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法律规范的适用效率表现为：在法律调整的现实成果与投入的司法成本之间，以单位司法资源的投入处理尽可能多的案件，在保证案件质量的前提下，提高司法运作效率，尽可能缩短诉讼周期，降低诉讼成本，在法定期限内尽早结案，取得最大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减少案件的积压和司法拖延等现象。[98]我们将知识产权法律规范的适用效率概括为两个方面：司法成本的节约和司法公正的提升。

在最高人民法院有关指导案例的裁判要点具有应当被参照适用的效力要求下，[99]判例说、司法解释说及法律适用说的司法效率存在差异。

判例说之下，“造法型”案例为今后类似案件提供了裁判逻辑和规则的指引，后案法官将待决案件的事实情景与已决案件的事实情景进行比较，从而判断是共性优位还是特殊性优位。共性优位则直接适用与已决案件相同的法律规则，从而实现了快速裁决；特殊性优位则转向已决案件的裁判逻辑部分，从已决案件的裁判逻辑部分寻求利益和政策的考量，从而可以将判例裁判逻辑的智慧与当下的需求巧妙结合，作出尽可能公正的司法裁决。

司法解释说之下，“释法型”案例偏重于对既有的成文法规范进行裁判说理。在这种情形下，因为成文法规范已经提供了较为明确的规则指引，“释法型”案例最大的价值在于其裁判逻辑部分而非规则指引（即裁判要点部分），即“释法型”案例提供了有关法律解释的法律推理方法，它重在对于法官的思维训练。法官应当参照的不是裁判要点，而是裁判理由（裁判逻辑），要求法官参照裁判要点对于公正审理并无裨益。(www.daowen.com)

法律适用说之下，知识产权指导案例主要是“适法型”案例。在这种情形下，“适法型”案例既没有提供可供后案法官参考的裁判规则，也没有提供有关法律解释的法律推理方法，法官适用成文法规范即可得出合理的法律结论。如果按照“应当参照”的效力要求，法官还必须检索、查阅并在裁判文书中援引。然而，检索、查阅和援引这类案例对于公正裁判并没有实质性价值，相反，花费在检索、查阅及援引案例上的时间和精力还会增加司法裁判的成本。

通过对知识产权案例指导制度判例说、司法解释说以及法律适用说在知识产权法律规范生成和适用中的效率分析可以发现，判例说是当前知识产权案例指导制度演进方向与路径的最优选择，相较于非判例说，它具有促进知识产权法律规范生成效率最大化和知识产权法律规范适用效率最大化的可能性。从根本上说，判例说能够最大程度发挥知识产权的价值，从而有助于促进社会福祉最大化。因此，判例说应成为知识产权案例指导制度的演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