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民族危亡之际，中国的有识之士开始思考并探索摆脱民族贫弱状态，实现富国强民的道路。从政治理念和施政纲领来看，当时中国社会的变革力量可以大体分为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和以孙中山为核心的革命派。两股政治力量虽然在政治理想上有所不同，但是在实现民族强大的道路上却有一个共同的构想，即培养全民的“尚武精神”。19世纪末20世纪初，梁启超在《论尚武》《祈战死》《中国魂安在乎》《中国之武士道》等文章中反复对“尚武精神”展开论述。1919年，孙中山为精武体育会现场题赠了“尚武精神”的匾额，还为特刊《精武本纪》撰写了序文。一时间，“尚武精神”成为全国范围内调动民族情绪的一针兴奋剂。

梁启超在其《新民说》中专辟一章“论尚武”，认为中国之所以被动挨打就是因为缺乏“尚武精神”：“中国以文弱闻于天下，柔懦之病，深入膏肓，乃至强悍成性驰突无前之蛮族，及其同化于我，亦且传染此病，筋弛力脆，尽失强悍之本性。”^[28]使国民“奄奄如病夫，冉冉如弱女，温温如菩萨，戢戢如驯羊。”^[29]戊戌维新失败后，梁启超游历日本。根据游历的所见所感，梁氏认为日本之所以能够后来居上，打败中国的原因就在于提倡“尚武”：“其人数仅当我十分之一耳，然其人剽疾轻死，日取其所谓武士道、大和魂者，发挥而光大之。故当其征兵之始，尚有哭泣逃亡、曲求避免者，今则人队之旗，祈其战死，从军之什，祝勿生还，好武雄风，举国一致。且庚子役，其军队之勇锐，战斗之强力，且冠绝联军，使白人俯首倾倒。近日汲汲于体育之事，务使国民皆具军人之本领，皆蓄军人之精神。彼日本区区三岛，兴立仅三十年耳，顾乃能一战胜我，取威定霸，屹然雄立于东洋之上也，曰惟尚武故。”^[30]在此基础上，梁启超认为“尚武精神”是一个民族的安身立国之本：“尚武者，国民之元气，国家所恃以成立，而文明所赖以维持者也。……立国者苟无尚武之国民，铁血之主义，则虽有文明，虽有智识，虽有广土，必无以自立于竞争剧烈之舞台。”^[31]

在当时整个中国洋溢的救亡图存的社会氛围中，梁启超的“尚武”思想点燃了全民的救国热情。在很短的时间里，“尚武精神”“军国民”“游侠魂”等学说蔚然成风，成为全社会的主流话语。1902年，蔡锷（奋翮生）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军国民篇》一文，提出“军人之智识，军人之精神，军人之本领，不独限之从戎者，凡全国民皆宜具有之。”^[32]1903年，《江苏》杂志将“山海魂”“军人魂”“游侠魂”“社会魂”和“魔鬼魂”列为国民新灵魂的要素。^[33]1904年1月，张之洞、张百熙、荣庆等人更是明确地将“尚武教育”纳入“癸卯学制”：“各学堂一体练习兵式体操以肄武事，并于文高等学堂中讲授军制、战史、战术等要义”；“大学堂政治学门添讲各国海陆军政学，俾文科学生稍娴戎略”，“此等学生入仕后，既能通武备大要”，亦“可为开办武备学堂之员，兼可为考察营务将卒之员。”^[34]

为了呼吁广大女性参与救亡图存的革命斗争，“尚武精神”也被引入到女界中来。《女子世界》的主编丁初我认为“军人之体格，实救疗脆弱病之方针；游侠之意气，实施治恇怯病之良药。”只有经过一番“去旧质，铸新魂”的改造，才会有“二十纪花团锦簇、丽天漫地无量无边、光明万丈之女子世界。”^[35]职公在《女军人传》中为女性从军正名：“吾敢为吾二万万女子正告曰，积雪没胫，坚冰在鬏，岂男子独遭之境遇乎，枪林弹雨，蹴踏天关，岂男子独具之能力乎，斩将搴旗，渴饮虏血，岂男子独逢之怏事乎，万马凯旋，父老欢迎，岂男子独邀之荣誉乎。……翻二千余年之历史，谓吾中国女子，无不具军人之资格者，吾所未能应也；谓吾中国女子，无一足当军人之价值者，吾又未敢信也。”^[36]吴萍云提出对女性的期望：“二十世纪之女子，不尚妍丽，尚豪侠；不忧粗豪，而忧文弱。……今日以花字女子者，独有轻视之心；女子之以花自名者，未脱依附之习。吾甚望吾同胞，吾姊妹，一脱此恶根性也。”^[37]辛亥革命前夕成立的“中国女子革命会”更直截了当地提出“以改良家族柔靡之习俗，启导女子尚武之天职为宗旨”^[38]。

在“尚武”说的推动下，一些先进女性赞颂铁血主义，弘扬尚武精神，女性军事组织纷纷宣告成立，她们“莫不以投身军队为无上荣誉、惟一之天职”，“以纤弱女子身，具慷慨丈夫志，组织军队”，“统熊罴之师，入虎狼之穴，弃红粉冒白刃，舍针黹执干戈”^[39]，形成了轰轰烈烈的女性参军热潮。这一时期比较著名的女子军事武装有：薛素贞的“上海中华女国民军”、林宗雪的“上海女子国民军”、陈婉衍的“上海女子北伐光复军”、吴木兰的“同盟女子经武练习队”、尹家姐妹的“浙江女子国民军”，等等。孙中山曾给予女性参军以高度评价：“女界多才，其入同盟会奔走国事百折不回者，已与各省志士媲美。至若勇往从戎，同仇北伐，或投身赤十字会，不辞艰险，或慷慨助饷，鼓吹舆论，振起国民精神，更彰彰在人耳目。”^[40](www.daowen.com)

受这种社会思潮的影响，在当时的文艺作品中出现了一股以“女侠”为主角的创作风尚。小说创作中有《中国女剑侠红线、聂隐娘传》《儿女英雄传》《吴樾》《侠女》《女侠传》《女盗侠传》等；在“鉴湖女侠”秋瑾的诗歌中，直接以刀剑为名的就有：《日本铃木文学士宝刀歌》《剑歌》《红毛刀歌》《宝刀歌》《宝剑歌》等；这时还诞生了若干流传后世的经典诗句：“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秋瑾）、“休笑者番无远志，也曾仗剑走天涯”（刘韵琴）、“十步之内，剑花弹雨浴血相望，入驺万乘，杀之有如屠狗”（金天翮）等。所以，当时短短几年时间里涌现出大量以“女侠”为主角的武侠片也不足为怪了。

据中国早期电影女明星黄耐霜回忆，当时各影片公司对明星的要求是“能文能武”。尤其是女明星，除了外形美之外，“文”就是能演荡妇，“武”就是会拿宝剑打两下。^[41]《申报》曾刊登了一篇名为《大中华百合公司之拳剑》的文章，描述了当时电影公司对培养“女打星”的重视程度：“武术一斗，则聘技击专家任孑鳌、韩东坡两君担任教授，该公司重要男女演员，全体加入练习，近复以孙夫人之武婢，在剧中必须有所表献，乃由新报名之女演员中，择美貌身轻者十六人，逐日教以舞剑之术，近来凡访该公司者，轻闻铿锵之声，时随风从摄影场送来，盖即诸女郎练习舞剑时也。”^[42]1933年年初，在《明星日报》举办的“电影皇后”评选中，胡蝶以领先阮玲玉一万多票的优势当选。在笔者看来，投票结果也是在“尚武精神”影响下社会审美转向的一种体现。首先，与柔弱、幽怨的阮玲玉相比，胡蝶在长相和体型上显得更英武、强壮一些。另外，相较于阮玲玉经常在电影中扮演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弱女子，胡蝶很少以哀怨的形象示人，而当时正火热的《火烧红莲寺》系列中“红姑”一角色，寄托了当时人们有关“侠女救国”的想象，更是为其拉票不少。

在某种程度上讲，考虑到当时正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极度严酷、紧张的政治、文化环境中，中国“武侠片”中的“女侠”形象，可以视作是中国早期电影人彰显革命救亡意识和动员社会进入革命话语的一次文本实践。在内忧外患的时代语境中，“女侠”们的行侠仗义故事切中了时人激发爱国情绪的需要，注入了社会精英群体以尚武精神为救国手段的艺术想象，体现了中国早期电影的政治意识与革命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