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这个问题前，先说点儿偏题的话，虽然偏题但对理解19世纪的俄国和后面的苏联还是很有用的。

无论是原来的俄国，还是现在的俄罗斯，你都很难说，它究竟是个亚洲国家，还是个欧洲国家，还是像通行的历史和地理书上说的那样，是个横跨亚欧大陆的强国。那么，这个横跨亚欧大陆的强国在哪些方面像亚洲，又有哪些方面与欧洲神似呢？

如果我们问今天的俄罗斯人，他们认为自己属于欧洲还是亚洲，估计住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人会毫不犹豫地说，俄罗斯是欧洲的，而住在西伯利亚的人又会说俄罗斯是亚洲的；对于中国人来说，我们也并不认为俄罗斯是个纯粹意义上的欧洲国家，它毕竟不属于我们所定义的西方国家；对于欧洲人来说，俄罗斯几乎肯定不属于欧洲，它只是个东方国家。

所以，俄罗斯是个“纠结”的国家。

现在各国人称呼俄罗斯有个专有名词——“战斗民族”，这个词有丰富的特定内涵，第一层意思是粗犷、勇猛、彪悍、冒险，第二层意思是敢拼、敢干、好战、脑回路清奇，常常让人感到匪夷所思、啼笑皆非，好在“战斗民族”这个词并没有什么贬义。在马克思生活的19世纪，沙皇治下的俄国不招欧洲人待见，俄国人在自认为开化了的欧洲人看来是让人非常恼火的，沙皇俄国这么专制腐朽还特别能打，真是欧洲之大不幸啊！

俄国令欧洲“恼火”的地方很多，前面我们说过，英法19世纪在中国大搞鸦片战争，坏事做尽的他们鹬蚌相争，没想到被俄国坐收了渔翁之利，不费吹灰之力占了中国东北黑龙江以北10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而且还成了清政府和英法的调停人。

在欧洲那边，1812年6月不可一世的欧洲战神拿破仑率领60余万人攻入莫斯科，面对外敌入侵俄国人自己焚城搞“坚壁清野”，把能带走的都带走，带不走的都烧掉，法军所至常常一无所有，导致军队粮草不济、士气低落，加上俄国10月已进入初冬，长途跋涉的法军士兵冻饿而死者数十万人，至12月初拿破仑才终于摆脱俄军追击，在几乎丧失了全部骑兵和炮兵后，仅带着不足3万士兵仓皇离开俄国。俄法一战导致拿破仑所建立的以法国为中心的欧洲秩序崩溃，两年后以俄国为首的反法联军把法国人追到巴黎并逼着他们缴械投降，直接让拿破仑帝国彻底覆灭。俄国人的战斗力，在整个人类战争史上都足够写一个大大的“猛”字，实在太强了！还有个后话不得不提，那就是拿破仑之后100多年有个德国人对打不败俄国这事儿很不服，这个人就是希特勒。1941年6月，希特勒在席卷了欧洲16国大获全胜后，踏上当时的苏联土地。众所周知，4年后他也惨败了，并且他的国家为这场惨败整整赔了65年（1945—2010）战争赔款。默克尔曾在2007年表示，为二战德国共支付了约640亿欧元赔款，应该其中赔给俄罗斯的钱不少。所以，欧洲人里面200年来打仗最厉害的两个——拿破仑和希特勒，都在俄国人这里吃尽了苦头。这里必须要强调一下，任何侵略战争都是不正义的，其失败是必然的，是不值得同情的。

回头来说沙皇俄国，从18世纪以后“开挂了”一样在欧洲“胡作非为”，多次瓜分并占领波兰，发动对土耳其的战争，还积极争夺欧洲大陆霸权，把芬兰从瑞典手中夺过来变成自己的一个省，发动对伊朗的战争，兼并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的一大半领土，从土耳其手里获得里海东岸大片土地。

因为俄国人太能打，而且它这个领土又特别大，这有点儿像“大块头的暴脾气”，一点儿都不好惹，所以欧洲人对俄国人有种爱不起来的无力感，挺恼火。

不过倒是让美国人从战斗民族令人“匪夷所思”的脑回路中占了大便宜。当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想在俄国搞改革，因为手里缺钱，想想祖宗打江山领土真是不少，也照管不过来，就在1867年以720万美元的价格，把171万平方公里（大概相当于3个法国、7个英国那么大一块地）的阿拉斯加卖给了美国！美国人乐坏了，这可是比美国国土面积的1/5还多啊，比白菜价还低，4美元一平方公里土地，跟沙皇白送的没有两样！令俄国人悲伤的是，几十年后美国人就在阿拉斯加地下发现了大量的金矿、银矿、铅矿、煤矿等矿产资源，俄国人后悔都没地儿哭去。

俄国这个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始终是别别扭扭的，一方面它向往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另一方面又有深厚的封建专制主义传统，导致自己在选择发展道路时总是瞻前顾后、顾此失彼，结果俄国就成为欧洲国家中专制主义最难攻克的碉堡，这也让俄国知识分子和有先见之明的贵族们非常热衷于寻找拯救俄国的道路。

同中国人不同，俄国人很早就认识了马克思，积极了解马克思主义。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先驱们不仅广泛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还结合俄国情况展开关于发展道路问题的激烈讨论，普列汉诺夫、巴枯宁等人都以各种姿态活跃在国际工人运动领域。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以德文出版，这本书被称赞为“工人阶级的圣经”，它的第一个外文译本就是俄文版，于1872年4月在圣彼得堡出版，三位翻译者中的盖尔曼·亚历山德罗维奇·洛帕廷是19世纪七八十年代俄国最著名、最卓越的民粹派革命代表人物之一。我们说过，俄国是当时欧洲专制程度最高的国家，书报检查制度非常严格，按道理说像《资本论》这样的著作根本没有可能在俄国出版，但检察官检查这本书的时候，对这本大部头的、晦涩难懂的书完全看不懂，而且认为这本书所说的结论绝非所有人都能理解和接受，便同意了《资本论》俄文版的出版申请，这样的小插曲够粗犷吧。

马克思对俄国的关注也是从土地所有制开始的。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研究土地所有制时关注到印度的土地村社所有制，他认识到亚洲社会之所以没能广泛发展起欧洲的资本主义，主要是因为在亚洲“除了政府之外，整个国家分为许多村社，它们有完全独立的组织，自己成为一个小天地”。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开始把这种东方社会的土地村社所有制跟“公有制”联系起来，并且认为正是在这种土地的特殊所有制形式基础上，才发展了东方社会一种类似“原始的共产主义”的社会形式，随着私有制因素在东方社会的发展，这种土地村社公有制遭到破坏。从这个问题出发，马克思开始思考，既然土地公有制是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础，对于东方社会来说，是否可能通过什么方式发挥这个传统优势，从而更便捷地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呢？

这是历史唯物主义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之前马克思所有的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研究，都是基于资本主义社会通过无产阶级革命进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问题，这个研究如果没有对东方社会的研究，没有对人类原始社会公有制的研究就是不完整的、不彻底的。马克思要把自己的理论大厦建构得足够合理、足够完善，就不能在这些问题上留下巨大的缺角。所以，自19世纪六七十年代后马克思开始十分关心在俄国发生的社会改革，而且特别留意俄国公社的命运，而俄国民粹派对俄国公社的研究也已经有了相当的基础。为了让自己的研究更直接、更精确，马克思还专门学会了俄语，他开始广泛阅读俄国民粹派的一些资料，特别是车尔尼雪夫斯基所写的《论土地所有制》《公社土地所有制论文》《对村社土地占有制一些哲学原理的批判》等论文，他还仔细阅读了瓦西里契柯夫的《俄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土地占有制和农业》、涅鲁切夫的《俄国的土地占有制和农业》、索柯洛夫斯基的《俄国北部农村公社史概要》等资料，这些关于俄国村社的材料让马克思对俄国未来可能的发展道路产生了新的认识。

而俄国内部的民粹派，他们长期“到民间去”研究的根本问题就是：“俄国是应当像它的自由派经济学家们所希望的那样，首先摧毁农村公社以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呢，还是与此相反，俄国可以在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的同时取得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部成果，而又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苦难。”^[8]因为这是个关系俄国根本发展道路的大事，所以民粹派内部争论非常激烈，立场不同导致他们分为革命派和改革派，而革命派内部又分了三个派：暴动派、夺权派、宣传派。民粹派内部不同派别的差别，其实只在于实现这种社会主义制度“跨越”的方式问题。早在1877年10月，马克思在答复《祖国纪事》编辑部的这封信中就曾讲过：“我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9]意思是说，俄国要是走依靠剥夺农民的资本主义道路，几乎是不可避免要遭受西欧已经遭受过的所有社会苦痛而丧失和浪费自身所具备的优势。

不过由于这封信在1886年才发表，俄国民粹派并没有机会了解马克思的上述观点。于是在1881年2月，俄国民粹派革命者查苏利奇给偶像马克思写了一封信，希望能够听到学术泰斗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最终裁决。为了回复这封信，马克思先后四易其稿，可见他对这个问题非常谨慎又非常小心。然而在初稿中，马克思一口气写了10多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整整占了13页的印刷篇幅），即便第三稿也有6页，而正式的复信却只有2页。

在马克思的回信草稿中，他讨论了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用到公社中来”的可能性，分析了俄国作为“在全国范围内把‘农业公社’保存到今天的唯一的欧洲国家”，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要有俄国革命。而且马克思还给了明确的结论：“如果革命能够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那么，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成俄国社会新生的因素，变为优于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奴役下的国家的因素。”^[10]

但是，在最终的正式回信中，马克思却没有给出直接答复查苏利奇的结论，他用非常简短的篇幅介绍了西欧发展资本主义建立在对农民的剥夺基础上，这和在俄国把农民的公社土地所有制转变成私有制的进程是不同的，所以《资本论》所做的分析仅限于欧洲样本，“并没有提供肯定俄国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也没有提供否定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不过马克思接着说道：“我根据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对此进行的专门研究使我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排除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然发展的正常条件。”^[11](www.daowen.com)

马克思的回信在这里就结束了，他没有解释：什么是正常条件？什么是破坏性影响？俄国社会新生究竟是指俄国进入社会主义还是指俄国顺利通过不太痛苦的资本原始积累快速进入资本主义？不过从马克思几封回信草稿的思路转变上，我们也许可以猜测，马克思虽然认可俄国公社的土地公有制是一种让俄国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有利基础，但这个基础要想发挥实际的作用，有很多前提，比如：俄国能快速应用资本主义的农业科技、机械、农艺学的最新成果；公社能够让自己免于国家各种部门和利益集团的压迫和掠夺；用农民代表会议代替乡政府的方式加强不同公社之间的联合，消除它们之间的孤立；俄国资本主义在农村的发展速度不要过快，对农民的剥夺维持在一定的限度内；等等，这一切前提的总前提是发生恰到时机的俄国革命，这个革命能够很好地保留和发展俄国公社土地公有制的所有积极方面，并能消除阻碍它发展的所有不利因素。

可惜历史是不容假设的。马克思之所以没有在正式复信中认可，俄国可以跨越资本主义阶段的卡夫丁峡谷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是因为他对俄国成功通过革命手段跨越落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巨大的生产力鸿沟并没有那么乐观。

一些学术论文试图对马克思关于俄国卡夫丁峡谷的问题进行各种角度的研究，其实在今天研究这个问题要容易得多，因为俄国究竟能不能走这个“捷径”，历史已经给出了明确的答案。1917—1921年，苏俄曾希望通过“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一面组织反抗国外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干涉，一面通过对农民的高压政策积累物质条件基础，早日实现俄国的电气化和工业化，从而让苏俄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这个想法在现实中遭到非常严重的失败。1921年3月，曾经作为十月革命主力的喀琅施塔得海军基地数万名水兵以武装起义的方式反抗苏维埃政权在国内的系列政策，特别是对农民和农村的政策。这次起义的结果异常惨烈，有上万名士兵因此死去，这也是无产阶级在成功建立了政权，共产党在成为执政党之后遇到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军队起义，相当于枪杆子起来反对党，给列宁和苏维埃俄国高层带来极大震动。他们决定立即改变既定的“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政策，转而实行尊重小农利益、放开部分市场贸易、适当引进外资的“新经济政策”。虽然这个“新经济政策”后来在列宁去世后被斯大林逐渐废弃，很多年后苏联在僵化道路上积重难返并最终于1991年解体，但列宁开启的“新经济政策”的尝试却在1978年后的中国改革开放中启迪了邓小平和中国共产党，中国40多年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大家都有目共睹，并不需要罗列一系列数据来赘述。

但是中国和苏联一正一反的历史教训非常深刻地告诉人们，即使不直接经过资本主义痛苦的卡夫丁峡谷，也要在这样的峡谷修一条“栈道”，即经过一个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共存、共赢的长期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便于利用资本主义已经取得的生产力水平，为未来的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积累充分的物质基础，这才是人类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经之路，舍此没有任何捷径。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08页。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12页。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79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54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56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61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62-863页。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4页。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4页。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82页。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