报副刊》《京报副刊》《教育杂志》《语丝》等刊物也都曾经积极关注性爱问题。而一些面对都市摩登女性的休闲刊物在性思想上更为激进，经常刊登一些惊世骇俗的文章，比如《玲珑》就曾刊载过《对付男子手段种种》《怎样对付你的丈夫》等文章，并且号召女性：“姐妹们，我们常常可以听见女子是男子的玩物这一句话，这是多么侮辱我们啊！现在我们须要把这句话打倒，我们要把男子做女子的玩物。”^[129]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期，伴随着民族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激化，社会上性爱问题的讨论逐渐低落下去。不过经过之前的大讨论，现代性爱观念已经成为社会上相当一部分人的集体无意识，总能够在思想、文学、艺术中时不时跳跃出来，在那个时候的电影创作中也时有体现。

中国社会具有现代启蒙意义的性爱观念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才慢慢形成，在这之前的中国早期电影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对封建礼教压抑人性的质疑和抗议，但其性爱观念基本上还是延续了传统才子佳人小说“发乎情，止乎礼”的叙事模式。据笔者观察，未婚同居的情节最早出现在中国电影中是在1923年的影片《弃儿》中，有夫之妇邢珍受到蛊惑，与一纨绔子弟进城同居，“俨同夫妇”。1924年的影片《人心》中，主人公余自新和张丽英不顾父母反对，“自由结婚”，并育有一女。在此之后，未婚同居在中国早期电影中成为一个普遍现象。不过要指出一点，很多电影中对未婚同居的“涉事”双方尤其是女性会安排一个悲剧性结局（至少是饱受挫折的情路历程），较之同时代的中国现代文学对情欲觉醒的关注，体现出一定的保守性。电影作为一种高投资、高风险的大众艺术，既不满于旧道统对人性的压抑，又对现代性爱对传统价值秩序的高破坏性感到忧虑。(www.daowen.com)

现代性爱意识的形成，首先要打破传统贞操观念的束缚，去除女性从一而终的守贞思想，争取性爱的独立自主。影片《诱婚》（1924）中，高云英的丈夫席颂坚出卖国家利益，并陷害高父。危急时刻，与高云英青梅竹马的表兄史裴成及时赶到，救出高氏父女，并惩罚了席颂坚。高云英羞愧不已，意欲出家了此一生。高父和史裴成向她说明“新伦理里面的新贞操观”，要求她“打破偶像的旧观念”，“神圣的爱情一时充满在空气中了”。^[130]影片《红侠》（1929）中，芸姑因祖母惨死，亲人离散，自己险遭污辱而痛不欲生，被白猿老人救下后学得一身武艺。之后，师徒二人杀死军阀金志满，救出被金玷污的女子琼儿，并撮合琼儿与表兄文仲哲的亲事。琼儿羞愧地对文仲哲说：“我已失身，实在……”文仲哲安慰道：“小姐，爱在精神，原不构什么。”^[131]

要冲决男权传统的樊篱，正视女性的生命欲望，就得把性爱主动权从男性手中夺取过来，从传统伦理最隐秘的地方釜底抽薪。20年代中期开始，一些电影中塑造出一批思想和行为都十分大胆的女性形象，她们的行为意味着女性对性权利的主动要求和对性资本的熟练运用，在开拓中国情欲主体想象上有着深远的影响。影片《小朋友》（1925），面对情人的质询，梅占春说道“本来大家玩玩哟，你们男人可以玩女人，我们女人就不能玩男人吗？”^[132]《富人之女》（1926）中，康凤珠是一个十分大胆的女子，可以当众将追求人递上的戒指扔进水里，当众情夫的妻子，主动向喜欢的人示爱并登报“赛跑招亲”。婚后，面对丈夫对她自由交际的反对，她说：“笑话！我既然可以同你在一起，也可以同他们在一起，这不是一样的玩吗？”^[133]《四月里底蔷薇处处开》（1926）中，王蔷针对不同男性表现出不同特质，时而清纯，时而放荡，同时与余兆棠、柴耀庭、陈天福等三人谈恋爱，而三人均不知其他二人的存在。《渔叉怪侠》（1928）中，“富女钱爱珠，乃退职省长钱雄之独女，妖艳骄奢，号海上交际之花。更恃其金钱美色，愚弄男子，视为玩物。”^[134]在《新人的家庭》（1925）、《最后之良心》（1925）、《她的痛苦》（1926）、《连还债》（1926）等其他影片中，都有类似这样的女性角色。虽然影片对这些女子都给予了道德上的谴责，但是对这些女性角色进行的情色化、唯美化处理，以及对她们玩弄男性场面的钟爱却隐隐地泄露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摄影机、创作者、观众对这些主动出击的情色化女体暗含着涌动的欲情。

除了对现实社会的新式性爱关系给予了及时的反应之外，一些电影还将关注的视角投射到古代，对一些被定罪为“淫荡”的女性进行了重新考量。这种主题表达和对人物形象的再塑造，显然带有全新的时代意义。影片《武松与潘金莲》（1938）将潘金莲从“淫妇”还原为一个敢爱敢恨、有情有欲的女性，肯定了其敢于正面自己的欲望，甚至不惜献出生命的现代情爱态度。该片的广告诘问“武松杀嫂算不算是英雄？潘嫂恋叔算不算是淫妇？一个向上的女性，为了爱情自饥渴，不愿做老朽的姬妾，被认为淫妇，事实上是否算合理？”^[135]“潘金莲拉开自己的胸襟，迎上雪白的肌肤，来接受武松手里的光亮的刺刀，这就是潘金莲平白的心地，可以誓诸天日。”^[136]并宣称“中国历史上最出名的淫妇，到现在已获得另外的判决。”^[137]这种从人性角度对女性命运的思考，体现出强烈的人性色彩和现代性生存意识，正是现代社会性欲合法性张扬的直接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