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消费理念的变化对文化消费的催生作用

在古代中国，封建小农经济具有自给自足的属性，这使得现代意义上的“消费”没有出现的可能，也没有存在的必要。此外，封建社会的消费层级与社会等级相勾连，不同阶级、不同社会身份之间在享用消费资料方面有着严格的区分，消费逾矩等同于政治越轨，无论衣食住行还是休闲娱乐都是如此。生产水平的持恒与社会制度的僵化决定了消费始终在低水平层面循环往复，消费只是人们获取基本生存、生活资料的一种手段，“崇俭抑奢”的消费观也随之产生。

这种消费观念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逐渐转变，尤其是明代中叶之后，在东南沿海地区的一些城市，商品经济所占的比例不断增大，并逐渐成为市民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意义上的消费行为开始出现。到了清末民初，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尤其是上海发生了“消费革命”的质变，上海人的消费行为具备了某些消费社会的特征。在一个远较古代及内陆地区更解放更自由的社会环境里，消费的本质从低层次的单纯生存需要上升到个性解放与自我价值的实现。在无限膨胀的消费欲与需求度的刺激下，上海的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也相应地发生了调整与扩大，不断创造出现代的社会生活模式，以新的方式证明并充实着人的本质力量。在这种社会转型过程中，“崇俭抑奢”的消费观遭受到冲击，节俭作为流传上千年的社会美德开始受到质疑，谭嗣同认为：“私天下者尚俭，其财偏于壅，壅故乱；公天下者尚奢，其财均以流，流故平。”^[28]梁启超也有类似观点：“西人愈奢而国愈富”，“故俭者亦上古不得已之陋俗”。^[29]不仅限于知识精英，物欲和逐利之风在普通大众中也日益流行，1873年，《申报》上的一篇文章就把当时上海人的陋习归纳为“七耻”：耻衣服之不华也、耻不乘肩舆也、耻狎幺二妓也、耻肴馔之不贵也、耻坐只轮车也、耻无顶戴也、耻戏院末座也。^[30]

生产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理念的转变不仅拉动了物质商品市场，而且开辟了服务业、娱乐业、传媒业等文化商品市场的形成。在那个时候的上海，“休闲”“娱乐”“消费”等概念高调进入大众视野，文化消费不再是满足高社会阶层享受的活动，而是被纳入现代商业运作系统中，成为普通大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周瘦鹃有过一个比喻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现象：“民初刊物不多，《礼拜六》曾风行一时，每逢星期六清早，发行《礼拜六》的中华图书馆门前，就有许多读者在等候着。门一开，就争先恐后地涌进去购买。这情况倒像清早争买大饼油条一样。”^[31]

（二）移民群体对文化消费的促进作用

开埠通商后，上海迅速超越广州，成为中国最大的通商口岸。伴随着现代商业贸易的发达，上海迅速从一个小渔村转变成一座高度发达的现代都市。都市化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是人口的迁移，“都市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移民现象”，“都市人口的特点是移民比例很高”。^[32]越来越多的外来人口到这里谋生、淘金，这一现象在当时的报纸上都有报道：“在沪之人多系客居，并无土著。”^[33]“三四十年来，侨寓日多，孽生日众，居民号称百万，实有八十余万。惟本邑人数之多，实由五方杂处，客籍多于土著。”^[34]据统计，在1910—1930年间，公共租界华人省籍排序前四位是江苏（含上海）、浙江、广东、安徽，约占公共租界华人总数的93.6%。在1934年，来自江苏、浙江、安徽三省的移民人数已占到上海华人总人口的64.5%，而上海籍居民仅为25.5%。^[35]

彼时的上海移民主要由四大群体组成：经济移民（来上海投资的各地富商）、文化移民（外地求学学生、作家及其他文艺工作者）、政治移民（避入租界的革命分子或前清的遗老遗少）和战争难民。数量巨大的外地移民极大地推动了现代文化产业的发展，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上海城市人口的迅速膨胀，为文化产业的繁荣提供了庞大的受众群，为文化产业的发达奠定了消费者基础。第二，除了避难群体之外，其他群体的享乐需求极大地推动了商业文艺的发展。徐国桢在1933年出版的《上海生活》中谈到外地移民到上海有两大原因：一是生活问题，二是享受问题。“关于第二个问题的，是上海的社会繁华，只要有钱可化，享受上非常舒适，于是，内地一般不怕化钱的小富翁与大富翁，为求舒适起见，自然也都向上海来了。……内地的富有者，有了钱，未必就有汽车来坐，未必就有各种新奇的游艺如伟大的影片、《梅兰芳》等的京戏等等来给你看，未必就有各种中西菜什么菜来给你轮流大嚼，未必就有扮装得比妖怪还要胜三分的妖媚入骨的娼女来给你恣意笑乐。必须要踏到上海这般的豪华社会，方才有直接享受到这种豪华生活的可能。”^[36]第三，移民来源的多样化促使商业交往必须超越源移民地域的限制，源地域文化聚集现象的逐渐打破催生了跨源地域界限的新型商业文化形态的出现，鸳鸯蝴蝶派、海派京剧、越剧、文明新戏、电影等的兴起都与此有关。(www.daowen.com)

当时能够在上海生存下来的外地移民绝大多数都属于各地的精英人士，他们生活条件相对较好，视野较开阔，文化程度也相对较高，求知欲望较强。他们的经济条件在满足基本生存、生活需求之外，在文化教育、休闲娱乐、社会交往消费方面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作为一个庞大的文化消费群体，主要由外地移民构成的市民群体在趋向新文明、适应新生活的同时，也参与了新式的文艺方式、内容及设施的协商和创造，使得文化消费不再是少数人专享的特权，而成为都市居民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1930年2月，国民政府内政部制定《改进人民娱乐方法案》，该案提出“娱乐方法之良善与否，对于工作之精进影响甚巨。常见先进各国娱乐方法非常繁多，大都不但不碍于身心健全，并能助其发达。一民族之强盛，不独可占之于其工作，并可占之于其娱乐方法。”该案还认为，“欲消极禁止不良之娱乐，必须辅以积极提倡良善之娱乐，庶可收纳民轨物之功。”^[37]由此可以看出，文化、娱乐产业在当时的国民经济和社会上已经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

（三）现代作息方式为文化消费提供的便利

在两千年的封建农业社会中，生产的季节性使劳动和休闲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区分明显并集中化，中国人在绝大多数时间里都奉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作息制度，没有专门固定的休息时间，也就不可能产生日常化的休闲娱乐活动。

开埠之后，西方人在上海大量聚集，他们把西方作息方式带到上海，形成了固定的八小时工作制和礼拜天休息的制度。当时的上海华洋杂居，西方人的作息制度对需要和他们打交道的中国人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人的作息时间需要跟西方人同步，这样的作息制度在租界内逐渐普及开来。当时的中国社会对这种新式作息制度大加赞赏：“吾见夫西人之为工及行商于中国者，每届七日，则为礼拜休息之期，一月则四行之。是日也，工停艺事，商不贸易，或携眷属以出游，或聚亲朋以寻乐，或驾轻车以冲突，或策骏马以驱驰，或集球场以博输赢，或赴戏馆以广闻见，或长田猎以逐取鸟兽为能，或设酒筵以聚会宾客为事。……游目骋怀，神怡心旷，闲莫闲于此日，逸莫逸于此日，乐莫乐于此日矣。”^[38]

这种作息制度给娱乐消费生活带来的最大的变化就是娱乐时间的零散化和娱乐方式的日常化。工作时间固定化——白天上班，晚上休息和娱乐，使得休闲娱乐的时间变得零散化。娱乐时间零散化了之后，娱乐方式就要朝着日常化方向发展，从而将休闲时间从传统年节看大戏、赶庙会的集中式休闲中解放出来，休闲娱乐变成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个常规组成部分而得以经常化进行。至于礼拜天的娱乐安排，文化消费成了大多市民的选择，“因为有了周末休息——新的都市生活似乎已把它定为诸如读小说之类的时间。”^[39]并且这种文化消费不仅是知识阶层的特权，包括娘姨（吴方言称女佣人。鲁迅《且介亭杂文·阿金》：“她是一个女仆，上海叫娘姨。”）在内的底层体力工作者也成为新的消费群体：“第一关心逢礼拜，家家车马候临门。娘姨寻客来相请，不向书场向戏院。”^[40]

这种周中有固定上下班时间以及周末休息一天的作息制度，使得都市市民的生活方式开始脱离传统农业社会的工作与闲暇不分的状态。这种工作有时、休闲有方的生活模式催生了一种现代生活态度的形成，市民日常生活形态日益与都市文化娱乐消费结合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