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著名革命志士，人称“鉴湖女侠”的秋瑾女士在着装上有一个独特的爱好，就是喜欢穿男装出入各种场合。在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的秋瑾女士的照片有很多都是她穿男装拍摄的。她曾这样解释：“我对男装有兴趣。……在中国通行着男子强女子弱的观念来压迫妇女，我实在想具有男子那样坚强意志，为此，我想首先把外形扮作男子，然后直到心灵都变成男子。”^[155]在民国初年，很多女性渴望通过模仿男性的方式达到男女平等的目的，她们在着装上刻意模仿男性，穿男装甚至成为当时的一种流行时尚。这一现象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中国早期女性解放运动从一开始就认可了女性的次等地位，沿袭了男尊女卑的传统性别秩序，从而丧失了女性特质，否定了女性独特的解放道路。笔者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国早期女性主义思潮是由男性主导的，体现了男权思维的立场和想象。

与西方近代女权运动相比，清末民初的中国女性主义思潮最明显的一个差异在于其言说主体几乎都是男性启蒙者。在这场妇女解放运动中，总体上是由男性所呼吁、倡导、推进的，广大女性更多是以言说客体、被动员的对象的身份参与进来，不具备西方女权运动中女性的自发性和主导性。

在西方，虽然最早的“男女平等”思想也是由男性先进知识分子提出，但很快女性就取代了男性先觉成为这场运动的领导者，并且成为自身解放运动的主力军。易言之，在受启蒙思想孕育的西方女权运动中，女性是女权话语的言说主体，女性是这场运动的主要驱动者，居于运动的主导位置。

清末民初女性主义思潮的男性主导特征，其根源在于不具备西方近代女权运动赖以产生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文化土壤。在西方，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和发展，广大女性开始走出家庭进入社会，参与到社会生产中来，并逐渐成长为一支不同于男性的社会力量。在社会生产过程中，西方女性逐渐实现了经济独立。再加上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在自由平等观念的指导下，女性逐渐生发了自身权利意识，并逐渐形成了系统性的女权思想。在这种条件下产生的女权思想有着十分明确的斗争目的性，女性知识分子不满资本主义社会所信奉的“人权”实际上只是“男权”的代名词，其斗争矛头直接指向资本主义社会里以男性主导的各类经济、政治、法律机制，最根本的目的在于争取以法律确立并保护的女性应得的各种权利。

西方社会对“女人的发现”比对“人的发现”要晚了近两个世纪，这也就意味着西方女权意识的萌发经过了起码近两百年的思想培育和理论筹备。而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思潮诞生于清末民初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环境中，那个时候民族危机形势严峻，社会生产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生活在“三纲五常”中的中国女性还远没有踏入社会生产领域，更不用说形成规模化的社会力量了。这样的历史条件也决定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主导力量只能是男性，而女性只能处于跟随者的位置。

在清朝末年，雏形初现的社会公共空间基本上都被男性把控，有一组数据很能说明这一点。据统计，在1815至1911年间出版的中文报刊（包括中国和海外）共有约1753种，其中女性报刊只有37种，^[156]仅占到总数的2%，这个数字与全国人口占到一半的女性比例是极不相称的。即便这时有一些署名“某某女士”的文章，经考证也是由男性知识分子所代笔。这种现象在当时十分普遍，其目的是为了缩短与被启蒙者因性别差异而产生的心理距离，借助性别认同以优化传播效果。男性启蒙者一如既往地主导着舆论和思想观念领域，把控着包括女性问题在内的所有社会议题设置。这种话语权的缺失决定了女性的声音与诉求被有意或无意地忽略和遮蔽，女性自身的生存经验与个人体验也自然被湮没在男性钟爱的宏大话题中。(www.daowen.com)

这一时期由男性启蒙者所发动的有关女性问题的大讨论无非出于两种考虑：第一，将女性问题当作传统问题的一个条目来看待，将解决女性问题当作是破除传统、实现民族复兴的一个步骤。比如梁启超将陈腐的中国形容为“鬼脉阴阴，病质奄奄，女性纤纤，暮色沉沉”，“有女德而无男德，有病者而无健者，有暮气而无朝气，甚者乃至有鬼道而无人道”。^[157]这里的“女性特质”和“病者”“暮气”“鬼道”并置，成为必须被破除的传统糟粕。所以，维新派的“反缠足”“兴女学”“开女禁”等主张并不是出于对女性人格的尊重，更多是为了“母健而后儿肥，培其先天而种乃进也”^[158]的目的。第二，大量论说女性甚至赞美女性，是为了动员男性，就像梁启超在《新中国未来记》里所说的“人权未必钗裙异，只怪那女龙已醒，雄狮犹睡。”^[159]借此起到“女性尚如此，男性当如何”的激励作用。

由男性启蒙者所倡导的妇女解放运动所打击的目标是封建社会机制和封建文化传统，而不是男权统治本身。在他们看来，“女权”的伸张是为了反抗封建专制制度，而不是具体的男性压迫。这也就解释了马君武在引进斯宾塞和约翰·穆勒的学说时，为何回避私权的讨论，淡化这两位西方女权运动家对家庭内部不平等关系的批评的原因。这一点，也引起了当时一些女性先觉者的注意：“朝闻倡平权，视其人，则曰伟丈夫，夕闻言平权，问其人，则曰非巾帼。”^[160]

这种对于女性自身性别权益的漠视贯穿了清末民初女性主义思潮始终。到了“五四”时期，对女性的讨论尝试跳出国族话语的局限，开始正视女性的个性解放、欲望表达等论题，但其实质上依然是一种从男性立场出发的对女性的想象，其对女性现状和命运的论说仍然是空洞和肤浅的。著名妇女运动活动家张若名就曾指出：“如今‘平民主义’讲的极盛，转不过是男子的平民主义，何曾研究到女子身上；即使有人在言论上提倡女子解放，也没有具体办法。”^[161]一些男性知识分子也看到了这一点，沈雁冰说得更加直白：“妇女解放的声浪振得无人不知……然而假使我们能用科学的头脑，透视的眼光去观察，便可知我们现在对于妇女解放的种种活动，都是浮面的，无系统的，无秩序的。进而言之，竟可以说是无方法，不彻底，无目的。”^[162]

总体来说，清末民初的妇女解放运动是一场“男性解放女性”的运动，男性启蒙家站到男性的立场上对女性“应当如何”给出了自己的想象，这一时期的女性主义思潮具有鲜明的男性主导的倾向。这一倾向对中国妇女解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积极方面来说，男性主导有助于减少来自男性的阻力，两性通力合作，对“吃人的”封建礼教展开猛烈攻击，加快妇女解放的进程。然而其消极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由男性主导的妇女运动成为政治革命的一个点缀，或者说是特定阶级革命的一个副产品。由于女性放弃了自身解放的主导权，导致了各种权利的获得只是男性领导者的一种馈赠，它的得失完全取决于男权政治的意旨及发展状态。对于男性主导者来说，女性只是他们行动的客体对象和焦虑所在，先是被观察和论说，视客观情况加以适度的改良，在不利的情况下则可以被抛弃。1911年3月11日，由南京政府临时参议院审议，并以孙中山临时大总统的名义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临时约法》第2章第5条中，阐述了人民权利和义务等相关事宜，其内容为“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163]。在这里，男女平等这一人类最基本的平等权被刻意“遗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