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院是电影映演机制的具体实施场所和电影传播的重要空间形式，具有社会空间生产和电影符号及意义生产的双重意义。电影院不仅与电影创作、传播、接受实践联系紧密，更同都市资本流动、景观规划、社会分层、性别差异等多种主题密切相关。就中国而言，电影院一方面是现代文明的重要载体，也是中国社会变迁的见证。至20世纪30年代，奥登和大光明等租界电影院与其他具有代表性的西式租界建筑一样，“不仅在地理上是一种标记，而且也是西方物质文明的具体象征。”^[41]另一方面，电影观影经验的发生与积累也是电影这一现代传播机制与中国本土文化及现代性尝试互塑互构的结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电影院其实是参与了中国现代文化与都会景观的形构。

1908年，西班牙人雷玛斯在上海开设的虹口大戏院是我国第一家专业电影院。在此之前，中国早期电影的放映主要在茶馆、饭店、戏园、宫廷和贵族府邸等传统娱乐场所进行。这种简陋的观影环境所带来的观影感受是非常差的，一篇名为《四马路影戏之喧嚣》的文章记录了当时观影的嘈杂：“一更一点月吐光。影戏闹忙。呀呀得而噌。将要开场。乌都与都是啥花样。号筒响。洋喇叭呀。声气真长。呀呀得而噌。吹得头版。二更二点月横空。大鼓蓬蓬。呀呀得而噌。耳朵震聋。人山人海门前拥。脚勿动。朝里望望。无啥影踪。呀呀得而噌。大家勿扰。三更三点月儿高。锣鼓乱敲……”^[42]钟大丰、舒晓鸣在其所著的《中国电影史》里这样描述早期电影放映活动：“一个本世纪初在天津开过影院的英国人回国后在当地报纸上撰文介绍了在中国经营影院的这种独特的形式。他像中国跑码头的艺人一样，站在放映场外叫喊着招徕观众入内观看。放到精彩之处，再停下来收钱，收完钱后再关上灯继续放映。观众也是坐在桌前边喝茶、吃瓜果边看。每到换本开灯时，卖东西的小贩、扔毛巾的跑堂川流不息。”^[43]简陋的放映条件，喧嚣的观影环境，无序的观影方式，中国早期电影在这种带有明显传统娱乐痕迹的观影方式中度过了童年期。

刘呐鸥曾经对比过当时中国人开办的电影院与外国人开办的电影院的差别：“有时想去看看本国影片，就不得不走进中国影戏院去，一起进去我们就可以感受到各种压迫——洋大人经营的影戏院里所享受不到的压迫……至于四座人声的喧闹、小贩的叫卖兜售，把许许多多污浊不堪的东西在你身边擦过……幸而电影开幕了，于是小孩的叫噪鼓掌声、老大哥们朗诵字幕声，真的叫你立刻感受到头疼脑昏，戏未完而已有出院的必要了。然而戏院老板看见国人情愿花三四倍代价到洋大人的戏院去却还永远莫名其妙。”^[44]在利润的驱动以及民族自尊心的影响下，国人开办的电影院也开始升级换代，观影环境得以改善，张爱玲在根据她自己编剧的电影《不了情》改编的小说《多少恨》里描述：“现代的电影院本是最大众化的王宫，全部是玻璃、丝绒、仿云石的伟大结构。这一家，一进门地下是淡乳黄的；这地方整个的像一支黄色玻璃杯放大了千万倍，特别有那样一种光闪闪的幻丽洁净。”^[45]在几年的时间里，中国电影的放映场所完成了从传统戏园到现代影院的转型，银幕由白布到金属涂银；座位从可移动位置的藤椅木桌到后来通用的固定的排号座椅；售票方式由现场买票到接受电话预定；由单放映机的中断放映到双放映机的循环放映；从自然温度到加装暖水汀和中央空调；放映外国影片时的由幻灯字幕到片上字幕，等等。1933年12月6日，大上海大戏院开幕，连续在《申报》本埠增刊刊登了两个全版的宣传报道，开头就说“像玉阙一样的瑰丽，像天宫一样的伟奇”^[46]。

伴随着现代化的观影环境逐渐形成的是可被称作全球中产阶级文化（international middle-class culture）的现代化的观影习惯。进入20世纪20年代，伴随着国产电影的成熟，现代意义上的观影活动才逐渐形成。一篇名为《观影十诫》的文章以轻松幽默的口吻对观众提出建议：“（一）勿将尔足踏入前桌椅缝；（二）勿高声扰乱他人，影戏以安静为快乐；（三）勿携有壳之食物入剧场；（四）勿与尔之友朋多言语，使彼不能专心于影戏；（五）勿忘尔之入影戏院，实负有监督影片道德之责任，如有辱及尔国体者，当向影戏院经理交涉；（六）离座将椅之坐板，随手扳起；（七）如遇却泼林、鲁克之影片，使尔至极快乐时，须牢记尔足为行路之具，勿用以表示尔之快乐，致损尔履，须知今日缎履价2元，皮鞋价10元，履商不肯与尔以特别折扣；（八）涕唾时勿以地板为尔之手巾；（九）映演时，影片偶或中断，切勿狂叫，须知影片决不能以尔之狂叫而自续，故须静待勿躁；（十）剧场内切勿吸烟，烟雾足以阻碍光线，并使空气浑浊。”^[47]甚至当时一些头轮影院对观众还有严格的着装要求。比如大光明要求女士一定要穿长旗袍，男士要着西装，有的还须穿上燕尾服。^[48]1931年，《影戏生活》连续刊登了两篇同名为《观影常识》的文章，对乱说话、吃瓜子、咳嗽、吐痰、随意走动等不良习惯加以劝诫。^[49]经过近20年的习惯培养，现代性的观影公共礼仪逐渐被大众接受，1940年的一篇文章里写道“观众们安静有限地坐到舒服的座位上。即使影片没有开演，也不会有嘈杂的说话声，笑声或食物声音。大家都显示出一种Gentleman的风度。皮鞋踏上铺在通道的地毯上已经够轻的了，但大家都还提起了脚后跟，生怕有什么声响会扰乱人家的安静，而露出不够绅士的马脚。”^[50](www.daowen.com)

20世纪30年代，观众对于电影的热情高涨，即便是收入水平并不高的社会阶层，看电影也成为其主要的娱乐消遣方式。在中层社会中收入属于较低水平的小学教师（月收入30—60元）看电影、看京戏、听歌舞者与游大众娱乐场所者分别占54%、20%与24%，看电影“此为小学教师最普遍之消闲生活”^[51]。即使是年收入最低的200—300元的工人家庭，也有每年0.63元的文化娱乐开支，相当于四口之家每人听一次地方戏，逛一次大世界，或看一次电影。尽管少得可怜，在当时已“远胜于国内的各地的劳工阶级，即较欧美日本诸国，宜不多让。”^[52]从数据上可以看出电影已经成为上海市民休闲娱乐的首选。30年代末，上海已经有了32到36家影院，《电通话报》甚至在一张上海地图上把所有这些影院的照片都贴了上去，并醒目地宣称：“每日百万人消纳之所！”^[53]

在消费社会中，人们不再以物的使用价值为唯一消费目的，消费具有了标志身份和社会地位的象征意义。李欧梵指出，对现代上海的男男女女来说，去电影院已经“成了一种新的社会仪式”^[54]。到电影院看一场电影逐渐被视为一种时髦摩登的生活方式，意味着展示代表现代、摩登时尚身份的“符号化资本”，在“盛夏时节，时髦而有钱的男女专去一些有冷气的影戏院，看电影消暑一举两得”^[55]。另外，在当时的电影院周边一般还会有餐饮等配套设施，可以为观众提供休闲娱乐一站式服务，1927年的一则广告里这样招揽顾客：“看罢影戏，往快活林吃点心，其乐无涯”^[56]。这可以说是当下各大城市随处可见的Mall（大型娱乐、购物、餐饮零售综合体）的雏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