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要讨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会有很多前置的问题需要搞清楚，它们非常有趣，也非常耐琢磨。

比如，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到底是历史的必然还是偶然？

比如，马克思主义来了中国后，为什么能同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融合得很好？

比如，是不是因为中国人没有信仰（西方学者的错误偏见），所以才会更容易亲近马克思主义？

中国人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是幸运的，而且马克思主义也真正帮助了中国人民，这是不容置疑的。但你不得不去想一个非常平实甚至有些庸俗的问题：两人谈恋爱都需要合拍，还需要磨合很久，结婚后都无法避免磕磕绊绊，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和中国合拍？

其实答案只有一句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所以成功，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高度一致的。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虽然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看起来是很偶然，但是任何历史中的必然性都不能脱离偶然性存在，它必然通过大量的偶然性来体现自己，而且必然性和偶然性在一定条件下会相互转化，实现辩证统一。所以，当你把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活学活用，你会自己得出结论，无论是十月革命在俄国的发生，还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都是必然的。

这里的偶然性是什么，必然性又是什么呢？

有人会说，你看在俄国的十月革命貌似通过一次连农民都没有来得及充分动员的暴动革命就成功了，社会主义就在俄国古老的土地上站立起来了，胜利来得太突然了，感觉跟撞了大运一样偶然。而在中国，是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鼓舞了中国人，俄国“偶然的胜利”给了中国人认识马克思主义的机会，所以中国和俄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都是偶然的。

这种认识是错误的。

无论是俄国人选择马克思主义，还是中国人选择马克思主义，那都不是一朝一夕间所做的决定。早在十月革命前数十年，俄国的优秀知识分子们就开始在欧洲受到马克思主义的熏陶，俄国革命先驱普列汉诺夫早在1883年就建立了旨在宣传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劳动解放社”，《资本论》的第一个外文版就是俄文版，俄国民粹派革命家查苏利奇同马克思、恩格斯都曾有过直接的书信交流，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是跟马克思、恩格斯有过多年交往、后来成为对手的人。而且，俄国民粹派革命家、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作品对马克思本人也有深刻的影响，民粹派在俄国城市、农村都进行了大量的调研和革命准备工作。直到列宁以领袖的姿态出现，将社会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民粹主义、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想一一批驳，才在俄国成功地将科学社会主义付诸实践。所以，俄国革命的成功也是经过了几十年的理论和实践上的准备与斗争，才得以最终成功的，这就是历史的必然性。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从一开始就是被中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先驱们以一种独立自主的姿态完成引入、研究、融合的过程的。这不仅与中国当时的国情有关，更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有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完全不会水土不服，是因为它的精髓和我们传统文化精髓是高度一致的。

首先，从社会基础来说，中国几千年来都是小农经济社会，农民对土地所有权有一种天然的期待，但是农民在长期的封建制度下发现，即便他们无比勤劳又无比幸运地暂时占有了一小块土地的所有权，他们也会在经过一两代人或者两三代人之后，再重新失去这些小块土地的所有权，毕竟在封建社会让你再失去土地所有权会有一万个理由，比如兵荒马乱遭匪患，被官府富家财主强占，突遭变故把房地抵押，被不肖子孙赌输了，等等，世世代代的中国农民都渴望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土地，但因为在封建体制下他们自身的命运常常身不由己，终究不能实现对土地的真正占有。所以，对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国农民来说，马克思主义主张消灭私有制、实行土地公有或集体所有比较符合他们对安全感的需求，土地归政府或集体所有，只要政府和集体是仁善的，农民就有土地耕种，就能吃饱饭，就能有安稳日子。这是马克思主义虽然作为外来思想理论，但却让中国农民不反感并接受它的主要原因。(www.daowen.com)

其次，在中国传统社会分层中，士农工商四个层级“士”是占据最高一层的，商是诸技之末，处于社会鄙视链的低端。中国人在传统文化中非常重视德行，主张以德化人，德不仅是崇高的精神和价值追求，更是在社会普通民众的生活中对个人行为、社会秩序进行具体而全面的规定。也正是因为如此，中国人在骨子里并不崇尚金钱，他们会认为贱买贵卖、囤积居奇的商人是“无德”的，把“富而不仁”当作不道德甚至是犯罪来看待，所以中国传统封建社会中优秀人才和精英人士都耻于经商，而对“取仕之道”争先恐后。这种普通民众习以为常的抑商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将取消剩余价值、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行按需分配等愿景目标是很容易协调的。

再次，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上来说，自春秋战国以来的诸子百家到后来独尊儒术，中国不是没有出现过法治思想，比如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实现大一统的王朝是秦，秦奉法家却二世而亡，而汉唐以来在讲究“仁义礼智信”的儒家思想统治下，中国却经历了数百年的繁荣昌盛，大汉、大唐、宋朝、明朝的大多数时候，封建帝王都以讲究仁政、礼治天下为上策，法治对他们来说仅仅起到辅助作用，从来没能够占据主导地位。

朝廷如此，民间也是如此。中国人历来讲礼义廉耻，懂得用“高尚”的情操来约束自己，民间自觉地将所有违背纲常伦理的行为视为异类并加以贬斥，将克己奉公、见义勇为、舍生取义当作高尚的行为崇敬万分。在这种氛围下，中国人形成了很强的家族和个人荣誉感，让集体观念自觉成为约束个人行为的尺度，以为集体做出贡献为荣，以伤害集体利益为耻。这一点非常不同于西方自由主义文化背景下熏陶出来的个人至上的精神，而马克思主义也十分强调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社会革命的集体主义精神，强调工人阶级在国际主义下联合起来，所以马克思主义极容易同已有非常深厚的集体主义伦理道德观念的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

在近现代中国革命中曾涌现出的很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从他们以生命来捍卫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能够看出，马克思主义对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的影响已经达到了骨肉相融的高度。比如我们很熟悉的革命烈士夏明翰的一首诗这样写道：“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一个崇高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品质和信念跃然纸上，让人动容。

最后，中国人并非没有信仰，西方人认为我们大多数中国人不信仰任何宗教就断定我们是没有信仰的论断极其武断。信仰并不等于宗教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也跟宗教信仰完全无关。中国人更不是没有信仰，而是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早就把对公平、正义、富足、和平的信仰内化于人民群众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信仰现实能够得到的幸福，而不是天国虚无的幸福，我们把姜子牙、孔子、岳飞、关羽等历史人物的特定精神抽象上升为神和圣，中国人的神和圣大多是曾经的普通人，普通人被“封神”，这种榜样的力量就是非常“实在”的，能彰显巨大的价值引导作用，这同西方人把人格中抽象出来的完美而虚幻的躯壳当作神是有本质区别的。中国人的朴素信仰，非常容易认同马克思主义对宗教所做的批判。

所以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基本上从知识分子到工人到农民，是没有任何深层次文化抵触存在的，这就让它更容易走进全体中国人的灵魂深处，并同东方文明最深厚的文化传统精髓一拍即合。

网络上的语言有时候很犀利，比如你如果建议大家不要“崇洋媚外”，有些人会第一时间反驳你，马克思主义也是外来的思想，崇尚马克思主义也是崇洋媚外。显然，说这种话的人是极其欠缺历史知识和思想内涵的，马克思主义最初的确是外来的，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经过百年融合发展，已经成为我们自身的文化符号和基因密码。现在再去说，马克思主义是外来的就是极不严谨、极不负责、极其没有文化和独立思考能力的表现了。

马克思主义能跟中国合拍，除了因为两者在文化精髓及价值观上的高度一致外，还经过百年中国近代史的验证。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境遇将中国人民逼到了绝境，从太平天国到戊戌变法的近50年时间里，中国的农民和知识分子们进行的所有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都失败了，证明封建体制已经在这片土地上走到了历史尽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国民党试图建立资本主义共和制度的尝试历经几十年也失败了，证明了资本主义这种制度根本不能帮助中国人民外御列强，因为中国当时的资产阶级对外软弱、对内残暴，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小手工业者们生活困苦被逼近崩溃破产的边缘，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未来看不到任何希望，自然不会支持。而诸路不通后，中国人民才毅然决然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这种选择既是主动的，也是必然的。中国作为一个地域广袤、人口众多且拥有深厚文化传统的国家，有足够的革命决心和民族意志对抗外敌、平息内乱，面对列强欺凌、民不聊生的内忧外患，中华民族从马克思主义中找到了反帝反封建、走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强烈共识，又经过28年浴血奋战，在付出了巨大的民族伤亡代价后，中国才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因为当时留给落后、苦难深重的旧中国改变命运的时间不多，争取独立和自由的机会更是稍纵即逝。历史雄辩地证明：对于近代中国来说，社会主义道路真的是唯一一条走得通的道路。

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1]

上面这段话，是毛泽东同志在1949年9月驳斥艾奇逊关于中国革命原因是人口太多的荒谬论断时说的，也是对中国人为什么能接受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在中国行得通的精辟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