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先生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形式概括为“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1]。因为彼时的中国要在30年之内完成西方300年的任务，所以将一些社会进程予以提速及整合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地位却是俨然不同的。政治革命，拥有着毋庸置疑的话语权威，对包括女权、启蒙等在内的社会革命发号施令，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更偏重个体解放的社会革命的诉求和内涵。李泽厚这样评价这一现象：“时代的危亡局势和剧烈的现实斗争，迫使政治救亡的主题又一次全面压倒了思想启蒙的主题。”“所有这些，都表明救亡的局势、国家的利益、人民的饥饿痛苦，压倒了一切，压倒了知识者或知识群对自由、平等、民主、民权和各种美妙理想的追求和需要，压倒了对个体尊严、个体权利的注视和尊重。”^[2]

与西方女权运动相比，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缺乏性别立场鲜明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可以被看作是后发现代性国家反抗西方帝国主义殖民入侵的抗争在性别问题上的一种体现。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女性解放成为反抗殖民入侵、争取民族独立的一个子命题，女性解放在更广阔的层面被纳入民族解放的轨道之中。

当民族主体和性别主体二者不在一个水平面上，而是构成了一种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时，企图超越男性/国族“主体”去寻找中国女性的“性别主体”是不可能实现的。换一个角度来讲，也正是借助在特定历史情境下男性/国族话语的不断建构和再构，中国女性才逐渐形成了特定类型的客观形象和主观认知。一旦将男性/国族“主体”所赋予的意义抽离，所谓的“性别主体”也随即成为一个空洞的能指而不具备任何实际意义。(www.daowen.com)

由于与民族国家话语的联姻，导致了中国早期电影中性别论说的丰富内涵和复杂纠缠。从中，我们既可以看到民族国家对妇女群体的压制和许诺，也可以窥见妇女群体及女性个体对民族国家的屈从和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