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曾经写过一篇论文《从粮食危机反思苏联农业政策》^[4]，这篇文章主要讨论的问题就是在苏联这样一个土地广博、物产丰饶的国家却常常发生粮食危机、面包革命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农民到底因为什么才会对苏维埃从信任和拥护走到鄙弃和厌恶的境地。

在苏联存在的不到69年的时间里，苏联农民大多数时候都非常苦，他们一方面要忍受工业品和农产品巨大的价格剪刀差，另一方面还要承受一波又一波的政治斗争和经济损失。这一切都要从苏共对农民阶级的认识和态度开始说起，在十月革命中俄国农民和工人阶级组成紧密联盟共同夺取了政权，列宁总体上将农民当作无产阶级为巩固政权所需要争取和尊重的对象，但斯大林不这么想。

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随着苏联工业建设规模“一年翻一番、两年翻两番”，国家对商品粮的需求增长大大超过了商品粮的供给增长，要在短时间内迅速解决这种供求矛盾，斯大林将矛盾源头指向富农，认为他们故意有粮不售，必须加强苏共对农村阶级斗争的领导，采取“非常措施”逼粮，并搬出农村“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结论，将镇压富农运动扩大化到部分中农。为了彻底解决粮食收购问题，斯大林认为必须通过在农村搞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来替代富农和个体小农式粮食生产，从而充分保障国家的粮食需求。斯大林主持的农业全盘集体化以行政命令方式驱赶“整村、整乡、整区”的农民进入集体农庄，这种以农村阶级斗争甚至是“革命斗争”的方式解决粮食问题的做法是对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时期确定的“尊重小农”原则的倒退，对苏联本来比较薄弱的农业生产、“工农联盟”和社会法治都造成了严重伤害。因为，斯大林等苏共高层从指导思想上一直认为公有制姓“社”，私有制姓“资”，而农民作为小私有者是不会自愿为社会主义而战的，必须要“强迫”农民为无产阶级的利益服务，这样农业和农民就逐渐变成苏联工业和工人阶级的附属。

马克思主义认为，虽然农民阶级曾经和资产阶级一起反对封建统治，但他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仍然会被分化、剥削，农民的利益不再“同资产阶级的利益、同资本相协调，而是同它们相对立了。因此，农民就把负有推翻资产阶级制度使命的城市无产阶级看作自己的天然同盟者和领导者”。从阶级处境上来说，农民阶级只有同无产阶级合作共同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才能实现自身对土地及其产品的真正占有。而且早在撰写《法兰西内战》初稿时马克思就指出，

农民的劳动则是孤立的，他们的生产资料是零星分散的。……但是这种农民所有权早已越过自己发展的正常阶段……它已经进入了自己的没落时期。从它里面已经成长起来了一只巨大的、与城市雇佣工人利益完全一致的Prolétariat forcier（农村无产阶级）。……也只有公社这种政府形式……能够把他们名义上的土地所有权变成他们对自己劳动果实的实际所有权；能够使他们既享受产生于社会需要、而目前则作为一种敌对因素不断侵犯着他们利益的现代农艺学之利，又无损他们作为真正独立生产者的地位。^[5]

恩格斯在其晚年1894年撰写的《法德农民问题》中对无产阶级应该如何正确对待农民阶级有更为明确的论述，恩格斯在这篇著作中提出三个重要观点：

第一，为了夺取政权，社会主义政党“应当首先从城市走向农村，应当成为农村中的一股力量”。但这种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结合并不是简单地“适合于农民的口味”，社会主义的使命并不是“把小农对自己田地的现在这种虚构的所有权变成真正的所有权”，因为这种小农对小块田地的所有权形式注定要走向灭亡，所以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政党帮助现时有产的农民，不能以牺牲和违背社会主义总的纲领的基本原则为代价，不能为了夺取政权向农民承诺未来不能做到的事，“我们的利益决不是要今天就把农民争取过来，好使他们明天在我们不能实现自己的诺言时又离开我们”。

第二，要尊重小农的意志，并找到“接近农民的正确方法”。恩格斯认为，“违反小农的意志，任何持久的变革在法国都是不可能的”。无产阶级虽然预见小农必然灭亡，但是不要“以自己的干预去加速其灭亡”，而且恩格斯还指出，“当我们掌握了国家政权的时候，我们决不会考虑用暴力去剥夺小农（不论有无赔偿，都是一样），像我们将不得不如此对待大土地占有者那样”。恩格斯指出，要通过示范和为小农提供社会帮助的方式，把小农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

第三，从社会改造的角度来看，让农民接受合作社需要较长时间。“如果他们下了决心，就使他们易于过渡到合作社，如果他们还不能下这个决心，那就甚至给他们一些时间，让他们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考虑考虑这个问题。我们之所以要这样做，不仅是因为我们认为自食其力的小农可能来补充我们的队伍，而且也是为了党的直接利益。我们使之免于真正沦为无产者，在还是农民时就能被我们争取过来的农民人数越多，社会改造的实现也就会越迅速和越容易……我们在这个意义上为了农民的利益而必须牺牲的一些社会资金……可能使花在整个社会改造上的费用节省十分之九……我们可以很慷慨地对待农民。”^[6]恩格斯非常明确地指出，对待小农不能使用暴力，要在他们还没有被资本主义大生产变成牺牲品之前就教育和改造他们，并给他们接受合作社这种新的生产方式和所有制形式足够的时间。

只有先尊重小农的利益，才能搞好工农联盟，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在政治稳定的前提下开展国家建设。可惜的是，恩格斯对无产阶级政党正确处理同农民阶级关系的深刻论述并没有被苏联重视，无论是赫鲁晓夫还是勃列日涅夫，抑或是戈尔巴乔夫，他们在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上都没有找到正确的方法和路子。

1956年，毛泽东就曾在《论十大关系》中深刻地论述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他指出，“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但是绝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并认为正是因为在处理农、轻、重三者关系上犯了原则性错误，苏联的粮食产量才长期达不到革命前的最高水平，才出现发展不平衡的严重问题。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我们现在发展重工业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从长远来看后者因为能更好地保障人民生活的需要，反而会使重工业发展得更好。毛泽东的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灵活应用，苏联发展重工业本身没错，但孤立地看待农、轻、重三者的关系并片面强调重工业的绝对优先地位是错误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理解。

中国共产党和农民一直拥有鱼水深情，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整个过程中，农民阶级都曾做出巨大的贡献。同苏联初期主要领导人列宁、斯大林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都有非常深厚的农民情怀和对农业的正确认识，更为重要的是他们都非常注重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中国共产党很早就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确定为党的思想路线的基本内容，并注重将这些原则落实到农业合作社、土地改革、改革开放、新农村建设、乡村振兴等各个阶段的具体工作中，因此党能够及时发现并纠正农业、农村和农民政策的不足和错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认为“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而农民的核心问题是收入问题，正是因为抓住了这两个核心，才能保持中国农村的稳定发展和粮食安全，所以在农业和农民政策上中国所走的道路跟苏联是完全不同的。(www.daowen.com)

其实，苏联在1925年选择工业化的发展道路是正确的，需要先从农业为启动工业化提取部分原始资金积累也基本合理，但无产阶级实现工业化强国的奋斗不能建立在长期剥夺和压制农民和农业发展的基础上，更不应该使用阶级斗争的方式处理同农民的关系，因为这会严重动摇无产阶级执政的基础——工农联盟。我国春秋时期的齐国名相管仲有言：“无夺民时，则百姓富。牺牲不略，则牛羊遂。”国家在施行强国战略的同时，要学会藏富于民。苏联曾是20世纪两极体系的一极，军事实力比肩美国，但苏联式的“国强民穷”不是一个国家应该追求的价值，更不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和谐健康发展的基础。

苏联的农民虽然拥有了土地，但农民在获得的土地上却失去了对自己劳动产品的所有权和支配权（政府往往通过强制收购、下达行政指令、高额征税、暴力剥夺等方式取得农民的劳动产品），那么农民对这种“瘸腿的”土地所有权的获得必然不满，在这个前提下苏联所开展的任何农业改革都将是不能长久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生产的目的是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共产主义就是要实现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再生产的原理，要扩大社会再生产不仅要求追加生产资料，还要追加消费资料，社会总生产和社会总需求以及生产资料的生产和消费资料的生产，总是在动态中实现结构均衡和总量均衡。农业之所以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在于它不仅为全社会提供粮食等社会必要的消费资料，还为工业提供原料、资金积累、劳动力等要素资源。由于历史原因，现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从工业不发达的小农经济社会发展而来的，农业除了是消费资料、工业原料、资金和劳动力的主要提供者之外，还是维持国家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根基，是无产阶级政权治国理政需要紧密依靠的产业。农民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不仅是人口占大多数，也是社会生产和消费的主要力量，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军队和国防动员力量的主要来源，所以必须受到足够的重视。

无论对于苏联还是对于我们自己来说，农民阶级曾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天然的、可靠的同盟军，在无产阶级政党成为执政党之后，工农联盟仍然是社会主义政权最重要、最稳固的执政基础，是共产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国家治理必须尽力争取、协同前进的同盟。按照现代经济学的主要观点来看，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都需要现代化的管理思维对生产资料、人力资源、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实行优化组合并使其最大限度地发挥经济效能，所以农民，特别是农民企业家是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中重要的参与者、建设者和支撑社会创新的重要源泉。苏联采用阶级斗争的方式处理无产阶级同富农、中农的关系，通过片面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的方式窒息了农业农村的发展潜力，是失去农民支持并最终失去执政地位的重要原因。正如恩格斯告诫法国工人党的那样，他们没有找到接近农民的正确方法。

在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中，共产党无论是争取农民的支持，还是把小农生产改造成社会主义的生产都需要长期的过程；社会主义国家在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上推动的任何变革，都需要建立在尊重农民利益的前提和基础上，而且至少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都需要坚定不移地贯彻和执行这一原则。唯此，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发展得更好，而发展才是硬道理！

【注释】

[1]《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13页。

[2]《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50页。

[3]黄苇町：《苏共亡党二十年祭》，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13年版，第272页。

[4]闫远凤：《从粮食危机反思苏联农业政策》，《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7卷，第13-20页。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02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