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阳刚阴柔”“男尊女卑”观念的影响，在中国古代的绝大多数时期，中国人的女性美观念都是以阴柔、病弱为主。在先秦时期，封建性别秩序尚未形成，人们对女性的欣赏还是以健康、自然为美。以《诗经·卫风·硕人》为例，诗中以“颀”“敖敖”形容美人，说明当时的审美观还是以健美、高大、白胖为主。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封建社会制度的形成，传统性别秩序也逐渐确立下来，女性美的观念也发生变化，开始向着纤细、柔弱的方向发展，“腰如束素，齿如含贝”“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即是审美观转变的例证。自汉代起，随着“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的确立，对女性的束缚越发严苛。除了唐代，纤弱美基本上成为各个时期女性美的观念的主流。“到宋代以后，人们对美女的要求渐渐倾向文弱清秀削肩、平胸、柳腰、纤足。中国传统美女的标准是饱满的瓜子脸，眉毛细长如弯弯的新月，四肢和手指纤巧，皮肤细腻，白里泛红。”^[44]到了清代，纤弱美甚至发展成了“病态美”，曹雪芹对林黛玉的描写可以看作是中国美人的典范：“两弯似蹙非蹙罥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娴静时如姣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

自晚清以来，救亡图存对健康国民的迫切需求，促使社会审美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新民说》伊始，梁启超就论证了健康的国民与富强的民族之间的关系：“国也者，积民而成。国之有民，犹身之有四肢、五脏、筋脉、血轮也。未有四肢已断、五脏已瘵、筋脉已伤、血轮已涸，而身犹能存者。则亦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涣散、混浊，而国犹能立者。故欲其身之长生久视，则摄生之术不可不明，欲其国之安富尊荣，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45]在《论尚武》一文中，梁详致剖析了中国人体质孱弱的原因：“中国人不讲卫生，婚期太早，以是传种，种已孱弱。及其就傅之后，终日伏案，闭置一室，绝无运动，耗目力而昏眊，未黄耇而骀背。且复习为娇惰，绝无自营自活之风，衣食举动，一切需人……病体奄奄，气息才属，合四万万人，而不能得一完备之体格。”并由此出发，批判了中国人“以文弱为美称，以赢怯为娇贵”的病态审美观。^[46]

作为先进知识分子实现救国理想的一种途径，长期以来被遮蔽和忽略的女性作为一种可资利用的有生力量，被纳入富国强民、救亡图存的国族话语中加以思考。在这一改革话语中，缠足、束胸、身体孱弱的中国女性被描绘成民族贫弱的根源，是中华民族苦难的象征。在男性知识分子的倡导和规划下，两千年来被封建性别秩序所压制的中国女性被赋予了“强国保种”的责任者的形象。瑟庐在《妇女之解放与改造》一文中质问“盖身体之改造乃一切改造之根本……吾国妇女素以纤细荏弱者名。在旧日为家庭之人，尚多弱不胜任之概。果使一旦获达解放之目的，其能以此荏弱之躯体，担任社会国家之大事乎？”^[47]20世纪30年代广为流行的《玲珑》杂志上，一篇题为《新女性的两大训练》曾这样写道：“无论我国的女子，怎样学时髦，穿高跟鞋，但总有弱不禁风的缺点。病态美是一向给我们独占有的称号。林黛玉式的女子是我们的耻辱。现代人如果没有刚强的体格，便不会有远大的目光和伟大希望。所以男子要在体育上努力，脱掉病夫的绰号。女子也应该到运动场去，不要让男子专美。”^[48]受此影响，建立在封建伦理纲常基础上的“病态美”观念，以及受此观念形成的削肩、平胸、柳腰、纤足等女性身体形态均成为新式知识分子的批判对象。在国族话语体系、女性解放思潮、西方文化涌入和民众生活变迁等因素的合力影响之下，女性体格的健美成为民族自强话语的一部分，“健康美”逐渐成为评价女性身体美的重要标准和价值取向之一：“真正的‘女性美’是必须建立在健康上面，在一位病弱的女子身上，断不会找出什么美来……真正的健康虽然不是专注于外观之修饰，可是自然会给人一个美的印象。我们在运动场上看见一位健康活泼的身体的女子，充满了奋发有为的精神是多么令人羡仰。这种令我们起敬令我们生爱的健全体格，便是女性美的真正表征。”^[49]

打破封建伦常强加在女性身体之上的枷锁是女性身体获得健康美的第一步。当健康美观念的传播与女性解放运动相结合之后，“反缠足”和“反束胸”运动不仅有着妇女解放的意义，还有重建女性身体审美观念的努力。1926年，一篇文章号召女性不要再做男性的“玩物”，把强加在女性身上“夭桃秾李的装饰”去掉，祛除“玉软花娇的体态”^[50]。1930年，有文章指出女性“身体解放”是“健康美”的首要条件：“‘束胸’‘缠足’，我们既认为是妨害身体的发育，是健康的大障碍，当然第一步我们就应当先打破这种观念。同时我们应当宣传‘健康美’的标准，‘健康美’的价值，先使女同胞们完成第一步工作——‘身体解放’。”^[51]面对社会上仍然存在的顽固守旧，有人表达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愤慨：“以吾国人近虽日趋欧化，而重‘东方纤弱之美’根性，常有一部之保存，如女子之束胸小马甲，虽经医生认为绝对有碍卫生，而依然流行于少女界，因此致病肺而死者，时有所闻，人之所以明知其害仍乐用，岂不因其能阻制胸部发育，免丰肥而碍纤弱之美乎？”^[52]

随着戊戌维新以来“新民说”“尚武精神”“军国民说”等观念在社会上的逐步推广，女性被视为民族解放和富强的有效力量，鼓励女性参加体育运动成为女性身体健康建构的重要举措。早在20世纪初，就有人认为中国女性孱弱是民族贫弱的根源，体育不仅关乎个人体质，也关乎民族富强：“今日女子之教育，断以体育为第一义。……吾中国男子弱矣，惟女子之弱实致是。矫正身体，厥惟体育。吾女子其急注意！吾办女学者其急注意！今日办学之宗旨，非以养成几辈文学士也。吾中国女子固能文者。文，弱之因也。恐女子愈多文，而国民愈多弱。”^[53]有人认识到女性从事体育锻炼之于女性自身及国家的重要意义：“吾以为急救目前女子之方法，断自体育始，断自本年本日始。……女子者，文明之祖也，国民之母也。其干不强，未有其枝茂实者。……练其胆识，练其身体，练其冒险耐苦之精神志气，使人人有军人之资格。鼓吹以古来之任侠风，贯输以国家思想，一呼而起，一跃而走。病夫既苏，国家可理。”^[54]1927年，著名女性教育家章绳以在《女学校急须注重体育之我见》中认为“女子为国民之母，母体之强弱，即子女身体强弱之所由分也。……欲为富国强种计，舍注重女子体育，其道无由。”^[55]1933年，一篇文章提出“健全的美”才应该是现代女子的追求，“所谓健全的美，是指躯干昂直，筋肉丰润，血脉活现，行动活泼，精神焕发，一举一动，都表现青年的朝气，她们不知道什么是呆板，什么是忧愁，她们只是时刻欢跃突进的向上。”^[56]1934年，《申报》上一篇题为《理想的妻子》的文章写道“伊的身体，极美妙，极健康，不肥不瘦，修短适中。伊能运动，能跳舞，能游泳。”^[57]经过几十年变迁，健康美、爱运动已经成为当时受新式思想影响的男性的择偶标准之一了。(www.daowen.com)

在这样的时代感召之下，一些电影创作者开始探索体现健康美的新式女性形象。孙瑜在《野玫瑰》的导演述评中说道：“有了健全的身体，然后有健的思想。病西施、瘦张生的时代早已过去了。”^[58]影片中，画家江波称赞小凤健美的身体和积极向上的精神：“快让我来给你画像吧！你的健美的身体，是中国新女性的模型。在你的活泼闪动的双瞳里，我看见勇敢、博爱、伟大的灵魂！中国的需要！”在具体的电影创作中，20世纪30年代出现了一批以女运动员为主角的影片，其中最著名的当属《体育皇后》（1934）和《破浪》（1934），片中黎莉莉和郭娃娃分别饰演了短跑运动员和游泳运动员的形象。在其他许多影片中，也出现了女性进行体育锻炼的场景，比如《银汉双星》（1931）中，女子学校进行女子团操“娘子军”的会演，《野玫瑰》（1932）中小凤带领儿童做军操，《小玩意》（1933）中珠儿带领儿童做体操等。另外，《大路》《渔光曲》《到自然去》《一剪梅》《天明》等影片都成功塑造了健美、飒爽的女性形象，这些拥有年轻健康的身体，装扮休闲、个性活泼的新女性形象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30年代的电影明星队伍较之20年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男演员方面，20年代颇受欢迎的王吉亭、朱飞、雷夏电等脸面苍白的奶油小生形象逐渐被淘汰，以金焰、高占非、郑君里为代表的健硕、硬朗的形象成为银幕主流。在女演员方面，20年代那些纤弱、多病的女性角色虽然继续流行，但是创作者开始赋予这些身体柔弱，悲剧性的被压迫女性角色以独立意识和坚强的意志，可视为是在社会转型阶段建构新的女性形象的尝试。与此同时，王人美、黎莉莉、黎灼灼等“运动健美”型演员迅速崛起，在大银幕上占据了重要位置。在笔者看来，30年代的几次“电影皇后”选举中，阮玲玉的得票数位居胡蝶之下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无论是戏里还是戏外胡蝶都塑造了一种健美、大方、坚强的形象，而阮玲玉身上所附着的柔美、纤弱等符号已经不符合时代的审美。

在电影之外，一些思想进步的电影明星力图用体育的魅力来改变社会对电影界的不良印象。金焰在业余生活中酷爱运动，经常参加足球、篮球、游泳等体育项目，还曾经组织了一支篮球队，经常在上海参加各种比赛。他曾号召同行用运动代替跳舞，以树立电影界的良好形象：“无论你走到哪里，你可以知道电影界给一般人的印象是下流的，至于是可怕的。有很多的人他们有相当的学识，为喜好并爱护电影，想投到电影界里服务，但是看到‘被电影界人强奸’‘火山舞蹈’等等事情，他们就裹足不前了。一个人日常的生活要影响到他的事业，假如说，电影是教育大众的武器，那我们要先转变从业员的生活环境。……运动，总比跑到跳舞场里去消耗金钱、时间好得多。……我们如果能做到以运动代替跳舞的话，不去跳舞的事小，而多少能改换一点一般人们对电影界的印象。”^[59]在金焰等人的影响下，上海电影女演员还成立了“未名篮球女队”，由金焰的妻子王人美任队长。^[60]

一时间，健康的生活方式成了电影界的一种风尚，黎莉莉“在闲暇的时候，她老是在公司里跳来跳去地闲玩，从不喜欢涂粉抹脂。”^[61]她还曾化名黎珍珂，代表南洋高商出席上海市中学校春季运动会，并获得女子组50米亚军。^[62]不仅如此，黎莉莉健康美形象的影响力还超出了电影的范畴，成为政府大力推广的女性形象标杆，“为了用一个强大现代的国家形象来抵制和取代消极脆弱的形象，国民党决定用体育明星黎莉莉爱国、干净、运动的身体和健康的精神，来代表中国的女公民。通过联华影业公司董事会上的一些实力派人物，国民党政府对她的形象保持了有效的影响。”^[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