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时间上，本书划定在中国电影诞生到抗战全面爆发（1895—1937）的40余年里。这一时期，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思想激烈碰撞，进而妥协、融合，现代意义的女权思想也开始萌发。也是这一时期，中国电影从无到有，从蹒跚学步到日渐成熟，其间还伴随着中华民族抵制侵略、渴望振兴的屈辱与坎坷。这一时期的社会性别思想与电影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塑造就是本书所覆盖的内容。本书不满足于各类女性形象的罗列，而是在问题意识的引导下，以板块的形式加以构建。在每一个板块又有两个方面的考量：一是探明中国早期电影性别书写的样态，二是对形成这种样态的“结构性力量”的考察、分析，以及对其的评价。

初步构思，本书主要从五个相互关联而又各自独立的板块进行：

第一章是“清末民初时期的中国女性主义思潮”，共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对中国古代的性别观念进行一个梳理。中国传统的性别观念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文化系统，绝不是简单地用一句“男尊女卑”就可以概括的。笔者首先对中国传统性别观念谱系做一个简单的梳理，总结一下中国封建礼教思想作用于女性的身体和精神的结果，从而尝试探究近代女性解放运动得以发生的自身原因。接下来，笔者将对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同情女性的观点加以分类和整理。在男权至上的长久历史中，这些声音显得微弱，并且不成体系。但是这些在封建社会母体中孕育出来的女性主义思想的萌芽，它们产生于对传统文化的反省和批判的基础之上，相较近代女性启蒙运动救亡图存的实用性目的，具有一种朴素平和的公正性。并且，这其中的一些观点还成为清末民初时期女性主义思想家所借重的理论来源，值得后世的研究者给予足够的重视。第二部分中，对清末民初时期的女性主义思潮加以分析和总结。为了从思想上唤醒沉睡已久的广大民众，中国的有识之士开展了内容非常广泛的启蒙运动，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由于深入接受了西方文化影响，这个时期的中国新型知识分子群体，无论在价值观念、政治理想、知识结构上，都与传统封建文人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在同西方的对比中，中国女性的历史和现状成为他们否定和鞭挞封建传统、鼓动民众长技自强的一个强有力的理由。中国女性，这一长期以来被封建社会所漠视和歧化处理的群体，在这些近代知识分子的启蒙思想中成为亟待拯救的国族话语的一部分，并开始被授予自立和自强之权。无论是出于目的还是作为手段，“女性解放”话题都摆脱了前现代时期低声沉吟的边缘状态，在事实上成为清末民初社会大讨论的一个重点内容。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思潮也迎来了第一个高峰。第三部分对清末民初时期女性主义思潮的特点加以总结。相较于之前中国女性的生存处境，清末民初时期的女性解放运动取得的明显进步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我们仍要对当时妇女解放运动的欠缺之处保持清醒的认识。在内外交困、亡国灭种的危机之下，中国社会开始了艰难的转型。当时，中西、新旧、激进与保守的各类思想激烈交锋，当时女性主义思潮所讨论的问题几乎涵盖了国家、民族、社会、宗族、家庭的各个层面，却唯独很少涉及女性本身。不同阶段、不同派别的女性启蒙者提出了各类有关女性解放的主张，但究其实质，都在利用女性解放的思想资源做忽略女性实质的事情，当时女性所获得的解放是十分不彻底的。总体来说，当时的女性主义思潮有三大特点：在言说主体上，基本是都是由男性代言的；在言论主旨上，最后都指向了国族主义的宏大目标；在具体主张上，都体现出先尽义务再谈权利的倾向。

第二章为“国族主义视域下中国早期电影中的女性形象塑造”，共由三部分组成。与西方女权运动相比，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缺乏性别立场鲜明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可以被看作是后发现代性国家反抗西方帝国主义殖民入侵的抗争在性别问题上的一种体现。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女性解放成为反抗殖民入侵、争取民族独立的一个子命题，女性解放在更广阔的层面被纳入民族解放的轨道之中。第一部分探讨国族主义对女性性别主体的压抑现象，当民族主体和性别主体二者不在一个水平面上，而是构成了一种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时，企图超越男性/国族“主体”去寻找中国女性的“性别主体”是不可能实现的。换一个角度来讲，也正是借助在特定历史情境下男性/国族话语的不断建构和再构，中国女性才逐渐形成了特定类型的客观形象和主观认知。一旦将男性/国族“主体”所赋予的意义抽离，所谓的“性别主体”也随即成为一个空洞的能指而不具备任何实际意义。由于与民族国家话语的联姻，导致了中国早期电影中性别论说的丰富内涵和复杂纠缠。从中，我们既可以看到民族国家对妇女群体的压制和许诺，也可以窥见妇女群体及女性个体对民族国家的屈从和反抗。第二部分挖掘并总结了电影中一些救国女性的命运，从中透视男性知识分子对进步女性既期待又担忧的矛盾心理。清末民初时期的中国，救亡图存的愿望促使男性知识分子看到女性解放的价值，进而对女性提出了参与革命救亡的要求。他们主动将国家革命的部分责任赋予女性，呼吁女性加入到革命的队伍中来，为近代中国女性解放打开了一扇大门。但是另一方面，男性又对女性参与革命的行为视为对其既有权力的威胁，积极对进步女性加以控制，以保持其对社会权力的继续垄断。体现在中国早期电影中，一些革命救国的女性形象在男性设置的剧情中小心翼翼、左右为难。作为被想象和被言说的客体，女性形象身上投射和反映了男性精英群体种种有关国族兴亡、社会变迁和个人命运的矛盾认知与想象。第三部分是对早期电影中的女侠形象进行的一次文化研究。自1927年下半年开始，中国早期电影兴起了一股“武侠片”的创作热潮，在这些“武侠片”中，以女性为主角的占据了相当的比例。透过武侠文本的缝隙，我们能破译许多现代社会的文化密码，比如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话语权力、性别地位与呈现方式等。在救亡图存成为主流话语的那个年代，女性成为男性知识分子想象民族国家的一个有效载体，渗透了男性想象的焦虑和欲望。电影中的“女侠”形象也被蒙上了一层爱国与救世的工具性色彩，成为那个时代的形象代言，抽象的历史阶段从而也变得具象可感。

第三章是“‘现代性’背景下的电影与女性”，共由四部分组成。自鸦片战争起始，中国遭遇了“数千年未有之巨变”。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封闭已久的国门，在被迫接受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之后，中国从一个朝贡体系下的封建专制帝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伴随着主权沦丧所导致的社会结构的变革，随之动摇的是两千年一以贯之的封建宗法制度和儒家伦理道德。在西方经济、宗教、文化势力的强力助推下，“现代性”也逐渐从一种隐藏、压抑的状态彰显出来，并且深入到中国的社会机制、经济体系、文化形态乃至个人体验之中。从时间跨度上讲，“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发生是一个漫长的、充满重叠的历史过程。这里的漫长是说，中国现代性体验是一个时段的发展和演化过程，不能简单地以精确的方式去指认范围。可以说，它不仅涉及从鸦片战争到庚子事变时期，而且还可以下延到民国初年至更长时期，从而涉及整个清末民初时段。”^[6]所以，讨论清末民初时期的社会思潮和文化形态，“现代性”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背景。第一部分探讨现代性、电影、电影中的女性三者之间的联系。中国现代性发生伊始，作为社会文明程度标尺的妇女问题就被知识精英群体反复提出，中国现代性发生发展的过程，也是中国女性走出家门，步入社会并逐渐体现重要价值的过程。中国妇女解放问题，无论是作为目的还是手段，从一开始就是整个中国现代化事业的重要表征，“‘女性’是一种新兴的、历史性的、现代的、普遍的真理。……深受历史影响，从历史、事实、和现实角度来看，不管现代性如何定义，女性和女性主义实际上是现代性的基础。”^[7]所以在对现代性的研究中，无论如何重视其中蕴含的女性色彩都是不为过的。现代中国一个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广大女性走出家门，从私人空间步入公共空间，并在其中日益发挥重要作用。在这样一个强调了两千年男女有别、男尊女卑的国度，女性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人们想象现代性的载体，“中国现代戏剧和电影……混迹在整个现代化的大论述里，从它独得养分，也从它独得教训，而目睹、参与、形构了二十世纪上半中国社会街井里的民生主义娱乐篇。剧场女演员和电影女明星作为这一切假戏真做的先锋者、当事人和女主角，她们为后人提供了绝佳的景观窗口，一方面让我们在繁华与混乱的街道巷弄里不至于失去方向，另一方面又让我们从小道、流言、传奇里，窥见中国现代性里一些为君子雅士们不屑的琐碎与细节。”^[8]接下来的三个部分分别从女观众、女演员、女明星三个角度来对女性与中国现代社会的互动关系展开论述。

第四章是“‘现代性’视域下中国早期电影中的女性形象与性别关系”，本章侧重于文本分析，共由四部分组成。任何一种现代性都需要在“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上展开，必须在国家民族和下层民众两个层面都得以实现。并且“宏观”层面上的现代性叙事，也必须通过落实在“微观”层面来实现。所以，讨论清末民初时期的中国现代性问题，不能仅仅停留在知识精英的论说、国家政策的颁布、经济制度的改革、生产方式的转型以及武装革命的成就与牺牲等层面，也应当给予所谓“现代生活”体验以足够的重视。第一部分探讨早期电影叙事中的性别空间的变化，从梁启超的“生利分利说”开始，将女性从家庭中解放出来成为中国社会的一项基本理念，并逐渐引发出女性受教育权、工作权、男女社交公开等一系列社会运动。受此影响，中国早期电影中女性的叙事空间也呈现出从家庭向社会逐渐开放的变迁。第二部分探讨电影中女性美的变迁，作为集中体现权力话语的承载体，女性身体可以视作是社会变迁的风向标，女性美的标准的变迁及其在社会空间（包括物理空间和虚拟空间）的形象变化，为我们透视社会的进步提供了一个极佳的窗口。按时间顺序对早期电影加以梳理，会发现其中的女性身体形态有很大变化，具体表现有二：第一，体型从瘦削、病弱向丰满、健康过渡；第二，动态结构从僵硬、扭曲向协调、自然发展。抛开表演技巧、电影技术等因素，这暗示着女性身体审美趣味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第三部分探讨电影中的女性为社会提供的现代情感生活示范价值，在由传统向现代的社会转型期，人们的思维方式、信仰信念、生活方式与过去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对于绝大多数由外来移民组成的上海市民阶层来说，一方面，生存和生活的压力需要疏导和宣泄，另一方面，现代社会的新生活和新风尚也需要去学习和适应。以电影为代表的现代都市商业文艺在满足这两方面需求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中国早期电影不仅反映出商业文艺创作者对观众娱乐消费密码的熟稔认知和熟练运用，还渗透着创作者对现代生活的思考及现代化进程中需要市民知晓的现代性信息。中国早期电影对包括恋爱、婚姻、家庭等生活内容在内的两性情感关系进行了密切关注，拍摄了一批探讨女性地位、情感际遇、两性关系和女性现实生存的影片，为观众了解新型情感关系提供了指南和借鉴，也融入了当时女性社会议题的讨论，参与并见证了中国女性社会地位的变化历程。第四部分探讨电影中的女性与都市的同构关系，以及通过这种同构关系，中国电影体现出的对现代性的怨羡态度。作为一个后发现代性国家，清末民初时期的中国对现代性持一种羡慕与怨恨、向往与恐惧并存的矛盾态度。电影这一直观、民主的新型艺术形式，是彼时中国社会体验、感受、思考现代性的重要渠道。通过中国早期电影中广泛存在的损害的（摩登女郎）和被损害的（农村女孩）女性形象，可以品读出当时中国社会对现代性的复杂心态。

第五章是“中国早期电影中蹒跚起步的女性写作”，共由两部分组成。到了清末民初，伴随着女性主义思潮的兴起，中国女性逐渐获得了国民母、女国民等全新性别身份。这意味着中国女性开始冲破传统的孝女、贤妻、良母等附属性性别定位，获得了一种带有平权色彩的历史身份，代表着中国女性作为政治化的公民主体介入历史。从这一时期开始，中国女性的文艺创作开始呈现一种入世和“入史”的姿态，并表现出通过写作获得历史主体感的努力。实事求是地讲，相较于同时期蒸蒸日上的女性文学，中国电影领域的女性写作则显得黯淡的太多太多。中国早期电影的女性写作在蹒跚中缓慢起步，用现在女性主义批评的标准去衡量的话，会发现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是如果我们抱有对历史的尊重和宽容态度去追寻其中的女性意识，就会发现其渗透着血与泪的努力和不容忽视的价值。

【注释】

[1]高晓松：《晓说之口述历史：与吴宇森谈谈女人》，优酷网，2017年11月24日。(www.daowen.com)

[2]盘剑：《性别操作的女体“趋重”：电影片名与期刊图片》，载曲春景编：《上海电影研究：21世纪之交范式转型期的思想景观》，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289页。

[3][美]张英进：《三部无声片中的上海现代女性形象》，载张英进：《电影的世纪末怀旧：好莱坞、老上海、新台北》，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104页。

[4]陈墨：《电影史学发展谈：细节·建构》，《当代电影》2009年第4期。

[5][美]王德威：《“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译丛”总序》，见[美]张英进：《影像中国：当代中国电影的批评重构及跨国想象》，胡静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总序第7页。

[6]王一川：《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发生》，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9页。

[7][美]汤尼·白露：《事件、深渊、多余：20世纪前30年中国商业广告中的女性事件》，施清婧、耿德华译，载[美]王玲珍、何成洲编：《中国的性/性别：历史差异》，北京：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7页。

[8]周慧玲：《表演中国：女明星·表演文化·视觉政治（1910—1945）》，台北：麦田出版社2004年版，第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