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提倡女性职业是当时妇女解放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尽管有政治理念上的不同，但是几乎各个政治派别都希望女性通过社会职业等途径为国家、民族做贡献，成为救亡图存和国家富强的新力量。

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提出了“生利分利说”的观点，主张要解放妇女，让妇女从“分利”之人变成“生利”之人。该观点一经提出，立刻获得了众多社会有识之士的响应。从此之后，赋予女性以职业权的理念基本上成了全社会的共识。尽管当时妇女解放的倡导者都是男性知识分子，他们关于女性职业权的主张完全出于民族国家强大的政治需要，并和当时中国的国族革命紧密联系在一起。但是在他们的呼吁下，两千年来不被重视或认可的妇女劳动开始被初步纳入民族国家建设和生产的体系中，妇女劳动的价值和意义得以进入历史叙述的视野。

受此影响，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角色也开始了现代化转型，除了传统的贤妻良母角色之外，还出现了许多新的社会身份，其中多数与她们所从事的职业有关。尽管在女性总体中这些新女性所占的比例还很小，她们的出现毕竟意味着妇女角色与社会地位的历史性转折，女性社会身份的变化已是潮流所向、大势所趋。当时的众多女性将参加工作、“同男子样做事”当作是实现男女平等的前提，认为女性“穿戴朴实，文明人见着敬重，不施脂粉，不伤皮肤，放了天足，同男子样做事，不期然而然，就能平权了。”^[83]自晚清开始，受女性思潮影响，出现了大量的妇女报刊。这些报刊中，除了如《天义报》等个别侧重理论探讨的之外，绝大多数都将倡导、帮助女性就业作为自己的一大宗旨，比如《女子世界》《神州女报》《中国新女界杂志》《女报》《妇女杂志》等都开设了“实业”“女艺”“学艺”等专栏，从基本谋生技能开始，向妇女介绍、传授有助于求职的实用知识，以帮助作为弱势群体的女性在正处转型期的社会中谋求一席立身之地。

五四新文化时期，女性经济独立被认为是自身获得解放的关键因素，女性职业权受到更多的社会关注和认同。胡适在《美国底妇人》、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等文章中都探讨过女性职业权、女性经济独立之于女性解放的意义。李达在《女子解放论》将经济独立当作妇女解放的重要条件，他说：“女子失了经济独立以后，全靠着嫁男子作生活的手段”。“女子的地位，常随经济的变化为转移”，“果能如此有经济独立的能力……男女间一切不平等的道德与条件，也可以无形消灭了。”^[84]茅盾认为“经济不独立，是妇女地位、人格低落的原因，是妇女被压制的原因。所以妇女运动的第一句Motto便是经济独立。”^[85]陈问涛运用当时刚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观论证了经济独立对女性解放的意义：“照唯物史观，一切精神的变动，都是由于物质变动——由精神发动的种种现象，都是由于受了经济变动的影响。所以妇女问题虽多，倘使不能把妇女经济问题解决，其他什么‘社交公开’‘婚姻自由’，等等，皆是空谈了。”^[86]同时，西方女权运动中有关女性职业权的观点也陆续被引入。当时影响力最大的是美国吉尔曼夫人（Charlotte Perkins Gilman）的《妇女与经济》（Women and Economics）一书，书中鲜明地表达了“妇女唯有经济独立，才能获得真正自由”的观点，认为妇女只有谋求职业，实现经济独立才能摆脱男权的压制，这是两性关系实现自然平等的关键所在。^[87]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人们对妇女职业权的论述较之前有了很大进步，不但更鲜明、更具体地论证了女性职业的正当性和紧迫性，并且对妇女如何就业及就业后的保障等相关问题也提出了若干建议。经过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努力，1926年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妇女运动决议案》，明确将“各机关宜一律为妇女开放”写入法案，并于同年6月正式实施。至此，女性职业权获得了国家层面的认可。^[88]

产业女工是中国近代最早进入社会职业领域的女性群体。鸦片战争之后，新的生产方式的出现及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了社会阶级构成的变化，从而相应地分化出产业女工这一新社会群体。中国近代产业女工大体诞生于19世纪70年代，广泛存在于外资、官办和民办企业之中，主要分布在缫丝、纺纱、织布、火柴、卷烟等轻工业领域，又以东南沿海城市最为集中。据统计，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前，女工人数已达3.5万，占当时产业工人总数的35%左右。^[89]到了1916年，根据当时全国26个省市的统计，全国女工已达24.4万余人，占工人总数（约63.76万）的38%。^[90]

进入20世纪20年代，妇女职业范畴的扩大化趋势明显。一些大城市的学校、医疗、银行、百货、文艺、电信等部门均有女职员出现。甚至在政府、高校、实业等领域的高级管理职位，也开始出现女性的身影。当时一篇文章如是说：“在职业界，也开辟不少的新天地。十年以前，女子除充任教员及医生外，只有少数从事卑微的不熟练劳动。现在却已有男子职业的一小部分为女子开放了，如银行员、铁路事务员，商店的店伙，以及公司会计的职员等，都有女子介入。就是大学里的教授，官署里的官吏等，也颇有以女子充任的事情，这都是十年以前没有的。”^[91]上海作为当时经济最繁荣、社会风气最开放的城市，女性职业普及度也是全国最高的。30年代初的新闻中写道：“上海各商店大都雇用女子为职员，洋行中之打字，写字间之秘书，多有以中国女子充任者，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邮政储金汇业局等各机关，最近均聘用大批女职员，掌理各部公务，著名之百货公司亦无不聘用女子以为商业上之竞争，妇女之服务社会，当以最近数年来为嚆矢。”^[92]根据1935年上海《工部局年报》关于公共租界华人职业分布的调查，从事非体力劳动妇人女性约6281人，分布于55个行业，占女性职业总人数的10.6%。其中前五位为歌舞业者825人，教授及教员793人，普通商人765人，丝商713人，经营娱乐业者及职员531人。此五业的职业女性共计3627人，占女性非体力劳动者的57.7%。同一时期公共租界中外侨女性非体力劳动职业者计2184人，占女性职业者的79.9%。前五位的职业是游艺员470人，看护员及接生员393人，速记员385人，书记319人，传教士176人。此五业职业女性占非体力劳动者职业女性的79.8%。^[93]

30年代，越来越多的女性走出家门，并在社会上求得了一份职业。随着经济独立的初步实现，职业女性也成为社会上“新女性”的代表。1934年12月，《良友》杂志刊登了一组名为“标准女性”的照片，可以视为当时社会上所理解的现代女性形象的标准。文中设定的“标准女性”要“有丁玲之文学天才，有胡木兰之侍父尽孝，有林鹏侠之冒险精神，有何香凝之艺术手腕，有宋美龄之相夫贤德，如宋太夫人之福寿全归，如哈同夫人之富有巨万，如之名闻四海，如郑丽霞之舞艺超群，如杨秀琼之人水能游。”^[94]这10位女性都是当时的社会名人。除了“福寿全归”的宋太夫人之外，其余9人都拥有自己的职业身份。

但是由于历史原因，中国早期女性职业也有一些先天的缺陷，表现有三：首先，中国的女性职业起步较晚，对全国女性的惠及面还是比较窄的。进入民国，虽然在一些大城市形成了初具规模的女性职业队伍，但职业女性还是只占全国适龄女性中的极小比例。其次，中国女性职业的兴起得益于女性主义思潮的兴起，而中国早期女性主义思潮实质上是一场由男性主导的妇女解放运动。这就与西方女性职业的兴起有着很大的不同，当时中国女性职业更多从属于男性规划的宏大议题，“在现代化理论的话语框架下，妇女就业知识总是表现为一种现代性的叙述，体现着具有一定西化价值观的，与工业化、科技化、民主化等议程联系在一起的话语。从追求革命道路的历史看，中国革命一直在寻找着中国式的解放之路，这种解放之路是在本土的框架之下进行的，有关妇女就业知识便成为与各种本土的实际问题、政治力量和价值观联系在一起的叙述。”^[95]再次，女性职业的分化体现出社会阶层的分化，底层劳动妇女会受到受过教育的新女性的歧视。女性从事职业“向例有一个牢不可破的成见：从事职业的女子总是贫苦。……生活程度在中等以上的人家，女子们决不肯再就职业的了。……大概不能自己用仆役，受人家叫太太小姐的人，或是自己要叫人家太太小姐的，才不得已而有职业。要是有仆役使唤的太太小姐们而再就职业的，别人便要说笑，这是从前的情形。新女子便不是这样的了，开学堂、当教员，尽有仆役使唤，尽受人家太太小姐的称呼，也居然有职业了。……但是后来在农工界服务的女子，至今还要叫人家太太小姐。新式的女学生决不肯降身到农工界去做纺纱、织布、缫丝等老职业。”^[96](www.daowen.com)

尽管还有着诸多的不足，但是女性职业毕竟奏响了妇女生活变革的序曲，为社会性别秩序的现代转型起到了推动作用。职业女性，在清末民初成为一个令人瞩目的新群体，她们可以实现经济独立，并可以分担家庭经济责任，从而在家庭中拥有了一定的发言权；一些年轻女性离开家乡，到城市里独立生活，其社会自主性得以增强，而且接触新思想的机会也大大增多；在工作之余，女性也可以独立会客交友，社会交往的范围也大大拓宽了。有了经济上的自立，女性自主选择生活道路和决定生活方式才变得可能。女性职业之门的打开，为广大妇女打开了一片崭新的天地，其社会角色由单一的家庭角色向“家庭—社会”双重角色转变。通过职业途径，女性得以进入广阔的社会公共领域，获得了全新的社会身份，对社会资源的话语权大大提升。女性职业有助于女性独立意识的提高和生存空间的拓展，为女性解放与发展开辟了道路，有力冲击了男尊女卑的传统性别秩序。

20世纪20年代，正走出萌芽期开始蓬勃发展的电影业也自然成为新女性们求职的一大热点。当时的中国电影产业已初具规模，演员逐渐从受社会鄙夷的传统戏班优伶蜕变为一种吸引大众眼球的现代都市社会职业，并涌现出殷明珠、王汉伦、杨耐梅、周文珠、宣景林、王汉伦等最早的一批职业电影明星。在上海“玛利亚书院”读书期间，王汉伦“成绩斐然，娴英语，欧美女友极多”，感慨于“欧美妇女，多能藉职业以自给，华人何以独异？”毕业后先后担任洋行助理、美国体育会打字员等职，^[97]之后加入明星公司，成为中国早期电影女明星中璀璨的一颗。

然而，受制于“戏子误国”“伶妓不分”等传统思想观念的束缚，当时社会上对于“女演员”这一职业的鄙夷、污名、放逐现象仍然严重，中国早期电影在“女演员”来源这一问题上显得捉襟见肘。随着中国早期电影的发展进入繁荣阶段，对女演员的要求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有了更高的标准，系统化、常规化的女演员来源问题随之提上日程。

在中国早期电影阶段，女演员主要有三种来源。第一，开办电影学校。在当时，电影属于新鲜事物，现成可用的演艺人才也属于稀缺资源，电影演员的培养需要从零开始。对于电影公司而言，最好的办法就是开办自己的培训机构，培养自己需要的演员。“明星影戏公司”的创始人之一周剑云就苦恼于女演员资源的匮乏，认为“最好办一个极完备的影戏学校，使一班有志做影戏的女子，先去学习，然后再进摄影场。”^[98]中国最早的电影学校就是由“明星”开办于1922年的“明星影戏学校”，培养了袁绍梅、周文珠、余瑛等一批中国最早的职业女演员。进入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随着中国电影事业的勃兴，电影学校的开设也越来越多。除了“明星影戏学校”之外，其他电影公司诸如新人、民新等也开办了自己的电影学校。当时社会上还出现一些非附属于电影公司的电影学校，比如培养了胡蝶的中华电影学校、培养了吴素馨的远东电影学校等。第二，从舞台艺术中“借调”。在一些新剧改革家和先锋艺术家的努力下，当时中国的舞台艺术上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女性演艺者，并且在社会上拥有一定的名气。另外，再加上从事电影业在收入上相较于舞台艺术有着很大的优势，所以从舞台艺术中“借调”女演员似乎是水到渠成的事。1929年在上海成立的“明月歌舞社”的成员主要由青年女子组成。该社活动范围很广，不仅在上海，在中国北方乃至香港、东南亚都有过公演经历，社会影响力很大。联华影业公司看中了这个资源，意欲将其收编。据“明月社”负责人黎锦晖回忆，“联华影业公司经理罗明佑想把明月的全体团员吸收过去，组成歌舞班。我想到团体的前途，参加电影工作最有出息，团员也感到工作和生活都有保障，全体赞成。”^[99]王人美、黎莉莉、薛玲仙、胡笳、黎明晖、徐来、周璇等中国早期电影女明星均出自“明月社”。1932年，“明月社”被联华收购，成为“联华影业公司音乐歌舞学校”的一部分。第三，临时招募。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的现代传媒业十分发达。借助出版物的强大影响力，为影片临时招募女演员也是各大公司常用的手段。1924年，《申报》上的一则新闻详细描述了电影公司招募女演员的过程：“神州影片公司，为汪熙昌所创办，昨日考验女演员一次。因资格限制颇严，故应考者仅二十余人。考试时之方法，甚为新颖，先使应试者化妆，逐一至摄影机前试演表情与动作三段。末后，又使全体应试者，鱼贯行走，各拍前后影一次。既毕，遂进茶点而散。现公司拟待影片制成后，再于试映时，评判优劣，以定去取云。”^[100]相较于前两种途径，这种临时招募的方法带有很大的运气成分，通过这种方法挖掘到的具备潜力的女演员比较少，知名的有张织云、阮玲玉等。在上述三种途径之外，还有通过熟人介绍进入电影界的王汉伦，带有“玩票”性质投身电影界的社会名媛杨耐梅等，但中国早期电影中女演员最主要的来源还是以上三种。

中国早期电影女演员在地缘结构上有一个突出特点，即以江南人士居多。中国早期电影的中心在上海，上海及周边地区自然也成了电影从业者的主要出处。对徐耻痕的《女演员之略历》加以统计，34名女演员中，南方人31人，北方人1人，不详2人。郭华的《老影星》一书共收录女演员32人，其中南方人27人，北方人5人。整合两组资料，中国早期电影女演员又以上海、广东、江苏、浙江四地人士居多。在阶层结构上，出身于社会底层的女演员占据了绝大多数。通过对上述资料的分析，只有杨耐梅、陈波儿等极少数演员出身较为优越，绝大多数的女演员都是穷苦家庭的女子。^[101]在中国电影的初创时期，社会上给女性提供的就业机会仍旧匮乏，再加上“伶妓不分”的文化惯性的影响，对这些电影表演的女性拓荒者来说，做演员更多是一种谋生手段，艺术追求尚在其次。

在社会大环境上，一些社会精英也努力打破传统文化对女艺人的偏见，并将从事电影事业视为解决女性生计问题的重要途径：“倘因社会上轻视女明星，诋毁女明星的缘故，却令有志于电影事业的女子，视为畏途，裹足不前，这是电影事业前途的一个大障碍，同时也是女子生计前途的一个大障碍。”^[102]总之，在社会有识之士和一些勇敢女性的努力下，“女演员”逐渐从受社会鄙夷的传统戏班优伶蜕变为一种吸引大众眼球的现代都市社会职业，并涌现出殷明珠、王汉伦、杨耐梅、阮玲玉、胡蝶等第一批电影明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