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起传统秦腔，我们经常能听到四路秦腔的渊源、风格，近些年来，陕西的各位学者将富平县的阿宫腔也纳为北路秦腔，也就是第五路。此观点未得到公众的认可，2020年9月，甘肃陇中挂牌为“秦腔甘肃派传承基地”，十年前在甘肃天水挂出了“西秦腔研究院”的牌子。在陕西大荔县有同州梆子剧团等，宝鸡地区有西府秦腔特征一说。多年来，陕甘学者乃至业内人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秦腔既然分四路风格，包括甘肃派秦腔风格等，那么就不能一味地以陕西关中（西安）方言为标准。关中地区，语音并不统一，就声调关系来说，“四声”大体是一致的；就声母与韵母来说，情况就相当复杂了。

在韵母方面，主要是凤翔、宝鸡一带的人，前鼻音、后鼻音不分，例如把该读“shen”的音，通统为“sheng”；韩城一带的人，“tan、tuan”不分。

在声母韵母方面：“zhu、chu、shu、ru”关中就有三种读法：渭南、三原、兴平等大部分地区的人努着嘴读“朱、出、书、入”，长安、户县部分地方的人用上颚牙抵着下嘴唇读成了“不、铺、复、乌”，宝鸡、岐山一带的人，读“知、吃、失、日”。把折子戏名《拆书》读成了“拆失”，把《逃国》读成了“逃鬼”，宝鸡和甘肃一带的方言有许多字发音雷同，把“尊”念“宗”，“宗尊”不分，把“陈”念“成”，“成”“陈”不分，把“秦”念“情”，把“村”念“葱”，把“金”念“经”……甘肃地域的方言更为复杂。以上只列举了主要的，细分起来，情况更为复杂。试想，如此复杂的语音，同台出现，戏曲语音怎能不杂乱？又如何谈得上语音统一的美呢？

笔者认为，东路秦腔演员主要以当地方言为主，关中语言为辅，西府秦腔演员，有宝鸡地方方言也是情理之中的，中路秦腔自然以西安话为标准，甘肃各地院团秦腔的语言，以陕西话为主，掺杂了些许甘肃话也是常见的，南路秦腔（陕西南郑县）亦自成一派。如果各路秦腔，包括甘肃派的语言均要以关中西安为标准去要求的话，那么，地方特色就无从谈起（包括音乐、剧目、扮相）。还有不争的事实，在今甘肃、陕西宝鸡等地培养的本土演员，大部分人一辈子扎根在本土，择其业、终其生，不可能再去陕西中路发展秦腔，他们很难把根深蒂固的方言改得像西安话那样标准，这可以说是不可能的、不可抗拒的。陕西秦腔是在2006年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而甘肃秦腔是2008年7月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非遗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猛进秦剧团2014年被国务院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院团。就京剧而言，北京和上海方言也是有区别的，不然怎么会有“京朝派”“海派”和“外江派”之分呢？在纠讹的篇里，西安方言的“啥”字念“sa”，仅限于西安周边，在陕西渭南、宝鸡地区就没有这种念法。还有这个“揉”字，在渭南的土方言中念“ruai”。俗话说，十里乡俗不同，不同的地域造就了不同的特色，文化是永恒的，例如山西的四路梆子，河南梆子的豫东调、豫西梆子、南阳梆子、祥符调等等，都是具有地方特色的。

秦腔语言本土化，是指秦腔剧种扎根本土时，在历史的长河中潜移默化地使一个剧种逐渐演变成被人们所接受和认可的产物。这种演变过程要经过一个“非驴非马”的过渡时期，是剧种从一种审美转向另一种审美的过程。其中许多的当地语言和腔调的融入，只要当地人能听懂看清，并符合当地大众的审美口味，自然就会形成积淀，并得以发展。

20世纪80年代初，本人在陕西凤翔县剧团亲睹了一场后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著名艺术家（秦腔西府流派传承人）吕明发老师演出的《破宁国》，在戏中吕老师操着一口纯正的宝鸡方言，在生活中，我们请教他时，也是如此。(www.daowen.com)

本人还在甘肃天水工作期间，多次拜访了天水鸿盛社三代传人、班主李映东老先生。李先生原籍是陕西周至县，在爷爷辈（清光绪年间）时就来到了甘肃天水发展，李先生也操着一口纯正的天水方言。

现今，甘肃兰州派的许多著名老前辈艺人在秦腔的演出中，兰州话也几乎占据了舞台的半壁江山，但也被当地大众所接受，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中路秦腔的演员来到了异地班社或剧团，也改变不了现状，只能是自己把握自己。陕西宝鸡地区的演员，调入陕西西安各院团后，他们在演出中的宝鸡土话，时时也可听到。

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当地有这么一个旗帜性的人物，这种人也就被称为“能不够”，这种评判似褒似贬，总之，是有能力之人。在他个人思维引领下，经过创编发展，并将民间或当地的一些小调曲牌、表演动作、念白唱腔融入到了剧种的表演运用中，本土地方话更是无人约束，也无人去校正，自然会转型并形成了综合性秦腔方言的本土化。

既然秦腔已有五路或陕甘之分，必然有着五路的地方风俗。秦腔的发展，孰是孰非，任重而道远！

以上是本人在多年前就常思考的一个课题，一孔之见，供朋友们鉴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