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期间，西方帝国主义打作一团，无暇东顾，中国迎来了宝贵的发展契机。自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上海进入全面建设“现代城市”的黄金时期。这种建设包括两个层面：一是硬件意义上的经济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一是软件意义上的关于“现代社会”“现代生活”“现代人”的话语构建。而这一时期的中国早期电影扮演起现代社会文化/生活的示范者和代言人的角色。

在由传统向现代的社会转型期，人们的思维方式、信仰信念、生活方式与过去都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对于绝大多数由外来移民组成的上海市民阶层来说，一方面，生存和生活的压力需要疏导和宣泄，另一方面，现代社会的新生活和新风尚也需要去学习和适应。以电影为代表的现代都市商业文艺在满足这两方面需求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中国早期电影不仅反映出商业文艺创作者对观众娱乐消费密码的熟稔认知和熟练运用，还渗透着创作者对现代生活的思考，以及现代化进程中需要市民知晓的现代性信息。作为一种新兴的文艺形式，电影能够在初始形成的都市文化环境中得以流行，首先是因为它满足了市民阶层疏导和宣泄压力的需求，张真曾论证了中国早期电影对观众的情感效果及其“医疗功能”，她认为影院内的眼泪和笑声创造了一种“集体的感官机制”，它“帮助观众消解、缓冲和克服现代生活中的惊讶和疲惫，进而释放在社会转型中产生的高度压力。”^[91]另外，它在帮助市民通过娱乐的方式了解和适应现代社会生活法则方面所起到的作用也是不容小觑的。

首先，娱乐消费本身就是对现代生活方式、生活理念及都市价值体系、人际关系的一个学习过程。在那个年代，电影院这一建筑就是西方物质文明的象征，和咖啡馆、西餐厅、跑马场、舞厅、弹子球房这样的休闲娱乐场所一道成为当时中国时尚生活的指针。“看电影”不仅给市民带来一种新的娱乐手段，也带来了新的都市生活方式。更重要的是，电影还是观众了解现代社会物质文明和社会风尚的窗口，成为当时新文化的传播途径。一些影片的服装、布景和道具为观众呈现出一种“真实”的摩登都市生活场景，提供了一次“凝视”现代的心灵体验。现代都市生活方式、都市现代性的一整套的想象，借助娱乐手段，以更为直观、形象的方式呈现出来，电影文化也成为表述社会现代性的观念与建构都市现代性的重要手段。

清末民初，女性问题受到了社会精英阶层的强烈关注，社会开始对女性性别角色和两性性别关系进行重新定位。伴随着社会精英阶层对民族国家和现代中国的想象和设计，各种社会力量就新女性的塑造和倡导，以及两性关系的协调和适应进行了反复的文化协商。进入民国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随着社会思想观念的进一步解放与社会开放程度的进一步提高，中国社会的恋爱方式和婚姻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讲求“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婚姻模式遭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自由恋爱、个性解放受到青年男女的推崇，社会上自由恋爱、婚前同居、离婚等现象日渐增多。在这种社会环境中，中国早期电影对包括恋爱、婚姻、家庭等生活内容在内的两性情感关系进行了密切关注，拍摄了一批探讨女性地位、情感际遇、两性关系和女性现实生存的影片，为观众了解新型情感关系提供了指南和借鉴，也融入了当时女性社会议题的讨论，参与并见证了中国女性社会地位的变化历程。

在当时，电影因其独特魅力，迅速成为市民阶层标榜品位与格调的一种文化资本。如果说印刷媒体还侧重于理念方面的传播，电影作为一个直观的视觉媒介，从电影上去学服装式样、学发型、学化妆等更直接的模仿更是数见不鲜。明星，尤其是外国明星，作为一道异域景观，作为一种西方文明的符号，还被赋予了一个重要的身份，即现代生活方式的代言人。外国女明星们的容颜表情、服饰穿着、日用物品，乃至生活理念和行为方式，被中国社会当作构建现代女性美、塑造现代女性身份、指导现代生活观念和建构现代都市文化的样本加以提倡。20世纪30年代，有文章建议中国女性学习外国女明星的妆容和表情，并认为这是与国际接轨的一种体现：对中国女性来说，“以努力于表情的努力去挽救自己的不立体的甚且不情绪的面是有相当收效之处的。外来电映的繁兴于我邦的何处的大都会之故：我邦的仕女的平面的脸已稍见有情绪的面目出来了。这是可喜的事……她们从迫近版（大写）的电映的女面上学得，甚伶俐地改造了自己的不得天惠之面为有情绪美的面也。今日的我邦女儿之面相的美，是进化的了。亦可戏言之谓已日渐外倾了的，而最贴切言之则为Hollywoodism的Screen-face（电映颜）了吧。……我邦的女儿的面上已超国粹的增加进哭笑二相之外的诸种相了呢：会颦面，蹙眉，悒悒不欢，讶异，吓惊，轻薄人，傲慢人以至惶然的地之状态等等了呢。说我邦的都会女面是超国家的国际的美起来之话不是无端的话。”^[92](www.daowen.com)

在都市商业文艺对现代生活方式的表现里，曲折而巧妙地隐藏着创作者对于新式生活的观察和思考。其中有关两性关系的论述，在你侬我侬、男欢女爱的情爱叙事和欲望呈现中，渗透着现代情爱关系的“方法”指南。王安忆在论及早期海派文学时提出一个观点：“城市集中了许多粗通文字的居民，闲暇很多、多愁善感的太太小姐与青年学生，在日益开放的风气之下，便将小说当作人生的脚本，好叫自己在想象中扮演其间的角色。”^[93]将海派文学换成电影，这一观点同样成立。

电影由于其写实特性，对观众的询唤能力远在其他艺术形式之上。所以对于新式知识分子来说，电影更是社会改革的策略与手段：透过大银幕，创作者为中国观众提供了一个现代生活的样板，为观众示范了现代化的社会中人际关系与两性互动应有的样式。周慧玲认为：“中国早期电影演员似乎正透过扮演爱情题材，演练新的、欧化的两性关系，而他们的观众可能也在欣赏的过程中，默许中国电影演员模仿练习这种新的肢体关系，甚至起而模仿演员所模仿欧式现代生活。这种多重的模仿，使得中国早期的爱情电影，犹若一种生活仪礼的新媒介……电影也因此可被视为二十世纪初，现代化过程的一场仪式演练，它对中国现代性别关系的观摩与操练，尤其介入深刻。”^[94]正如1932年《申报》上一篇名为《电影院里的形形色色》的文章中所称：“摩登青年们——他们常挽着异性而往，目的在藉影片里的恋爱故事，以推进他俩恋爱的程度”^[95]。

总之，中国早期电影对都市女性的情感、恋爱、婚姻等内容保持着强烈的关注，成为彼时中国人对现代生活方式和现代人情感关系进行想象和操练的试验场。通过男女演员在银幕上对现代生活模式的反复排演，电影成为指引大众体验现代生活的向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