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的发展是无穷的，看起来再正确的理论也不能一下子就涵盖、说明和解释全部的社会实践。而且，如果实践的发展完全靠在已有理论上按图索骥，那就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教条主义，是把理论当作宗教教义，当作亘古不变的绝对真理。这样下去，不仅实践难以前进，理论也会越来越死板。马克思主义不是这样的教条，也不能用教条主义的方式来对待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反对用“永恒真理”的方式来教条化地对待理论，早在1847年反驳蒲鲁东把永恒原理当作历史出发点时，马克思就曾说过，假定规律、原理、观念范畴等自古以来就睡在“无人身的人类理性”的怀抱里，这样的一成不变的、停滞不动的永恒下面是没有任何历史可言的，有的只是观念中的历史。永恒原理并不像黑格尔和蒲鲁东们所认为的那样，早就藏在“人类理性”的深处，需要天才的大脑才能发现它们。

马克思说：“人类的理性最不纯洁，它只具有不完备的见解，每走一步都要遇到新的待解决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原理都是在一定历史时期，由特定的生产力、生产方式和人们之间的生产关系所决定的东西，它必然随着这一历史时期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人们之前认识的所谓真理都会随之改变，超越时空的永恒真理是不存在的。所以理论，哪怕是从最客观的历史事实中总结出来并已被社会发展实践证明正确的理论，也只能揭示某一个正确的发展趋势，而不是提供指导纷繁复杂的全部社会实践的“万能药方”，自古以来就没有哪个理论是可以“包治百病”的。

马克思说“历史是不能靠公式来创造的”，共产主义不是教义，而是运动。它不是从既定的原则、真理出发，而是从既有的事实出发的。所以，马克思本人也反对用教条主义的态度来对待马克思主义。

但是，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中，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案例有很多很多。在苏俄和后来的苏联改造生产关系时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如强制农业合作社、平均分配、定额供应、禁止贸易、强制余粮收集制、在农村搞阶级斗争扩大化，以及后来输出世界革命，让国民经济重工业化、军事化等问题上都存在教条主义的问题。在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进行指导的过程中，也由于教条主义地要求照搬苏联以城市为中心的工人暴动经验等问题，给中国革命一度造成很大的危机和损失。(www.daowen.com)

在反对教条主义方面，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很早就有深刻的见解。只有反对教条、反对本本，才能真正推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践的结合，才能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顺利开展。

毛泽东同志撰写的《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本本主义》《实践论》《矛盾论》等非常经典的篇目都是反对教条主义极好的教材，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早期就十分注重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例证。毛泽东同志1944年曾经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讲道：

我们是为根据地服务，为什么不说为全国服务呢？因为你总要落一个地方，像飞机飞上天总得飞回来要落在一个地方，不能到处飞不落地。教条主义是不落地的，它是挂在空中的。我们不要搞教条主义，要脚踏实地地为实际服务。^[2]

也正是因为很早就认识到这些基本问题，中国革命才能走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打持久战、各民族统一战线的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也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有反对教条的传统，所以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各个阶段，才能始终坚持独立自主，不唯苏联模式和意志是从，而且一旦政策脱离实践，都能够用“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办法”等原则纠偏，把跑偏的政策拽回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够最终找到改革开放这个“重要法宝”“关键一招”，而苏联共产党却在改旗易帜的邪路上轰然倒塌的最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