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向西方开放了一系列通商口岸。伴随着经济交往活动的日益频繁，西方的思想文化也得以大规模进入。其中，西方宗教思想是最重要的外来思想之一。此时女性主义思潮的兴起不可不提西方宗教人士的影响，比如美国在华传教士林乐知编著的《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是较早向中国人介绍外国女性文化的专门著作，他主编的《万国公报》还发表了《中国女学》《戒缠足》等文章，积极传播女性解放思想。此外，西方宗教人士还在中国开办了一批女子学校，培养了中国最早的真正意义上的女学生。这时还出现了由西方教会组织的女性留学现象，比如从1881年到1892年就有四位平民女性在教会的资助下出国学习。受基督教思想影响的太平天国运动在很大程度上也接受了基督教关于“男女平等”的思想。在这场影响大半中国的农民革命运动中，领导阶层实施了一系列颠覆封建传统的妇女政策，允许女性参军、参政，推行教育改革、婚姻改革，鼓励了数以十万计的女性走出家门，参与到解放运动中来。虽然回过头看这些政策及其之后的实施效果还有着诸多的缺陷和不足，但这些措施都是对男女平等思想的勇敢尝试，并用实际结果证明了女性解放的正当性和可行性。

上海是最早有女性涉足公共领域的中国城市，早在戊戌维新20年前，上海的报纸上就已经掀起过女性解放的舆论热潮。根据张仲礼的研究，19世纪70年代的《申报》上已经出现妇女解放的论说，内容涉及男女平等、妇女教育权、妇女工作权、男女社交公开、放足等日后女性思潮的核心理念。他认为“如果这些议论发之于辛亥革命时期或戊戌维新时期，那没有什么特别的价值，在秋瑾那里、谭嗣同那里、宋恕那里，这类议论多的是，令人感兴趣的是它们均发之于19世纪70年代，即戊戌维新运动的20多年以前。它把人们所悉知的很多妇女解放思想近代源头上推了20年，这就弥足珍贵了。”^[54]

在“戊戌变法”时期，经过十余年的理论储备和思想积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并扮演重要角色。相较于洋务运动时期，他们的思想更系统，也更新潮、更大胆。他们着重论证了女性在挽救民族危亡中强国保种的作用，把女性解放当作维新变法不可逾越的重要阶段。在他们的努力下，社会上形成了具有一定声势和规模的女性主义思潮，配合当时正兴起的不缠足和兴女学等女性解放运动，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他们在将早期改良思想推进到维新变法运动的同时，也揭开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新篇章。至此，长期以来被思想界和全社会所漠视的女性问题成为社会焦点，女性问题首次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提上历史日程，标志着现代意义的中国女性主义思潮的正式兴起。

到了五四前后，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与科学、自由与解放的现代精神旗帜，全面清算“吃人的”封建伦理道德，并进一步将女性解放当作国家和社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来看待。在这一时期，中国女性主义思潮形成了一种百花齐芳、众声喧哗的场景。在《新青年》的大力倡导之外，一批讨论女性问题的专业刊物纷纷问世，比如《女界钟》《新妇女》《女子世界》《劳动与妇女》《妇女声》《中国新女界杂志》《现代妇女》等杂志，《女学报》《女报》《中国女报》《天义报》《神州女报》《女报》《妇女时报》等报纸，此外还有一些老牌报刊亦增设专栏或副刊加入评说妇女解放问题的行列。这些刊物针对男女平等、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男女社交公开、女性受教育权、女性工作权、女性经济独立等问题展开讨论，并涌现出一批至今看来仍然很有影响力的文章：陈独秀的《妇女观》和《欧洲七女杰》、鲁迅的《我之节烈观》、李大钊的《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胡适的《贞操问题》和《美国底妇人》、叶绍钧的《女子人格问题》、吴虞借妻子吴曾兰之名所作的《女权平议》等。这些女权倡导者们的努力不仅表现在口头言论上，而且付诸具体的行动，比如蔡元培和陈独秀就曾经前往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参加李超的追悼会，并公开致辞以示纪念。(www.daowen.com)

马克思主义的传入，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集中领导了女工和农妇运动，开始将阶级分析的观点运用的女性解放问题的思考中。1919年2月，李大钊在《新青年》的“战后之妇人问题”上刊文指出“女权运动，仍是带着阶级的性质”，资产阶级女权运动所提出的“最有直接紧要关系的问题，与那些靡有财产、没受教育的劳动阶级的妇人全不相干。那中产阶级的妇人们是想在绅士阀的社会内部有和男子同等的权力，无产阶级的妇人们天高地阔，只有一身，他们除要求改善生活外，别无希望。一个只想管治他人，一个是想把自己的生活由穷苦中释放出来，两种阶级的利害，根本不同；两种阶级的要求，全然相异”；“中产阶级的利害，不能说是妇人全体的利害中产阶级妇人的权力伸张，不能说是妇人全体的解放”。^[55]向警予甚至直接评价当时兴起的妇女参政运动不过是向“无聊的议员队里增加了无聊的女议员，可耻的官僚群中添多些可耻的女官僚，可以说毫无意义。”^[56]这种观点纠正了资产阶级女权运动囿于中上层女性和知识分子女性的局限，从而将妇女解放运动扩展到最广大的女性群体，使妇女运动以浩大的声势掀起了一个又一个高潮。

清末民初这短短几十年时间可以说是中国两千多年来社会最动荡，思想最活跃的历史时期之一。面临着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西方文化的影响，中国开始了历尽艰难的社会转型。在这一转型过程中，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女性主义思潮也以救亡图存为背景，被纳入了民族主义话语和现代性想象中。一时间，“兴女学”的呼吁改变了封建社会“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女性教育观；天足、天乳运动则结束了自宋代以来延续下来的变态审美；争取经济独立和职业自由的斗争，纠正了长久以来“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模式；“社交公开”的大讨论冲击着“男女授受不亲”的传统观念；恋爱自由和婚姻自主的观念给了广大女性冲破家庭束缚，勇敢追求幸福的勇气；“女子参政运动”动摇了千百年来人们视女性从政为“牝鸡司晨”的顽固看法。

可以说，直到这个时候，中国传统性别秩序才真正受到多方面的质疑和挑战，才开始走上了具有实质意义的变革道路。在这一变革过程中，女性主义思潮与经济结构的更新、社会制度的变化、中西思想的碰撞及新式文化的出现等多种社会因素互动，这其中当然也包括与女性主义思潮几乎同时出现并成长的中国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