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戏迷到影迷

中国古代，女性观剧是被严令禁止的。在封建统治者看来，妇女在公众场合抛头露面已经有伤风化，何况人群聚集、男女混杂更容易造成社会混乱。所以几乎历朝历代都曾颁布过禁止女性观剧的法令，到了封建王朝末期，更是达到了顶峰。康熙十六年（1677），清廷认为“妇女台前看戏，车轿杂于众男子中，成何风化！且优人科诨，无所不至，可令闺中女儿闻见耶？”^[57]所以对女性看戏严加禁绝。雍正年间，李凤翥因“敛钱演戏，男女混杂，耗费多端”^[58]，上奏禁止乡邑赛社。乾隆帝严厉禁止“善会”上的演剧活动，也是因为这种善会“煽聚妇女”，“败俗酿弊，所关非细”^[59]。乾隆二十六年（1761），以“戏之忠孝节义者少，偷情调戏者多，妇女观之，兴动心移，所关匪细，不可不慎”^[60]为由，再次对女性观剧下禁令。道光年间，禁令有所松动，“京师戏园演剧，妇女皆可往观，惟须在楼上耳。”好景不长，“某御史巡视中城，谓有伤风化，疏请严禁，旋奉严旨禁止。”^[61]咸丰年间，“张观准夙以道学自名，尝官河南知府，甫下车，即禁止妇女入庙观剧。”^[62]同治八年（1869），“御史锡光奏请严禁五城寺院演剧招摇妇女入庙，以端风化一折。”^[63]

上行下效，不仅封建统治者反复以法律形式禁止女性观剧，各地宗族的家法也对女性观剧加以严格限制。明代陈龙正的《家载》、管志道的《深追先进遗风以垂家训议》、清代靳辅的《靳河台庭训》、李仲麟的《增订愿体集》等都对妇女观剧恐惧万分，他们认为戏乐诲淫，女性观剧有损妇德、妇道，因此，“妇女概不令其读书，尤不可容看戏文，听唱说也。”^[64]

清末民初，随着妇女解放思潮日益高涨，广大女性渐渐获得了步入公共空间的权利。很多女性走出家门，出入戏园，成为戏剧观众群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打破了女性与戏剧隔绝的局面，而且开始推动公私空间性别区隔的改革。

但是在一开始，社会保守力量仍然对男女杂坐抱有警惕态度，认为“男女杂坐，秩序紊乱，诱奸及诈欺等事大都发源于此。……而其（演剧）弊，仅在秩序之紊乱。今为兴利除弊计，急宜使男女异席，严分界限。”^[65]所以，在女性刚刚能够进入戏园时，是要和男性观众隔离的。宣统元年（1909），由宋则久所创办的天津大观新舞台文明戏园，规定“进门处之北厢东首，每日留地位一段，专卖女客。”^[66]一般来说，女性观众的座位要比男性观众的离舞台更远更偏，以致“女坐之远，几乎不能辨明眉目”^[67]。这种性别空间的区隔成为强化女性“第二性”的标志，是传统男尊女卑思想的体现。另一方面，这种区隔对戏园经营者来说还会带来经济上的利益，“以池子售价较廉于包厢，曩因分座之禁令，凡携眷或偕情人赴剧场聆歌者，势不能不购价值较贵之包厢票，今池子开放，群将舍包厢而去池子。其影响于营业之收入，岂可以道里计哉！”^[68]一些戏园为了招徕女顾客，开始对自己的服务设施进行升级。“晚清戏园初不设女厕，只在包厢尽头的后面屋内放两只净桶，任妇女自往寻觅，桶满也无人倾涤。女客观剧多有不便。清末戏园设施改良的一个方面便是添设女厕所，男女厕所设备整齐，惟女厕有人值勤，女客用厕须付微资。”^[69]1871年开设于上海英界大马路的“久乐园”不但添设了女厕所，还提供女性椅垫、搁脚的租赁业务，夜戏时也特设茶点，以方便女性观众的观戏。

一时间，女性观剧在上海蔚然成风，当时有人记载：“上海一区，戏馆林立，每当白日西坠，红灯夕张，鬓影钗光，衣香人语，纷至沓来，座上客常满，红粉居多。”^[70]“上海之骄奢淫逸甲于通国，多娼寮，多舞台，男子嗜冶游，女子嗜观剧，凡中流社会以上之人，几已悉有此嗜。”^[71]女性观众群的迅速壮大，意味着女性尝试冲破男权社会对其空间权力的束缚，显示出她们构建自我主体意识的努力。虽然还有着这样那样的限制，但是毕竟“性别空间的无形隔离，被娱乐消费的商业浪潮冲开了缺口”^[72]，表达了广大女性对个性解放和身体自由的强烈渴望。

随着女性观众的日益壮大，戏园经营者和戏剧创作者越来越重视女观众的价值。齐如山就说：“就夫妻二人说，先生想看戏，太太不愿去，则可以拉着先生也不去喽。反过来说，太太想看，先生不想看，则可以拉着先生一同去看。就一家说，先生一人看戏，不见得要带子女，太太去看，则多数要把子女带去。就朋友说，先生看戏，往往只有一二人，请客极少，女子则愿多约朋友。因为有这种种情形，能叫一个女座，便可以多拉几位来，能叫一个男座，则往往被女子拉住不来。所以戏界又有一句话，说能叫女座者，力量才大，方算好脚。”^[73]

电影出现后，这一象征着西方现代文明、摩登时尚的新型媒体迅速取代了戏剧成为女观众的娱乐首选。当时的一些报纸杂志都曾报道过女性对电影的热爱，1933年12月4日《申报》刊文：“姨太太是出名的影迷和戏迷，所以在她涂脂抹粉画眉修指等，种种日常工作之后，一定要很仔细的检查一下电影广告，和舞台广告，以定本日的芳踪。”^[74]1934年，一篇名为《都会早晨的面面观》的文章形象地道出了电影已经是当时青年女子的日常生活了：“一幕幕好梦刚将做完。密斯X翻侧着身，有些儿醒了。微启杏眼，向窗帘间隔的晨光估量了一下，才双颊绯红地（据说这是少女怀春之征）起床。披了睡衣，曳了拖鞋，跑到抽水马桶‘丁丁……东东’一阵，走回房，才洗脸漱口，她没少奶奶的仔细，动作很是敏捷，她晨餐又不爱‘银耳’‘牛奶’，只在杂物箱内掏了许多红绿的糖果和饼干，向樱唇内乱塞，停会又打开日报，看今天哪家演‘爱情片’。”^[75]彼时上海的社会名媛，都以看电影为一种生活时尚：蔡云璧女士“最大的嗜好是电影，大概每星期总要化费几个钟点，沉醉于银幕前的声色间”^[76]；霍笑倩女士“一星期至少得看七张片子，好的坏的一古脑儿都要去看”^[77]；周蕴美女士“每星期至少看一次”^[78]。(www.daowen.com)

在中国早期电影观众中，女性观众占据了重要位置。1934年，《申报》上一篇名为《女性与电影》的文章称：“据戏院的收票者的一般观察，说是看电影的观客中有百分之五十是女性。”^[79]早期很多电影创作也都十分重视女性观众的欣赏趣味，张石川曾说：“不让太太小姐们流点眼泪，她们会不过瘾，说电影没味道但剧情太惨了，结尾落个生离死别、家破人亡，又叫她们过于伤心，不爱看了。必须做到使她们哭嘛哭得畅快，笑嘛笑得开心。这样，新片子一出，保管她们就要迫不及待地来买票子了。”^[80]

（二）非政治化的显影：女观众群体的现代性意义

清末以来，在多种社会因素的合力影响下，中国女性广泛地迈出家门步入社会，成为一种新的社会和文化力量。随着中国女性教育水平的提高和职业化的推进，女性消费能力有了明显的提高，一批经济独立的职业女性有条件进行日常性的消费活动。在这个消费过程中，女性成了和男性拥有平等消费权的消费主体，这对长期以来男权中心的中国社会来说，是个不小的突破。孙师毅曾在《良友》中撰文写道：“旧的农业社会女性所不敢不遵守的封建道德律，既已随工业机轮的运动，而逐渐地被碾碎，急激注入之西方的封建教化，又在加速地推进她们对于物质享受之艳羡和追求。”^[81]

进入民国之后，随着女性消费能力的提高，越来越多的职业女性都选择在闲暇时间观看电影。再加上容易接受新鲜事物的女学生影迷群体，以及城市中有钱有闲的太太小姐，三轮四轮影院低廉的价格把中低层劳动妇女也拉了进来，数量庞大的中国女性成为早期中国电影的重要观众群体。对于被封建伦理束缚已久的中国女性而言，看电影不仅是娱乐那么简单，更是她们参与社会交往、僭越性别界限和性别意识赋权的实践。

中国封建社会，男权将女性身体牢牢限制在家庭之中，“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是每个良家女子都要遵守的戒律，女性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只有通过她们为妻为母的身份才能实现。在清末民初妇女解放思潮的推动下，中国女性逐渐获得了步入公共空间、出入社交场所和参与商业文化活动的权利。由于社会性别的建构与公私空间的划分的联系紧密，广大女性走上街头，出入公共场所，参与消费活动，活动于银幕上下，不仅促使社会对女性与公共空间的关系进行新的思考，也有助于都市公私空间的重新划分。

但是在民国时期的上海，女性可以进入的社交场所仍然是非常有限的。无论是传统的茶楼、酒馆，还是新兴的歌厅、舞厅、咖啡厅，都是男人的娱乐场所，女性中只有风尘女子和舞女、歌女可以出入，数量庞大的“良家女子”是不会去的。电影院便成了广大女性能去的为数不多的休闲娱乐之地，为迅速增加的女观众群体提供了一个合乎身份和礼仪的社交场所。对于她们来说，看电影是一种现代生活的体验方式。在观影愉悦之外，女性喜欢去电影院还出于许多社会生活方面的需求，外出观影可以扩大社交范围，使她们有机会接触各种现代都市生活的精彩。总之，去电影院为女性提供了接触广阔社会空间的机会，有助于她们摆脱工作和家务的束缚，使她们在一时难以改变的阶级和性别位置之外有了寻找独立社会身份的可能性。

公共领域的成长可被视为衡量一个社会“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准。女性对现代消费经济的介入大大拓展了市民的公共空间，其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力量不可小觑。“在20世纪初，不论女性主体本质如何相异（即由多种因素建构，如种族、民族、生理性别、身体结构上的、社会性别、人种等），在商业艺术中，‘女性’作为一个普遍的标志，是现代性本身的一个组成部分。”^[82]在现代上海，借天时地利之便，广大女性大规模介入到现代消费和商业文化的发展中，不但身体力行地见证了中国现代文化产业的成型，她们的形象、行为举止和日益增长的影响力遍及社会的现实层面和象征层面，从而成为现代想象/协商的来源与动力，构成了中国社会现代性的重要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