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在西方的马克思很早就开始了他对东方文明古国——中国的关注，他的很多重要论述中曾经就中国的历史文化、中国的社会、欧洲对华侵略等问题进行过讨论，中国学者李忠杰曾经就此进行过专门研究，经他统计《资本论》中有39处提到中国，而马克思恩格斯两人专门论述中国问题的文章共有21篇，这些均成为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的重要内容，这也说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野并不是偏于西欧一隅，而是立足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和全球视野的学说。

对于我们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是怎样认识中国、怎样认识东方社会的，他们从哪些角度关注我们，又对东方社会的未来发展提出过怎样的期许，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我们知道，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的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在社会发展阶段方面具有显著的优势地位，而处于封建社会末期的东方中国成为西方商品倾销、鸦片战争、殖民化和半殖民化的直接受害者。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推动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进程，这个进程的持续发展必将导致《共产党宣言》中所预言的那种结果的出现，即东方从属于西方，农业从属于工业，农村从属于城市。但这种从属只是暂时的，因为不平衡的关系总要在时间的发展中去努力寻找新的平衡。马克思发现，中国的历史发展正好印证了这一点，而且西方和东方的关系很符合“两极相联”（这是黑格尔提出的概念，类似于我们今天说到的命运共同体或休戚与共的意思，同中国传统辩证法的盛极而衰、福祸相依等道理也相通，在一些版本中直接翻译成对立统一）的道理。

1853年马克思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写道：

满族王朝的声威一遇到英国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破了产，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开始同外界发生联系，这种联系从那时起就在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黄金的吸引之下迅速地发展起来。同时，这个帝国的银币——它的血液——也开始流向英属东印度。^[1]

英国正是通过大炮威胁+输出鸦片这种向中国倾销非生产性消费品的方式，让鸦片在中国取得了足可以代替皇帝的社会统治权，并用大量的灰色交易腐蚀了整个中国的官僚系统，败坏了社会风尚，激化了官民社会矛盾，并且对中国全部小生产体系造成致命性打击，让白银从清政府国库源源不断通过东印度公司流到它的宗主国英国。而马克思却敏锐地从这个表面上看起来是“只赚不赔”的买卖中，看到了大英帝国所面临的真正危险。他警告说：

所以可以有把握地说，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今工业体系这个火药装得足而又足的地雷上，把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引爆，这个普遍危机一扩展到国外，紧接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这将是一个奇观：当西方列强用英、法、美等国的军舰把“秩序”送到上海、南京和运河口的时候，中国却把动乱送往西方世界。^[2]

马克思对中国问题的看法，从来不会仅仅停留在同情层面，也不仅仅停留在批评西方对中国的压迫与剥削的层面，而是运用唯物辩证法来分析东西方的矛盾转化和内在联系，这种深刻性是那些只看到力量对比悬殊就认为一方必胜、另一方必败的人所根本不具备的。其实，仔细琢磨马克思上面所说的话，会发现不仅在19世纪这道理是讲得通的，就是在21世纪的今天这道理也丝毫没有过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向来非常热衷于并且擅长于输出自己的价值观给全世界，但它们所输出的这些东西（包括所谓的秩序、理念、文化等）时不时总要反过头来砸自己的脚。例子不胜枚举，欧美人推崇自由人权，但这种自由和人权在完全丧失集体主义的内涵后，恰恰会成为加重国家分裂的头号顽敌，比如COVID-19疫情在欧美的大范围传播就同他们自己宣扬的自由和人权不可侵犯有莫大的关系；至于平等，最典型的莫过于黑人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欧美联动的大骚乱，“黑人的命也是命”成为一场运动的口号，黑人的祖先曾经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奴隶和仆人，一旦曾经的苦难成为今天奋勇抗争的动力，旧债新账总是要一起还的。(www.daowen.com)

马克思在自己的文字中从来不吝惜对中国人民的同情和对正义的坚持。他在《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一文中揭露英国人对中国官员的欺辱，控诉“这种极端不义的战争”，“让广州城的无辜村民和安居乐业的商人惨遭屠杀，他们的住宅被炮火夷为平地，人权横遭侵犯”等种种恶行，指出这些伤害行为都是在“中国人的挑衅行为危及英国人的生命和财产”这样的站不住脚的借口下发生的，完全看不到非法的鸦片贸易靠年年摧残中国多少人命，败坏多少道德来填满英国国库这个事实，所以这样的压迫，足以让中国自鸦片战争时就燃起的仇英火种，“爆发成了任何和平和友好的表示都未必能扑灭的愤怒烈火”。事实上，英国搞鸦片战争，以及后来英法联军入侵北京，火烧圆明园等种种刻骨伤害，都成了近现代塑造和激励中国人自立、自强、奋勇抗争的民族气节的精神元素，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些不堪回首的屈辱历史直到今天仍然在时时警醒中国人。

在1857年写的文章《波斯和中国》中，恩格斯列举了战斗力极弱的600名英属印度正规骑兵打跑了10000名波斯军队正规军的案例，指出这样的军队在中国完全没有战斗力，因为在中国他们将遇到完全不同的抵抗，这里没有什么正规军，但全民皆兵。“他们经过极其冷静的预谋”，他们“在每一艘移民船上起来暴动，夺取船只，他们宁愿与船同沉海底或者在船上烧死，也不投降”。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正是英国政府的海盗政策，成功在中国激发了一场维护中华民族生存的人民战争，恩格斯更是在这种战争中看到了封建的、腐败的、衰落的旧中国的死亡，他说，“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亲眼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的垂死挣扎，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

读到这些的时候，我后背都在冒凉气儿。如果不是白纸黑字写到书上，你很难相信，这些精准预测早在清政府灭亡半个世纪前就被远在欧洲的恩格斯、马克思言中了。这并非偶然和侥幸言中，而是非常了不起的理论魅力和理论自信，正是因为唯物辩证法在观察时代、认识世界中的强大作用，才能让马克思、恩格斯在没有亲眼见证中国社会现状的情况下仍能做出对未来发展趋势的正确判断。

马克思和恩格斯注意到，虽然英法在中国用力最大，它们招摇过市，靠强盗做派强抢了不少利益，但它们除了搞那些见不得光的鸦片贸易和强迫中国给自己赔款外，没有更好的办法解决自己和中国的贸易逆差，因为中国历来是一个小农国家和家庭手工业自给自足的经济形式，英法的商品在中国不容易找到市场的根本原因不是中国不够开放，而是中国自身的社会经济结构不能消化这些商品；而中国的茶叶、瓷器、丝绸等，却几乎不用宣传就在欧洲和全世界畅销，所以不采取“非常手段”依靠输出鸦片，中外贸易上的逆差会让英国人、法国人很没面子。

恩格斯说，在英法之外，俄国获得了渔翁之利，它不动声色地打劫中国，不仅占了黑龙江以北和满洲海岸一大片相当于法国和德国领土面积之和的土地，还得到了一条多瑙河一样长的河流，俄国在清政府面前充当调停人角色。在东亚围绕中国的列强争夺中，恩格斯还判断说：“俄国正在迅速地成为亚洲的头等强国，它很快就会在这个大陆上压倒英国。”马克思也认为，虽然英国人强逼中国签订天津条约，然而“实际上从这次海盗式的英中战争中取得实利的唯一强国是俄国”，并认为这个条约不仅不能巩固和平，反而将使战争重启。

后来的历史十分清晰，俄国作为帝国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一环，在1917年爆发十月革命，把科学社会主义事业从理论推向了实践。

中国作为一个曾经饱受欺凌的东方大国，也通过20世纪前半叶几十年艰苦卓绝的斗争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一个曾经文化极度自信的东方大国，既不会成为英法的殖民地，也根本不会被沙皇俄国打趴下，深藏在民族文化基因中的斗争精神让中华民族逆境崛起，迎来自己伟大复兴的历史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