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制”是电影业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也是衡量一个国家电影事业发展的重要标准。20世纪20年代中期，伴随着第一批故事长片在叙事形态和表演形式上的成熟，围绕明星运作的电影体系也初步建立起来。中国早期电影明星制虽然比不上好莱坞那样成熟和完善，但明星制的一些运作手段已经广泛运行在电影生产的各个环节之中，成为中国电影现代性的一大标志。而作为早期电影文化中最耀眼的女明星，她们本身既是电影发展的成就之一，也是电影现代性的一大表征，在电影产业的各个阶段都有力推动了电影现代性的建构。在电影之外，女明星以话题者身份出现于影迷杂志和通俗报刊的报道中，标志着中国现代文化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美国学者保罗·麦克唐纳（Paul McDonald）认为可把明星看作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工业商品，就这点而言，与类型一样，明星们起着“在市场中区分不同影片”的作用。^[156]经过几年的发展，中国早期电影女明星已经初步具备了类型的特征，比如“性感风骚”的韩云珍、“浪漫大胆”的殷明珠、“健康明朗”的黎莉莉和王人美、“亲切甜美”的陈燕燕、“憨嬉娇小”的黎明晖、“青春性感”的李丽华、“放荡危险”的白光、“电影寡妇”王汉伦、“悲情女子”张织云、“电影皇后”胡蝶，等等。黄嘉谟在《现代电影》中一篇名为《电影女明星作风的分析》中，将30年代的女明星，以类似传统戏曲行当的方式，将她们按各自擅长的银幕角色，分为“悲剧旦角”“活泼少女”“浮荡的少女”“妖媚的妇人”“表情的女角”等五类：“‘浮荡的少女’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的都会特产’”；“‘放荡的形骸，穿的很少的半裸的衣裳，抛弃了旧式的廉耻心，青春的爱欲的燃烧’”；“‘妖媚的妇人’‘是电影摄制家一种聪明的运用，也是电影有史以来最登峰造极的阶段’”；“‘浮荡只是举止和肉感的表现，而妖媚却进一步了，那是聪明女性的随身法宝，运用面部——尤其是一对秋波去搜捕她们的俘虏’。”^[157]明星类型的成熟是电影营销的一种商业手段，通过对提供给观众某种愉悦的允诺，往往也成为“售票机制”的关键因素。几乎每一位女明星背后都有庞大的粉丝群，其社会影响力和市场号召力远在同时期的男明星之上。1933年2月，《电影日报》经过3个月筹备的“明星名片大选举”揭晓，当选“中国十大明星”之第一名为蝴蝶，第二名为阮玲玉，男明星中得票最高的金焰仅列第三位。^[158]

明星身上的某些特质，是吸引观众和影迷的重要因素。明星不产生于大银幕上，而是产生于观众的心里。“观众跟明星之间的关系不再被认为只是工业操纵后的结果，而是一种文化认同。”^[159]20年代起，电影公司和电影院都十分注重挖掘明星的个人特质，围绕明星展开公司及影片的宣传。中央大戏院在《未婚妻》的广告中，突出了张织云的“悲情”特色：“张织云为中国最著名之电影明星，以善演悲剧为名……观众咸比以东方之丽琳甘熙，丽琳亦以善演悲剧名于世，以织云之姿色演艺论，当之亦无愧。”^[160]1926年，杨耐梅主演中华第一公司影片《花国大总统》，该片系列广告以杨耐梅为核心，高度称赞了她的性感魅力：“杨耐梅在中国电影界中，可算得天字第一号的红明星了。她在银幕上的表演，谁都知道是最细腻、最真切、最动情感的……她苗条身材，如花之容，一双如怨如诉的妙目……加上天赋的聪明，能把剧中人的身世，曲曲由眉宇间传出，演苦戏叫人不住的流泪，演爱情戏又使人羡慕不止，演爱情戏，好像馥馥的香气，直射到全座观众的心坎里，辨不出是甜是苦，委实把全座观众麻醉了。她在银幕上的魔力，就是这样大，何怪乎名遍全国，奉为天字第一号的红明星了”。“杨耐梅为中国电影界最红之明星，容貌之昳丽，表情真真切，不让美之曼丽毕克福，以是国产电影得杨耐梅主演者，必能受社会上热烈之欢迎。耐梅最擅悲哀浪漫之表情，每演至极锋处，必欲使观者动悲感或至于发狂。《花国大总统》为描写女子不能自立，复因虚荣而致堕落，是一悲哀而兼香艳之浪漫电影，由杨耐梅主演，可称适得其才。美无其匹，剧中形容花界之习气，绘形绘声，令人拍案叫绝，爱观杨耐梅作品者，千万勿失此《花国大总统》。”^[161]1929年，王汉伦自组汉伦电影公司，并拍摄了影片《女伶复仇记》，该片广告将主演善演悲剧的特点放在突出位置：“王汉伦，为中国电影明星中出名最早者，演戏以悲哀著名，有电影寡妇之绰号”，“王女士最善做悲戏，又天生就一副□然欲涕的面容。别个明星做哭戏，要拿胶汁代替泪珠，但是女士做哭戏，都是真泪，要来就来，要止就止，真像一个自来水龙头。后来王女士因为家事牵制，就脱离了电影界。凡是爱观悲剧的群众，都觉得很惋惜，现在王女士居然来出创公司，并且第一部作品，就是大悲剧。”^[162]

“明星的魅力并不是源自于明星个人内在天生、独一无二、魔力般的特质，而是取决于一个明星跟特定意识形态的关联，这层关联可以是阶级、性别和种族。”^[163]“天一”公司在失去了当家花旦胡蝶之后，着力培养陈玉梅为自家明星，就特意迎合了当时社会提倡“勤俭节约”“救亡图存”的舆论，在宣传上，“天一”别出心裁，说她是一位社会活动家，担任“俭约运动队”队长、提倡“俭约运动”，鼓吹“布衣运动”、提倡穿土布，当“道路建设协会”会长、“航空救国”组织负责人，发起“航空救国”等，陈玉梅也很配合公司的宣传，有时真的穿上土布衣服出现在公开场合，在电台上大唱电影歌曲。此后，公司宣传陈玉梅的新片时，就在银幕上打出“俭约明星”等字样。为了迎合女性身体解放、“体育救国”的社会思潮，黎莉莉、王人美等人则在宣传过程中强调了青春、健美、活力四射等特质。

当时的电影明星还努力跳脱出电影的范畴，向着“多栖明星”的方向发展。1934年6月，百代公司乘势而上推出了《明星锦集》系列唱片，周璇、白光、白虹、李香兰、姚莉、胡蝶、胡珊、王人美、李丽莲、夏佩珍、谈瑛、陈燕燕、黎莉莉等最耀眼的电影明星的歌声被“百代”一一收录。与此同时，“百代”还策划了“谁是你所崇拜的明星”有奖销售活动，奖品有现金、唱机、唱片等，意在吸引歌迷、影迷。

随着女明星群体崛起为一支影响力巨大的社会力量，女明星与商品广告的结合也越发普遍，在提高自身和电影业的社会地位的同时，也极大地提高了女性在社会公共空间的可见度和影响力。著名的力士香皂（LUX）就曾大量邀请中国电影女明星代言广告，胡蝶、阮玲玉、王人美、陈燕燕、袁美云、黎莉莉、陈玉梅、胡珊等女明星纷纷出现在力士香皂的广告中。当时有文章记载：“外滩，三头洋行，当然是日本店。有一大块的油画广告，上面画着的是我国的女明星胡蝶女士。于是人们说胡蝶是‘味之素’。徐来是顺风牌的鲜橘水，严月閒是啤酒，黎莉莉是球鞋，王人美、胡笳是牙膏。总而言之女明星都是力士香皂。”^[164]

早期中国电影广告，不但利用影星来为影片宣传锦上添花，而且还参与了影星制造的过程。20世纪20年代沸沸扬扬的“韩云珍启事”，1940年《新闻报》策划的李丽华“珍贵钻戒”的失而复得，1938年新华影业老板张善琨为陈芸裳策划的“赴好莱坞拍片”，1940年艺华影业公司为李绮年策划的“老父寻女，据不认父”等都是中国早期电影的“造星”案例。在社会欲望、现代传媒、电影公司及女明星本人的合谋之下，借助消费力量，女明星的形象被更大范畴地带进民众视野，与民众一起共同成为中国现代都市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然而，在消费文化的操控下，女明星的活力并非单纯建立在她们的才华和美德之上，纯粹的性吸引也是一个因素。有学者认为女明星作为文化符码，主要隐含了两个方面的话语：“（1）女权主义或女性主义的视觉伦理，作为男权文化和男性霸权视点下的欲望投射物的银幕呈现与物质载体的女性身体；（2）作为以消费主义为核心的大众文化的消费符号的女性身体。”^[165]借助电影和现代传媒，女性的身体被置于公共空间被民众注视并崇拜。作为民众欲望投射的客体，女明星的身份为女性提供了身体解放和社会地位上移的同时，也使她们的身体情色化、异化，从而带来了新的诱惑和危险。1935年，即有文章对当时大众传媒上女明星的异化倾向提出了批评：“一般地说，目前最流行的电影刊物一定不出三个范围：‘肉感，捧马，浅薄’。所谓肉感当然也是西人所谓性感，尽将女明星的胸脯肥臀大腿来号召，时装啦，浴装啦，舞装啦，不是将动人的肉直接呈露出来，便是将曲线美用纱一般地球衫短裤间接地诱感人的心魂。说起捧马更是鲜明，明星说明星好，联华替联华吹，还算是商业广告性质，不见怎样下流。惟有那些专门拍某位女明星的屁股，或是专揭某导演某编剧的隐私，什么偕某女演员在某大旅社开几号房间啦，某老板强吻某明星啦，某某布设诱奸啦，真是不值一文。显然地，上海各小报的捧马风气已经搬进电影刊物的园地。浅薄，更不用说，明星的照片和各种影片的图照成打地登载着，不问有无艺术价值，或退一步，有无宣传效果，凑满篇幅就好，所以产生许多专替女明星拍小照的摄影家，也产生了照相明星，都是妙不可言。”^[166]

盖琳·斯塔勒指出明星制的一个重要运行机制便是“在各种宣传媒体上，将明星的个人气质和性格，尽可能地描述成和银幕角色一样。”^[167]在电影和现代传媒的鼓动之下，社会大众对女明星银幕上的表演与银幕外的生活之间的互动产生好奇，女明星日常生活中的角色与她们的舞台/银幕角色彼此纠缠，混淆不清，她们在银幕上扮演的角色甚至被用来揣测、评论、期待其日常生活的角色。著名的影评人舒湮在他的回忆录中将《电声》定义为：“专载‘女明星艳史’的黄色刊物。”^[168]小报《罗宾汉》多次刊登韩云珍的诗作，并且都带有浓厚的色情意味：1927年5月1日的《韩云珍口解春赋》、1927年5月4日的《韩云珍春宵赋新诗》、1928年1月11日的《韩云珍寒夜吟骚诗》。其中，《韩云珍寒夜吟骚诗》中写道：“大名鼎鼎的骚星韩云珍，谁都知道她能做几首骚诗，词句是否适当，固置之勿论，但以其骚而刊之，诗如下：‘外面滴滴笃、里向叮令铛、滴笃又滴笃、叮铛再叮铛。’（注解：滴滴笃、寒冬腊月之打更声也。叮令铛夜深人静时之慢钩声，滴笃又滴笃，谓一更深一更也，叮铛再叮铛，谓工作再工作也。一则写更深、一则写热情，参参二十字，可当一部性史读矣）。”^[169]

女明星的现身与兴起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里程碑。在禁锢已久的中国社会中，女性一旦出现便出现得那么彻底和多样，这些勇敢迈出家门的“新女性”一露面就成为整个社会饥渴目光追寻的猎物，也成为中国现代文化中的一个目光聚焦点。在现代传媒的鼓动之下，女明星既是现代生活的代言人，同时也是民众的窥淫对象，她们的身体及身体局部，都在聚光灯下成倍放大，被民众的目光笼罩、抚摸。总之，女明星们的遭遇集中体现了中国女性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遭遇的来自传统与现代化本身两个方向的压抑和诱惑。谈论这一段历史，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注释】

[1]王一川：《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发生》，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9页。

[2]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一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53页。

[3][美]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李瑞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年版，中文版序第2页。

[4][英]戴维·莫利：《传媒、现代性和科技：“新”的地理学》，郭大为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17页。

[5][美]沃勒斯坦：《何种现代性的终结？》，载周宪编：《文化现代性精粹读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5页。

[6]王一川：《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发生》，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9—20页。

[7]参考王一川：《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发生》，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0页。

[8]唐振常：《市民意识与上海社会》，转自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毛尖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页。

[9][美]汤尼·白露：《事件、深渊、多余：20世纪前30年中国商业广告中的女性事件》，施清婧、耿德华译，载[美]王玲珍、何成洲编：《中国的性/性别：历史差异》，北京：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7页。

[10]转自曹卫东：《权力的他者》，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99—200页。

[11]景庶鹏：《近数十年来中国男女服饰变迁大势》，载李寓一等：《清末民初中国各大都会男女装饰论集（1899—1923）》，香港：中山图书公司1972年版，第29页。

[12]参考王一川：《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发生》，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导论1—2页。

[13][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47—248页。

[14][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51页。

[15][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52页。

[16][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46页。

[17][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53页。

[18]刘小枫：《中译本导言》，[德]马克斯·舍勒：《资本主义的未来》，罗悌伦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7页。

[19]刘小枫：《中译本导言》，[德]马克斯·舍勒：《资本主义的未来》，罗悌伦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5—6页。

[20][美]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李瑞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年版，第112页。

[21]转自[英]大卫·克拉克编：《电影城市》，林心如等译，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2—3页。

[22][美]米莲姆·汉森：《堕落女性，冉升明星，新的视野：试论作为白话现代主义的上海无声电影》，包卫红译，载曲春景编《上海电影研究：21世纪之交范式转型期的思想景观》，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215页。

[23]参考丁亚平：《中国电影历史图志（1896—2015）》（上），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5年版，第5—6页。

[24]王定九：《上海门径》，上海：上海中央书店1932年版，第14页。

[25]佚名：《看电影大有益处》，《大公报》1909年2月5日。

[26]米卡·娜佳：《现代性拒不承认的：女性、城市和百货公司》，严蓓雯译，载罗钢、王中忱：《消费文化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09页。

[27]周慧玲：《表演中国：女明星表演文化视觉政治（1910—1945）》，台北：麦田出版2004年版，第21页。

[28]谭嗣同：《仁学》，吴海兰评注，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75页。

[29]梁启超：《史记·货殖列传今义》，《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册第2集），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7页。

[30]海上看洋十九年客《申江陋习》，《申报》1873年4月7日。

[31]周瘦鹃：《闲话〈礼拜六〉》，转自姜进：《诗与政治：二十世纪上海公共文化中的女子越剧》，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3页。

[32][以]裘德·马特拉斯：《人口社会学导论》，方时壮等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13、257页。

[33]佚名：《论近日沪上迁徙之多》，《申报》1900年8月10日。

[34]转自黄苇、夏林根编：《近代上海地区方志经济史料选辑（1840—1949）》，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02页。

[35]罗苏文：《近代上海：都市社会与生活》，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78—179页。

[36]徐国桢：《上海生活》，上海：世界书局1933年版，第16页。

[37]转自严昌洪：《20世纪中国社会生活变迁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75页。

[38]佚名：《论西国七日各人休息事》，《申报》1872年5月8日。

[39][美]佩戴·林克：《论一、二十年代传统样式的都市通俗小说》，载贾植芳编：《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潮》，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23页。

[40]顾炳权：《上海洋场竹枝词》，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版，第306页。

[41]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毛尖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页。

[42]转自胡霁荣：《中国早期电影史1896—1937》，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1—22页。

[43]钟大丰、舒晓鸣：《中国电影史》，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

[44]刘呐鸥：《影戏漫想》，载康来新、许秦蓁编：《刘呐鸥全集·电影集》，台南：台南县文化局2001年版，第250—251页。

[45]张爱玲：《多少恨》，《张爱玲典藏全集·中短篇小说：1945年以后作品》，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3年版，第98页。

[46]转自黄德泉：《民国上海影院概观》，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4年版，第193页。

[47]佚名：《影戏观众之十诫》，《影戏杂志》（第1卷第3号），1920年。

[48]蒋为民编：《时髦外婆：追寻老上海的时尚生活》，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25页。

[49]A.A.：《观影常识》，《影戏生活》（第1卷第18期），1931年；通公：《观影常识》，《影戏生活》（第1卷第22期）1931年。

[50]丁我良：《漫谈电影》，转引自[美]傅葆石：《双城故事——中国早期电影的文化政治》，刘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7页。

[51]参考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1927—1937）》，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55页。

[52]参考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1927—1937）》，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66页。

[53]佚名：《上海电影院的发展》，载上海通社编：《上海研究资料续集》，上海：中华书局1939年版，第532页。

[54]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毛尖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3页。

[55]卓影编：《丽人行·民国上海妇女之生活》，苏州：古吴轩出版社2004年版，第36页。

[56]徐耻痕：《中国影戏大观》（影印珍藏版），北京：东方出版社2015年版，第109页。

[57]全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07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540页。

[58]《大清世宗宪皇帝实录》（卷六七），载王利器辑：《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37页。

[59]延煦：《台规》（卷二五），载王利器辑：《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45页。

[60]钱德苍：《新订解人颐广集》（卷八），清乾隆二十六年刊本。

[61]徐珂：《清稗类钞》（第十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065页。

[62]徐珂：《清稗类钞》（第十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5065页。

[63]清实录馆：《清实录·穆宗实录》（第五十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757页。

[64]李仲麟：《增订愿体集》（卷一），载王利器辑《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79页。

[65]邱辉东：《剧场之急宜整顿》，《申报》1925年12月22日。

[66]佚名：《论女戏》，《民兴报》1909年9月25日。

[67]佚名：《津门戏院之缺点》，《大公报》1924年1月12日。

[68]颖川：《旧都见闻记》，《北洋画报》1928年10月25日。

[69]罗苏文：《近代上海都市社会与生活》，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65页。

[70]佚名：《邑尊据禀严禁妇女入馆看戏告示》，《申报》1874年1月7日。

[71]《冶游观剧》，栽徐珂《清稗类钞》（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747页。

[72]罗苏文：《近代上海都市社会与生活》，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49页。

[73]齐如山：《戏界小掌故》，转自姜进：《诗与政治：二十世纪上海公共文化中的女子越剧》，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44—45页。

[74]剑屏：《一个公馆里的阅报者》，《申报》，1933年12月4日。

[75]转自洪熠：《近代上海小报与市民文化研究：1897—1937》，上海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

[76]林倩：《蔡云璧女士访问记》，《女朋友》（第1卷第14期），1932年。

[77]星《女朋友访问记（十）：霍笑倩女士》，《女朋友》（第1卷第17期），1932年。

[78]佚名：《女朋友访问记（十六）：小妹妹周蕴美》，《女朋友》（第1卷第23期），1932年。

[79]草令：《女性与电影》，《申报》1934年7月22日。

[80]佚名：《上海电影数第一》，《文汇报（香港）》2007年10月1日。(www.daowen.com)

[81]转自刘伟东、陈山编：《民国电影与民国范儿》，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5年版，第623页。

[82][美]汤尼·白露：《事件、深渊、多余：20世纪前30年中国商业广告中的女性事件》，施清婧、耿德华译，载[美]王玲珍、何成洲编：《中国的性/性别：历史差异》，北京：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6—7页。

[83]佚名：《过则勿惮改》，《北京女报》第929号。

[84]李鹤鸣：《女子解放论》，《解放与改造》（第1卷第3期），1919年。

[85]Y.P.：《家庭服务与经济独立》，《妇女杂志（上海）》（第6卷第5号），1920年。

[86]陈问涛：《提倡独立性的女子职业》，《妇女杂志（上海）》（第7卷第8号），1921年。

[87]吉尔曼：《妇女与经济》，上海：上海学术研究会1929年。

[88]杜芳琴、王政编：《中国历史中的妇女与性别》，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27页。

[89]参考孙毓塘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1840—1895年》（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927、1178页。

[90]参考陈真、姚洛、逄先知等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民族资本创办和经营的工业》，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2页。

[91]瑟庐：《最近十年内妇女界的回顾》，《妇女杂志（上海）》（第10卷第1号），1924年1月。

[92]佚名：《丽华公司女职员之艳史》，《上海报》1931年4月7日。

[93]参考熊月之编：《上海通史》（第9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6—287页。

[94]转自刘伟东、陈山编：《民国电影与民国范儿》，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5年版，第621页。

[95]杜芳琴、王政编：《社会性别》（第1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36页。

[96]俞子夷：《女子职业》，《生活周刊》（第1卷第23号），1926年3月28日。

[97]《女演员之略历》，载徐耻痕编：《中国影戏大观》（影印珍藏版），北京：东方出版社2015年版，第93页。

[98]剑云、昔醉：《银幕上的动作》（一），《明星特刊：上海一妇人号》，1925年4月。

[99]黎锦晖：《我和明月社》（下），载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化史料丛刊》（4），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229—230页。

[100]佚名：《神州影片公司考验演员》，《申报》1924年9月15日。

[101]参考徐耻痕编：《中国影戏大观》，北京：东方出版社2015年版，第93—107页；郭华：《老影星》，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102]包天笑：《矫正女明星的社会观》，《明星特刊·好男儿号》，1926年11月。

[103]姜进：《诗与政治：二十世纪上海公共文化中的女子越剧》，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38页。

[104]仲贤：《新剧丛谈》，载朱双云：《新剧史·杂俎》，赵骥校勘，上海：文汇出版社2015年，第195—196页。

[105]转自姜进：《娱悦大众：民国上海女性文化解读》，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第31页。

[106]洪深：《我们的打鼓时代过了吗》，《良友》（第108期），1935年1月，第3—12页。

[107]洪深：《我们的打鼓时代过了吗》，《良友》（第108期），1935年1月，第3—12页。

[108]转自闫凯蕾：《明星和他的时代》，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页。

[109]转自钟大丰、刘小磊编：《“重”写与重“写”：中国早期电影再认识》（下），北京：东方出版社2015年版，第277页。

[110]顾肯夫：《发刊词》，《影戏杂志》（第1卷第1号），1921年4月1日。

[111]郑正秋：《新剧家不能演戏吗？》，《明星特刊·冯大少爷号》，1925年3月。

[112]谷剑尘：《中国电影发达史》，转自中国教育电影协会：《中国电影年鉴1934》，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年版，第327页。

[113]周瘦鹃《影戏话》（1），《申报》1919年6月20日。

[114]木公：《顾影闲评》，《申报》1921年7月1日。

[115]转自姜进：《诗与政治：二十世纪上海公共文化中的女子越剧》，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84页。

[116]范烟桥：《银幕上的真眼泪》，《紫罗兰》（第1卷第12期），1926年5月26日。

[117]许墨卿：《对电影演员说几句话》，《电影杂志（上海）》（第4期），1924年7月。

[118]《女演员之略历》，载徐耻痕编：《中国影戏大观》（影印珍藏版），北京：东方出版社2015年版，第98—99页。

[119]朱邦兴、胡林阁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24页。

[120]参考姜进：《娱悦大众：民国上海女性文化解读》，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第196页。

[121]广告：《申报》1916年10月14日。

[122]转自周慧玲：《表演中国：女明星·表演文化·视觉政治（1910—1945）》，台北：麦田出版2004年版，第63页。

[123]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54页。

[124]沈恩浮：《影戏与教育》，《电影杂志（上海）》（第1期），1924年。

[125]王次龙：《导演〈义雁情鸳〉的感想》，《现代电影》1930年第10期。

[126]不群：《电影演员人格问题》，《民国日报》1924年11月1日。

[127]悟空生：《电影能为国增荣》，《申报》1925年1月15日。

[128]大嗤：《电影漫谈》，《申报》1925年5月16日。

[129]《电影演员联合会之今昔》，载徐耻痕编：《中国影戏大观》（影印珍藏版），北京：东方出版社2015年版，第92页。

[130]张绍兴：《一封给陈燕燕小姐的信》，《青青电影》（第16卷第36期），1948年。

[131]胡霁荣：《中国早期电影史（1896—1937）》，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16—117页。

[132]仲薇：《明星明乎？》，《上海日报》1926年11月30日。

[133]一农：《银灯琐话》，《上海日报》1927年1月4日。

[134]梦：《明星的牢骚》，《中华画报电影周刊》1933年2月3日。

[135]陈嘉震：《记胡蝶》，《电影画报（上海）》（第14期）1934年。

[136]参考周慧玲：《表演中国：女明星·表演文化·视觉政治（1910—1945）》，台北：麦田出版2004年版，第139—140页。

[137]参考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毛尖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97页。

[138]姚苏凤：《妇人之恩宠——电影》，《妇人画报》（第31期“电影特大号”）1935年8月。

[139]转自周慧玲：《表演中国：女明星·表演文化·视觉政治（1910—1945）》，台北：麦田出版2004年版，第139—140页。

[140]天笑：《矫正女明星的社会观》，《明星公司特刊·好男儿号》，1926年。

[141]参考王汉伦等：《感慨话当年》，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62年版，第52页。

[142]参考[美]叶凯蒂：《上海·爱：名妓、知识分子和娱乐文化（1850—1910）》，杨可译，北京：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86页。

[143][美]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毛尖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3页。

[144]参考周慧玲：《表演中国：女明星·表演文化·视觉政治（1910—1945）》，台北：麦田出版2004年版，第249页。

[145]黑旋风：《局外人心目中之女明星》，《罗宾汉》1929年9月19日。

[146]立民：《胡蝶之迷人洞》，《罗宾汉》1929年12月3日。

[147]转自叶月瑜：《演译“影戏”：华语电影系谱与早期香港电影》，载叶月瑜、冯筱才、刘辉编：《走出上海：早期电影的另类景观》，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4—25页。

[148][美]傅葆石：《双城故事：中国早期电影的文化政治》，刘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7页。

[149]卢梦实：《演员与明星》，《银星》（第1期），1926年9月。

[150][美]马歇尔·伯曼：《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体验》，张辑、徐大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04页。

[151]李天纲：《人文上海——市民的空间》，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41页。

[152]参见郑逸梅：《从〈海誓〉谈到上海影戏公司》，载王汉伦等：《感慨话当年》，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62年版，第26页。

[153]汪俊：《会见银坛元老王汉伦》，《大众影讯》（第2卷第13期），1941年10月4日。

[154]张石川：《自我导演以来（二）》，《明星半月刊》（第1卷第4号），1935年6月。

[155]参考《女演员之略历》，载徐耻痕编：《中国影戏大观》（影印珍藏版），北京：东方出版社2015年版，第93—107页。

[156]转自[英]吉尔·内尔姆斯编：《电影研究导论》，李小刚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年版，第164页。

[157]转自周慧玲：《表演中国：女明星·表演文化·视觉政治（1910—1945）》，台北：麦田出版2004年版，第185—186页。

[158]杨金福：《上海电影百年图史》，上海：文汇出版社2005年版，第102页。

[159][英]保罗·麦唐纳：《明星研究》，载Joanne Hollows、Mark Jancovich编《大众电影研究》，张雅萍译，台北：远流文化公司2001年版，第105页。

[160]广告，《申报》1926年9月1日。

[161]广告，《申报》1927年8月28日。

[162]广告，《申报》1929年5月3日。

[163][英]保罗·麦唐纳：《明星研究》，载Joanne Hollows、Mark Jancovich编：《大众电影研究》，张雅萍译，台北：远流文化公司2001年版，第105页。

[164]佚名：《女明星的商业化》，《电声》（第3卷第34期），1934年9月7日。

[165]张彩虹：《身体政治：百年中国电影女明星研究》，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1年版，第15页。

[166]杜蘅之：《电影刊物》，《东南日报（杭州）》1935年10月23日。

[167]转自周慧玲：《表演中国：女明星·表演文化·视觉政治（1910—1945）》，台北：麦田出版2004年版，第139页。

[168]舒湮：《微生断梦》，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197页。

[169]佚名：《韩云珍寒夜吟骚诗》，《罗宾汉》1928年1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