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览清末民初的文艺创作，将复仇与革命结合起来，互引互证是一种颇为常见的修辞方式。鲁迅曾这样讲道：“与革命爆发时代接近的文学，每每带有愤怒之音：他要反抗，他要复仇。”^[54]中国早期武侠片的创作也经常借助这种修辞方法，片中的女侠们通常出于“复仇”的目的而走上了惩强扶弱、行侠仗义的革命之路。比如为兄长复仇的马素贞（《山东大侠马永贞》），为父亲复仇的赵窈娘（《关东大侠》）、方玉琴（《荒江女侠》）、万秋虹（《女侠黑牡丹》）、何玉凤（《儿女英雄》），为全家复仇的芸姑（《红侠》）、存义存礼存智存信四姐妹（《五女复仇》）、琼瑶（《江湖情侠》）等。

有关“复仇女侠”的革命想象，既体现出中国传统“孝文化”的绵延，也折射出彼时社会近乎集体无意识的革命体认方式。一方面，借助对“复仇女侠”的赞赏和迎合，革命话语获得了能够在全社会广为流传的通俗价值；另一方面，从叙事伦理的角度看，通过私仇公报的设定，将复仇的含义提升成为国为民的革命行为，从而赋予复仇行为以政治的合法性。复仇与革命之间逐渐形成了互指互喻的叙事关联。

革命话语中的“复仇女侠”想象蕴含了非常丰富而复杂的议题。对女性身体的规训，在传统的儒家伦理基础上又附加上新的政治伦理，通过由家到国、化孝为忠的话语转变，将古典资源中的传统女性形象提升到关乎国家危机、民族尊严的层面上，体现了利用古典资源动员社会爱国意识和牺牲精神的时代需要。首先，无论在生理条件还是文化传统上来讲，女性都属于弱势群体，这符合当时中国在世界上的国际地位。这样一来，以弱胜强的叙事模式就寄托了国人期待民族复兴的希望。其次，“复仇女侠”在家中男性成员缺位的情况下挺身而出，这曲折投射了当时社会上“男降女不降”的言论格局，同时也是社会知识精英对自身苦闷、自卑心理的一次象征性补偿与超越。

中国早期电影中“复仇女侠”形象呼应了当时社会上有关“国民母”“善女子”等女性主义言论，是中国早期妇女解放运动在电影创作中的一种文本实践。但是，那个时代的女性主义思想的诞生并不是一场独立自为的思想运动，而是裹挟在民族救亡的社会革命进程当中的。在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过程中，广大女性作为一种挽救民族危亡的资源被男性知识分子收编并整合进民族国家话语中来。换句话说，清末民初的中国女权运动是一场以女性解放为“手段”的革命动员，而不是一种以女性权利为“目标”的性别抗争。

自清末以降，社会知识精英关于国家富强的论说总是强调要解放妇女，要让女性从“分利”之人变成“生利”之人，以便使她们与男性一道更好地为国家服务。但是他们对于女性的解放又怀有一种天然的恐惧，认为这是对男性权利的一种僭越，所以千方百计要将女性的解放控制在一个可掌握的范围之内。从本质上说，这一时期社会上关于妇女解放的种种构想和规划不是出于“还权于女”的目的，而是要求女性在原有“贤妻良母”的身份之外勇于承担更多的责任，女性在做好相夫教子的本职工作之外，民族临危时要与男性一同出生入死，革命需要时可以做出必要的牺牲。在“贤妻良母”之外，女性被赋予了“国民母”“善女子”“英雌女杰”等诸多新身份，但是女性自身的天赋人权却很少被提及，女性在性别秩序中的次等、从属地位却没有根本性质的改变。“所谓女权者，揭发女子固有之本性，克尽女子当尽之天职，以补助男子所不及，相与振兴国家而已。”^[55]这一观点可谓是当时社会对女权运动的精辟总结。

电影中的“复仇女侠”形象证明了女性在体力和智识上可能达到的高度，在一定程度上批驳了传统男强女弱的刻板印象，但是其复仇行为的动机和复仇之后的归宿却是令人怀疑的。

首先，“为父报仇”的出发点延续了传统“孝文化”的善德，将“复仇女侠”形象牢牢地建立在了经典的儒家立场上。即使是为复仇附加上革命救国的时代背景，女侠们所扮演的都是辅佐男性建功立业的理想角色，她们始终屈服于另一套以“革命”“解放”“救亡”为名的男性话语体系之下。无论是以血缘关系为代表的封建宗法制度，还是以救亡图存为旗帜的革命话语，都牢牢压制了女侠们的性别主体意识，其结果就是女性作为一个独立的性别群体被集体抹杀了。

其次，几乎所有“复仇女侠”在完成复仇大业之后都被安排了一个“嫁人”的结局，在叙事上呈现出一种从家庭出发，最后返回家庭的循环模式。这种以响应传统为起点，而又以回复传统为归宿的叙事成规既能达到男性所希冀的“化铁而为金，养鹩而成凤”^[56]的目的，也维护了以男子为主导的政治动员模式。

《女侠白玫瑰》中，“有富家女白素瑛者，及笄年华，姿容娟丽，肄业某体育学校，擅技击，富膂力，居恒佩白玫瑰，而尤好与不平事，人道以女侠白玫瑰称。”^[57]白父经营的牧场被坏人强占，白素瑛志勇双全，抢夺回牧场。在这一过程中，与侠士武志远相识。影片结束处，白素瑛对武志远说：“言斗击，侬甯作丈夫子，言爱情，侬愿为女儿身。”^[58]《儿女英雄》一开篇，就点名“何玉凤为一英爽之女郎，娴武事，性纯孝。”^[59]在为父报仇之后，顺带救出了“呆公子”安骥与张金凤。影片结尾，金玉二凤两女侍一夫，一同嫁给了安骥。在续集里，何玉凤生下了孩子馨儿。每天在操持家务之余，还教馨儿武功。在丈夫及家庭受到外界威胁时，还要挺身而出，同仇敌忾，所向披靡。《江湖情侠》中，琼瑶跟随爱人秦少华寻找秦父，半路上花光了盘缠，“幸女娴走钢丝术，遂卖艺以给焉”^[60]。

这种“女侠+贤妻良母”的叙事模式很明显地体现出男权文化的性别秩序以及男性对女性的霸权意识。广受欢迎的“复仇女侠”不过是从属于男性的助力者和依附者，社会对她们的道德褒奖和政治认可来自她们效忠男性的前提。女性的勇敢和机智所带来的文化光环也是迂回间接的，在此被降低成为“急男性之所需”而应有的报答方式和心理反应。

说到底，中国早期电影中的“女侠”想象是在亡国灭种的时代危机意识中所衍生出来的救亡图存的话语变体。这种话语变体规训女性继续臣服于男权性别秩序，遮蔽了女性在历史与现实中的生存困境，即使是在“巾帼胜过须眉”的主题追求之下，也不过是将爱国情怀和英雄光环强加于女性，使女性在原有社会身份之上担负起多重负累。

【注释】

[1]孙中山《〈民报〉发刊词》，《孙中山选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80页。

[2]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26、27页。

[3]尘无：《夜记之什·二论批评》，《新华画报》（第2卷第2期）1937年。

[4]柳亚子：《磨剑室诗词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6页。

[5]公凤：《咏史八首》，《中国新女界杂志》（第3期），1907年。

[6]柯灵：《论电影宣传》，《明星》（第1卷第1期），1933年5月。

[7]转自[美]葛凯：《制造中国：消费文化与民族国家的创建》，黄振萍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91页。

[8]丁丹：《电影世界：阮玲玉以腰许国》，《青天汇刊》（第1期），1930年。

[9]广告，《申报》1940年1月8日。

[10]广告，《申报》1940年11月5日。

[11]广告，《申报》1940年12月4日。

[12]广告，《申报》1940年4月1日。

[13]转自姜进：《娱悦大众：民国上海女性文化解读》，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第292页。

[14]佚名：《〈木兰从军〉佳评集》，《新华画报》（第4卷第3期）1939年。

[15]鹰隼：《关于“木兰从军”》，《文献（上海）》（第2卷第6期），1939年。

[16]吕兰清：《论提倡女学之宗旨》，《萃新报》1904年第6期。

[17]梁启超：《倡设女学堂启》，《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册第1集），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9页。

[18]梁令娴：《所望于吾国女子者》，《中华妇女界》（第1卷第1期），1915年1月25日。

[19]张铭鼎：《何谓内助》，《妇女杂志（上海）》（第13卷第1号），1927年1月。

[20]陈仪：《我们的理想国：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三民主义国家》，《闽政月刊》（第5卷第4期），1939年。

[21]姚赓夔：《〈西游记〉摄制经过谈》，转自中国电影资料馆编《盘丝洞1927》，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64页。

[22]拍拉通：《殷明珠是伟大的妇人》，《开麦拉》（第102期），1932年。

[23][法]朱丽娅·克里斯蒂娃：《中国妇女》，赵靓译，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8页。

[24]转自林少雄编：《镜中红颜：华语电影的性别体认》，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3年版，第246页。

[25]秋瑾：《勉女权歌》，《秋瑾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21页。(www.daowen.com)

[26]茅盾：《封建的小市民文艺》，《东方杂志》（第30卷第3期），1933年1月1日。

[27]参考沈莹：《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产业研究》，载钟大丰、刘小磊编：《“重”写与重“写”：中国早期电影再认识》（下），北京：东方出版社2015年版，第369页。

[28]梁启超：《新民说》，黄珅评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85页。

[29]梁启超：《新民说》，黄珅评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86页。

[30]梁启超：《新民说》，黄珅评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83页。

[31]梁启超：《新民说》，黄珅评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82页。

[32]奋翮生：《军国民篇》，《新民丛报》1902年第1期。

[33]壮游：《国民新灵魂》，《江苏（东京）》（第5期），1903年。

[34]白寿彝等：《文史英华·学案卷》，长沙：湖南出版社1993年，第213页。

[35]丁初我：《〈女子世界〉颂词》，《女子世界（上海）》（第1卷第1期），1904年。

[36]职公：《女军人传》，《女子世界（上海）》（第1卷第1期），1904年。

[37]吴萍云：《论不宜以花字为女子之代名词》，《女子世界（上海）》（第1卷第5期），1904年。

[38]《中国女子革命会简章》，载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编：《中国近代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840—1918）》，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年版，第443页。

[39]张访瀛：《书赠女子北伐队》，《民立报》，1911年12月9日。

[40]孙中山：《复女界共和协济会函》，《孙中山全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2—53页。

[41]黄耐霜：《银幕生活忆语》，转自闫凯蕾：《明星和他的时代》，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6页。

[42]佚名：《大中华百合公司之拳剑》，《申报》1926年11月3日。

[43]胡彬：《论中国之衰弱女子不得辞其罪》，《江苏（东京）》（第3期），1903年。

[44]金一：《女界钟》，上海：上海大同书局1903年版，第93页。

[45]张默君：《妇女救国必先自救以造成健全之民族》，《张默君先生文集》，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3年版，第154页。

[46]《荒江女侠》本事，转自郑培为、刘桂清编：《中国无声电影剧本》（中），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年版，第1871页。

[47]《海滨豪杰》本事，转自郑培为、刘桂清编：《中国无声电影剧本》（中），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年版，第1848页。

[48]亚卢：《女雄谈屑》，《女子世界（上海）》（第1卷第9期），1904年。

[49]《儿女英雄之十三妹大破穿云岭》本事，转自郑培为、刘桂清编：《中国无声电影剧本》（中），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年版，第1305页。

[50]《儿女英雄之十三妹大破白云庵》本事，转自郑培为、刘桂清编：《中国无声电影剧本》（中），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年版，第1307页。

[51]《女大力士》本事，转自郑培为、刘桂清编：《中国无声电影剧本》（中），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年版，第1780页。

[52]郑振铎：《论武侠小说》，《海燕》，上海：上海新中国书局1932年版，第9—10页。

[53]茅盾：《封建的小市民文艺》，《东方杂志》（第30卷第3期），1933年1月1日。

[54]鲁迅：《革命时代的文学》，《而已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14页。

[55]庐人：《女权思想之感言》，《女铎》（第6卷第7期），1917年。

[56]亚特：《论说·论铸造国民母》，《女子世界（上海）》（第1卷第7期），1904年。

[57]《女侠白玫瑰》本事，转自郑培为、刘桂清编：《中国无声电影剧本》（中），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年版，第1826页。

[58]《女侠白玫瑰》本事，转自郑培为、刘桂清编：《中国无声电影剧本》（中），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年版，第1828页。

[59]《儿女英雄之十三妹大破能仁寺》本事，转自郑培为、刘桂清编：《中国无声电影剧本》（中），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年版，第1302页。

[60]《江湖情侠》本事，转自郑培为、刘桂清编：《中国无声电影剧本》（中），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年版，第16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