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末民初的社会转型中，封建社会的家庭构成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道德伦理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传统的家庭结构和男女关系的实践也悄然发生着变化。尤其是在当时作为现代都市社会“样本”的上海，伴随着大量外地移民的涌入，传统的数代同堂的父权制大家族制度失去了存在的根基。相当数量的家庭由年轻人组成，作为封建家庭家长的父母一辈被留在故乡，即使跟着儿女在上海生活的父母一般也不再享有在传统家族中的主导地位。在这种新式社会条件下，初步实现了经济自主的青年男女开始摸索与异性交往的新方式，开始享受恋爱的过程，希冀找到一个理想的婚姻对象。成双成对的青年男女也成了现代都市公共空间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自清末以来，传统封建伦理被新式知识分子当作“糟粕”加以抨击，女性群体作为传统糟粕的受害者被予以了广泛的同情。王平陵、章锡琛认为恋爱自由是妇女解放的关键所在，“所以要谋妇女的自由，必先提倡恋爱的自由，教育经济政治道德的解放，无非是谋恋爱自由的手段，恋爱真正自由了，妇女问题也便解决了。……恋爱自由，是解决妇女问题的起头，也是解决妇女问题的煞尾。”^[110]妇女解放运动进一步带来爱情婚恋观念的变革，对妇女、家庭、婚姻、恋爱以及性的问题的关注是新式婚恋观念的突出表现。进入民国，社会上掀起了几次有关婚姻制度的大讨论，比如1918年，《新青年》关于“贞操问题”的讨论、1923年《晨报副刊》关于“爱情定则”的讨论、《妇女杂志》关于“新性道德”的讨论，以及《新潮》《女界钟》等报纸杂志就长沙赵五贞女士、广西李超女士为封建包办婚姻所迫致死事件而发表的言论，等等。一些传统婚姻制度的弊端虽然还没有被法律明令禁止，但也已经丧失了道德上的合法性。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伴随着妇女解放、男女平等思想的进一步传播，以及个性解放、人道主义思潮的高涨，新式的婚恋模式和两性关系成了社会上的一道新风尚。青年男女公开恋爱成为一种时髦，许多年轻人在爱情的呼唤下，越发重视情感因素在婚姻中的作用，明确表达出对婚姻生活中甜蜜爱情的渴望。为此，很多年轻人采取退婚、逃婚等手段来反抗旧式婚姻，甚至不惜以死抗争。并有不少人为了追求幸福，在报纸上刊登征婚广告，公开选择自己的理想配偶。婚礼仪式也得到了改良，很多人取消了聘书、聘礼、宴请等烦琐的步骤，直接在报纸上发表一个声明即告结婚。社会上还出版了专门指导谈恋爱的书籍。《大公报》曾为《恋爱尺牍》做过一则广告，称这本书“是男女社交之指导员，是未婚夫妻之恩爱物。本书所选各书颇为缠绵悱恻，恳挚动人之词可供读者之模仿，人有意想不到之妙言妙语……欲求婚难以启齿又恐有书不达意者，读此书后可得到双方之慨允。综之本书之宗旨，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祝世间好男女广结良缘。”^[111]

自由恋爱风气的普及，男女交往模式的变化，新式婚恋模式的形成加速了新的性别体系的建立。在这种新形势之下，社会和个人的性别意识和行为规范的更新换代势在必行，但社会个体对这种新变化往往感到恐惧、迷茫和无所适从。这时的中国电影对变化中的家庭和性别关系的反映就为观众与社会之间提供了一个沟通的渠道，使观众能够将个人的困惑与社会变化的大趋势联系起来，并在电影营造的虚拟世界中想象和体验各种新的性别关系。

在自由恋爱、反对儒教禁欲主义和包办婚姻的社会语境中，爱情逐渐成为中国早期电影的一个重要主题，对爱情的歌颂随处可见。据笔者的观察，中国电影中最早对爱情的赞美出现在1922年的《好兄弟》中，片中的曹康成说道：“爱真伟大，世界上无处不充满了爱的势力，如果一天消失了爱，世界就消灭了。”^[112]《爱神的玩偶》（1925）中，罗人俊说“人没有爱，也和鱼没有水一样的可怜。”《挂名的夫妻》（1927）中，留学归来的王定章劝诫表妹史妙文要勇于反抗旧式婚姻，主动追求爱情：“象你这样一个好女子，老早就糊里糊涂订婚了，旧式婚姻真野蛮，太岂有此理！”“你们这般青年女子，万万不能迁就旧式的婚姻！万万不能放弃自主的权利！”《飞侠吕三娘》（1929），吕三娘爱慕侠客韦尔武，甚至不惜与父亲为敌。其父大怒，以“幸心雷”劈之，吕三娘和韦尔武陷身一片火海。其父以为吕三娘必死无疑，十分伤心。三娘和韦尔武却从灰烬中爬了出来。其父惊喜，询以何得不死，三娘泣对曰：“儿等两心不谕，恋能以情诚格天耳。”其父慨然，因曰：“万物皆可授信，惟爱情不可段。汝等且远去，诸事我自了之。”虽然该片“天降神仙”式的结局显得过于戏剧化，但是也体现出创作者对于爱情的推崇。这一时期歌颂爱情的影片举不胜举，除了上述几部之外，《真爱》（1925）、《苦乐鸳鸯》（1926）、《爱情与黄金》（1926）、《野花闲草》（1930）、《红泪影》（1931）等影片，或借角色之口，或通过剧情的演绎，都表达了创作者对对爱情和人性解放的礼赞。这些电影对个体爱情的张扬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社会话题的转换，在当时电影的国族叙事之外，个人私人生活也得以进入人们的视域之中，并迅速成为社会的焦点问题，为现代社会构建及现代情感表达打下了基础。

此时电影对爱情的描写也渗透着对于情感的现代理解。在中国古代文艺作品中，对爱情的表达通常与婚姻直接联系，两个人的爱情走向婚姻就是喜剧，反之则为悲剧。不与婚姻相联系的爱情通常基于性的吸引，被赋予负面价值不被社会主流所认可。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电影中开始出现不与婚姻直接联系的爱情叙事，将爱情从婚姻家庭伦理中剥离出来，从而赋予两性关系更多的情感色彩。在《爱国伞》（1923）中，文春丽被父亲许配给了见义勇为之士汪民声，春丽向爱慕的同学林国魂哭诉，林国魂对文春丽说道：“恋爱者，精神上之结合，何必结婚？”《美人关》（1928）中，胡媚梨爱上了丈夫的部下尚剑帆。一次战斗中，丈夫与尚剑帆都战死沙场，胡媚梨：“生前我爱你，可惜有阻碍，死后灵魂相爱，可以自由了，你等一等，我就来了。”说罢跳楼自杀。《新人的家庭》（1925）中，已婚人士刘池龙对六小姐说“蒙你如此推爱，可惜相逢已晚，否则……”六小姐则回复“爱好重在精神，原不必拘于名义上。”虽然这些影片对这些角色的判断不全是肯定的，但在当时毕竟代表了一种更具现代性的情爱观，对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起到了一定程度的建构作用(www.daowen.com)

非常难能可贵，当时的中国电影对“自由恋爱”并没有加以盲目鼓吹。对于“自由恋爱”的内涵，恋爱与义务之间的关系，以及片面理解自由恋爱、盲目追求爱情所带来的一些弊端，中国早期电影都保持着警醒的态度，并对此展开探讨，以对青年观众起到指导和示范作用。《苦乐鸳鸯》（1926）一片的“本事”开头即写道：“夫同一自由，而时则以为美名，时则以为恶府，判若天壤焉。我国自欧风东渐，谈自由者竟起，尤以婚姻自由为最烈，如饮狂泉，而社会一切怪状奇形，亦缘是叠出。编者曰：是岂自由之误人耶，抑人之误自由耶。兹篇所表，所以发明自由真相，并为误解者下一砭针也。”^[113]影片中黄人凤问韩雪梅：“韩女士，你主张自由恋爱吗？”韩雪梅回应：“自由恋爱，我当然主张的；可是成了夫妇之后，又和别人恋爱，这种叫作越出范围以外的自由，那却不敢主张的。”影片对当时社会上以“自由恋爱”为名的不顾廉耻的行为提出了警示和贬斥。影片《恋爱与义务》（1931）通过两对青年男女之间的爱恨情仇告诫青年观众世界上不存在绝对的“自由”，自由都是与“义务”相伴相生的。

当时的社会上，对于“自由恋爱”有着片面理解或者偏激理解的人不在少数，以下观点在当时十分有市场：“恋爱的神圣在乎自由，不能有制度上和习俗上的束缚。只要他愿意爱任何人，他便可以实行，不必有所顾忌。一个女子可以恋爱几个男人，以至更多数，都应是不成问题的。这只要是她和他们相互的自由合意以及不妨碍社会上其他的人便得了。”^[114]甚至还有人主张“男女间的关系不过是生理间的关系。换句话说，简直是性交涉的关系而已！”^[115]此外，“自由恋爱”也成为一些“别有用心”之人玩弄感情、践踏女性的借口。有许多所谓“新式”男子打着“自由恋爱”的旗号，却对女子始乱终弃，炮制了许多人间悲剧。许多女性勇敢地为了爱情牺牲了一切，却发现自己的肉体和感情只不过是纨绔子弟们情场游戏中的一枚棋子。她们视为重生的“自由恋爱”也不过是一场骗局，非但没有如预期那样给她们带来自由与幸福，反而落入了另一个圈套。1928年3月，震惊上海的“马振华事件”就是一个血淋淋的例子。女子马振华与汪世昌相爱，并在婚前发生性关系，之后汪世昌以马振华“不是处女”为由提出分手，马振华整理好两人的通信以及照片后投江自尽。事后，汪世昌也自导自演的一出“假自杀”以应对亲友压力。“假自杀”被揭穿之后，汪世昌遭到了上海各大媒体的批判，也引发了一场社会大讨论。同年，大中华百合公司将这一事件搬上银幕，影片《马振华》再现了事件来龙去脉，并对汪世昌之辈展开严厉的批评。影片《可怜的闺女》（1925）中，汪小莲与汪世昌乃一丘之貉，诱骗青年女子时便打着“恋爱自由”的口号，被逼婚时又说“这种大事，总要告诉老人家之后，再做才合道理。”当时许多电影都刻画了女性被不负责任的男性诱惑后被抛弃的悲惨命运，对社会上数量众多的在“自由恋爱”的热潮中迷失了方向的女性无疑起到一种警醒作用。

当时“自由恋爱”还产生了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在当时，很多男性在来到城市谋生之前，在家乡都已经有过婚姻。来到十里洋场之后，接触了新式思想，见识了花花世界，便对家中原配妻子产生不满，认为这些旧式女子不符合自己的择偶标准，转而追求上海的新式女性。这种现象对那些原配妻子的伤害是巨大的，对于那些尚处旧伦理道德之中的旧式女性而言，被丈夫抛弃后的唯一选择就是守活寡，乃至死亡。胡适坚持与原配夫人江东秀厮守一生，以及鲁迅与朱安的故事都显示出这一现象的社会严肃性，以及社会有识之士对此的谨慎态度。改编自老舍作品的影片《离婚》（1928）就讲述了老李欲改造原配妻子而不成，追求美丽女邻居而不得，最后不得不带着妻儿返回乡下的故事。《小情人》（1926），润霖和云珍的爱情被润霖父亲强行拆散，润霖父亲又给润霖物色了一个妻子竹宾，竹宾是一个受过新式教育的女子，得知润霖和云珍的事情之后，写信给润霖：“润霖，你不娶我，哪来油瓶母子？我痛苦，她俩更痛苦。我去了，完成你们三个人的真亲爱。望你努力打破两性间的不平！”《银汉双星》（1931），电影明星杨倚云与搭档李月英相爱，但家中原配妻子一直照顾他的母亲，杨倚云对此犹豫不决，痛苦万分。杨的导演对他的一番话指出了他的犹豫是对两个女性的伤害：“爱她（笔者注：李月英）？这就是问题了！你的妻是一个乡间旧式女子，离婚就是致她死命。你母亲生前也屡次这样叮嘱过你，离婚是势所不可能的事。那么你打算叫李小姐做小老婆吗？你对得起她吗？”影片最后以两个人的痛苦分离，以及李月英返回家乡的悲剧结尾。

当时，一些学生和年轻人一心沉溺于恋爱之中，以至于荒废了学业和事业的新闻时常见于报端。这也引发了社会舆论的批评，陆镒之的文字分析得十分透彻，提出的建议也十分中肯。陆镒之指出当时社会上一些青年学生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恋爱之中，“对于求学等种种业务，都觉干桔无味”，“对于学校的功课，并不注意，而专喜欢谈恋爱功课上的练习题，可以不作，而恋爱文字必大写特写”，“无论开口闭口，总逃不出恋爱两字，学校的自修室中，亦充满着高谈恋爱的声浪，他们简直竟被恋爱所迷！”失恋之后，萎靡不振，即不自杀，也不免写许多可悲可泣的文字。”本应在奋发图强的年纪却沉浸在“一片靡靡之音”之中，实在辜负了国家对他们的一片期望，“全国多是这般意志消沉的青年，还希望他们来救国吗？国家的前途还有什么希冀吗？”陆镒之告诫青年学生，“青年们是社会上的中坚人物，负担着很多伟大的责任”，“人生的重要问题很多，恋爱不过其中之一”，切不可沉迷其中无法自拔。^[116]中国早期电影中有许多对青年沉迷于恋爱的描述，在对此提出批评的同时，一些影片也告诫青年“要有前进的思想，不要把整个生命都托付恋爱！”（《现代一女性》1933）

最后，由恋爱自由、婚姻自主所衍生出来的另一个话题就是离婚、再嫁的自由。离婚自由、再嫁自由应该是包含在恋爱自由、婚姻自主之内的一个子命题，“离婚自由”不实现的话，恋爱自由、婚姻自主就无从谈起。据《上海市社会局业务报告》统计，1929年上海共发生离婚案645件，即每10万人中有23.82件离婚案。1930年离婚案上升到853件，其中男方主动提出的为177件，占20.75%，女方提出的为138件，占16.18%。而从1932—1934年三年中上海法院判决的187件离婚案来看，女方主动者为146件，占78%。^[117]影片《透明的上海》（1926），“绮年守寡”的周韵玉面对让她心动的男人时“心如古井，始终以礼自防”。一日，接受了新思想的小姑子对她说：“今日之世，恋爱自由，夫既死，固可再嫁，彼美国威尔逊总统之夫人，居孀期年，今又适某医生矣。”周韵玉听后，“久寂之心弦，不期震震欲动，而古井之波澜起矣。”^[118]在《杨花恨》（1925）、《新人的家庭》（1925）等影片中都有女性主动与丈夫决裂、离婚的情节。对于两千年来只有男性有离婚（出妻）的中国社会来说，这体现出对于女性追求自由婚姻和自身幸福的鼓励，也是对她们追求新女性身份的一种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