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两千年的封建历史中，除了极个别时期尤其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年代里，几乎各朝各代都奉行着男女有别、男外女内的性别空间原则。

早在秦汉时期，性别空间的划分就以书面形式固定了下来，《礼记·内则》规定：“男不言内，女不言外，非祭非丧，不相授器。其相授，则女受以篚。其无篚，则皆坐，奠之而后取之。外内不共井，不共湢浴，不通寝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内官不出，外言不入。男子入内，不啸不指，夜行以烛，无烛则止。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夜行以烛，无烛则止。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12]在唐代，女性的生活空间范围有一定的弹性，她们可以比较自由地到郊外、集市、娱乐场所游玩、休闲，诗圣杜甫曾在《丽人行》中记载了当时女性外出游玩的景象：“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自宋代开始，性别空间的划分更加细致，执行起来也更加严苛。司马光的《涑水家仪》规定：“凡为宫室，必辨内外，深宫固门。内外不共井，不共浴室，不共厕。男治外事，女治内事。男子昼无故，不处私室；妇人无故，不窥中门。男子夜行以烛，妇人有故出中门，必拥蔽其面。男仆非有缮修，及有大故，不入中门，入中门，妇人必避之，不可避，亦必以袖遮其面。女仆无故，不出中门，有故出中门，亦必拥蔽其面。铃下苍头但主通内外言，传致内外之物。”^[13]宋代之后，知识分子逐渐将“内外”“正位”等观念与“齐家”“治国”“平天下”关联起来，使之成为规范社会秩序的有力工具。

这些原则虽然对男女同时提出了行为要求，但一眼可以看出真正被约束的只是女性。性别空间的严格划分使得男女有各自的活动范围和区域，“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戒律使得公共空间中的女性身影销声匿迹。即便在家庭中，“三从”的观念使得女性永远隶属于男性，女性必须安守辅佐男性家长的本分，不能越俎代庖，否则被扣上“牝鸡司晨”的罪名而遭受惩戒。通过将女性圈制在回避他人的家庭私人领域之内，女性被引导、规训形成一种内敛性的服从心理，进而消磨掉女性群体对自我主体性的探寻意识。在惩戒的威吓与文化的询唤之下，女子自觉地禁足于闺阁之中，不仅在物理空间上与男性疏远、隔绝，在心理上也被牢固地固定在卑下、附属的位置上。

到了清末民初，在内忧外患的多重压力之下，中国社会开始了艰难的现代化转型。在中国社会由古代向现代的转型中，最突出的变化之一就是女性开始步入社会公共领域。而上海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桥头堡，可以作为中国社会性别空间演变的研究样本。

自开埠以来，上海的社会结构和空间场域呈现出中国历史上前所未见的新样态。租界的开辟以及太平天国战事造成的华洋杂居、五方杂处的社会空间构建，使上海在19世纪末已经具备了现代都会的雏形。在这个现代都会中，形成了一个封建礼教的“真空地带”，为女性冲破传统束缚提供了机遇。随着新式经济、政治、思想机制的出现，以往被严格限制在闺阁之内的女性也开始出现在都市的公共空间中，成为都市社会的新构形、新景观。1872年，《申报》上就有关于这种景象的记载：“上海地方妇女之蹀躞街头者不知凡几，途间或遇相识之人，欢然道故，寒暄笑语，视为固然。若行所无事者，甚至茶轩酒肆，杯酒谈心，握手无罚，目贻不禁……此风日甚一日，莫能禁止。”^[14]如果说《申报》的记载还带有一定的猎奇性以及话里话外对女性的责备，那么到了1916年，女性外出已成常态，并且有人已经认识到此对女性解放和社会进步的意义：“欧化东渐，已逾周甲。而最近十年以前，沪地途行之女子，仅属下流社会中人，彼驾车静安寺路者，多蔽以帏慢焉。今则上等妇女，昂首独行，赴肆购物。所在皆是。设在十年前见之。不将讥为怪物耶。静安寺路某书局新基，男女且共舆焉。途中有驾自动车之妇女，跨马骑行者，不久亦将得见。有心人又常瞥见有自驾轻车，驰骤道左之惊鸿。侍恻之御者，亦衣服整洁，较之往时官绅家积垢盈寸之仆从，大相径庭矣。凡此妇女界之新气象，俱随天足潮流以供来。盖中国人之旧思想，每谓妇女无心思脑力，不日努力，即等玩物。自由幽居一室，足不出户。终身效用，只有生育一端而已。”^[15]

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社会上男女社交公开的呼声越发高涨，陈独秀指出“今日文明社会，男女交际，率以为常”^[16]。1919年4月15日，《新青年》刊载了杨潮声的《男女社交公开》一文，公开提出“打破男女界域，增进男女人格”^[17]的口号，积极倡导男女社交公开。胡适认为社交公开于男于女都有益处，“女子因为常同男子在一起做事，自然脱去许多柔弱的习惯，男子因为常与女子在一堂，自然也脱去许多野蛮无理的行为。最大的好处在于养成男女青年自治的能力。”^[18]沈雁冰的观点更加直接：“男女社交就是男女人格平等的表示，反对男女社交，就是反对男女平等。”^[19]《时报》上的一篇文章热情赞誉男女共事的风气：“受过教育的男女在一块做事，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现在外面要做的事很多，有的男子做得好，有的女子做得好，当这个时候，男子也不要轻视女子，女子也不要太客气，假使能在男女的界限渐渐的化除，各尽各的责任那就是我国的进步。”^[20](www.daowen.com)

进入民国之后，由于现代工商业的发展，加之社会上关于女性职业权大讨论的推动，女性通过职业的途径获得了更多介入社会空间的可能。1915年，有杂志报道：“近数年女子有投身职业者，故沪上有雇女招待之商家出现，说者以为惊世骇俗之举，殊不知数年前亦已风行，如豆腐店、杂货店等半属女子掌握”^[21]。通过职业的途径，女性得以进入社会公共空间，在之前单调的家庭角色之外获取了新的社会身份，也拥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从而分享了原本属于男性的社会权力。对男性空间的僭越以及对男性权利的分享，自然引发了社会顽固势力的恐慌和不满，在近代女工刚刚兴起之时，便有大量揶揄和讽刺的声音，有人认为女性外出做工实乃不顾廉耻：“各女工种种丑态，招摇过市，全不避人，廉耻扫地矣。”^[22]有人认为男女同工相熟调笑有伤风化：“往往有监工、收发等司事之人与妇女调笑……又有临出门时防其窃藏出外，人各搜检，虽系大庭广众之地，而亦不免于丧其廉耻。”^[23]有人担忧陌生男女相处易生奸淫：“借行家栈铺之地，得以彼此相聚，互为牵引，几不殊濮上桑间，采兰赠芍，各有所私。而往来出人之际，拥挤争前，捉腕捺胸，备诸丑态。”^[24]还有竹枝词讽刺道：“吾乡农妇向端庄，少女专求纺织良。自设缫丝轧花厂，附膻集粪蚁蝇忙。上工一路散工时，环绕浮头状醉痴。脚捏手牵诸丑态，竟容白昼众旁窥。”^[25]进而有人提议“当道须婉谕各家行栈，从今以后不准招雇妇女，只许男子做工。”^[26]这种超出理性之外的谩骂和嘲讽反映出封建男权对性别特权旁落的恐惧心理，也恰好从反面证明了女性职业的势头之猛烈。经过几年的发展，女性职业不仅没有被遏制，反而跳脱出女工等社会底层范畴，在政界、法律界、商界、教育界、演艺界都出现了女性的身影。伴随女性职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到社会公共空间中，女性与社会空间的关系发生了革命性的改变。由于女性角色的介入，社会格局逐渐走上了新式发展轨迹，新的社会因素不断出现又不断被整合，也加速了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进程。

随着城市的发展和人口的暴增，在公共空间中形成了一些共享的公共活动领域，这些领域主要是一些商业和娱乐场所。在中国古代社会，商业和娱乐场所都是男性的天下，正常女性（除了娼妓之外）是被排除在外的。自20世纪10年代末开始，号称经销“环球百货”的先施、永安、大新、新新等四大百货公司先后在上海开业，“随意浏览”的新式经营理念赋予女性外出购物的合法性，使女性可以在没有男性陪同的情况下独自上街，女性得以合法地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都市公共商业区的出现赋予了女性促进消费的使命，大大拓宽了女性的生命空间。女性可以摆脱家门的圈限，融入都市社会环境，她们的观念、行为挑战了男女有别、授受不亲的封建伦理，成为向传统宣战的先行者。而公共娱乐活动和娱乐空间的出现，为女性以主体身份参与娱乐消费创造了条件，对打破传统性别空间界限更是有着特殊的意义。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娱乐业的消费是专为男性特供的特权。能够出入娱乐空间的女性通常只是以“消费品”形式存在的娼妓。一年之中，良家妇女只能在年关节日的时候以踏春、庙会、进香等方式进行有限的休闲娱乐，并且这有限的娱乐还经常不被统治阶级和上流社会认可。到了清末民初，西方休闲方式的引入和公共娱乐区的出现为女性进行日常性、频繁性的娱乐消费提供了机会。开埠十余年时间，女性出入茶馆、戏园等传统娱乐场所已经十分普遍，在打弹子球、看赛马、吃西餐等新式休闲活动中也经常有女性身影。当时的竹枝词中有许多关于女性上茶楼、听戏的描述：“荆钗布裙越风流，独步城隅秉烛游。扮作女堂倌样子，好听花鼓上茶楼。”^[27]还有一些青年男女将茶楼当成了约会的地点：“斜转眼波微带笑，茶楼到处去寻郎”^[28]，“寄语阿郎来订约，松风阁上一回茶”^[29]。当时的竹枝词中还留下了女性观看赛马的记载：“三天跑马亦雄观，妇女倾城挈伴看”^[30]。而到了19世纪90年代，赛马会依然是“入沪来冶游之第一乐”，“中西男妇往观者几如恒河沙数，而教坊姊妹亦无不拥香车逐队而至，毂击肩摩，钗堕珥坠，亦所不计。”^[31]更耐人寻味的是，女性出现在公共空间中，参加娱乐活动也成了都市社会的一道新景观，她们本身也成了“被观看”的对象：“跑马台边杨柳新，赤栏杆外小逡巡。教侬不敢多时立，一种儿郎只看人。”^[32]从这些竹枝词的描绘中，可以推测当时上海租界一带的女性公共娱乐空间已经初具规模。

在清末民初上海的公共商业区和娱乐区，中国社会一直以来的性别空间藩篱被消费、娱乐的商业浪潮冲开一个缺口。在这个公共空间之内，消费行为抹平了传统社会的阶层差异，两性之间的隔离也被打破。正是在这个混杂的过程中，封建社会的社会体系和伦理秩序得以动摇和消解，一个崭新的充满活力的现代社会开始形成。大量的女性现身于商店百货、娱乐场所和街道等公共空间，成为现代社会中的一大景观。仅此一点，女性对中国的社会结构、城市构形以及人们的视知觉所产生的巨大影响都是不可估量的。

1933年，《玲珑》杂志刊登了一篇名为《真正的摩登女子》文章，该文认为“真正的摩登女子”应该具有下列的条件：（1）有相当学问；（2）在交际场中，能酬对，态度大方，而不讨人厌；（3）稍懂一点舞蹈；（4）能管理家政。^[33]由此可见，女性的社交能力已经同学识、情趣、家务等一起被社会认为是评价“新女性”的条件之一了。中国女性开始在现代社会中合法性地公开登台亮相，有力地动摇了传统的性别秩序和价值观念，身体力行地拓展了想象现代女性的观念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