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把社会民主党的问题解释清楚，需要专门再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在19世纪时，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并没有一开始就在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中占据主导地位，在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之前，欧洲大陆的普鲁士、法国就已经出现了有一定影响力的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工人组织和小资产阶级性质的社会主义运动。随着科学社会主义的传播和影响力越来越大，对各国工人运动的指导意义也越来越显著。1869年德国社会民主工人党成立，欧洲各国在之后建立的各种类型的社会民主党、工人党等层出不穷，各国社会主义政党在1889年商议成立“第二国际”时，他们之间虽然各有差异，但都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由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只是在实行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方面社会民主党内存在很大分歧，主张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进行合法斗争的派别影响始终很大，这一点直到恩格斯去世也没有得到改变（而且恩格斯本身也并没有特意去做这些改变）。

关于社会民主党和恩格斯晚年的思想，很多人比较好奇：晚年的恩格斯到底有没有从一个共产主义者变成一个社会民主主义者？答案肯定是没有，但这样的答案如果没有更进一步的解释肯定不能说服大家。

其实，在19世纪晚期，资本主义已经进入相对的稳定期，工人阶级通过议会、工会等合法斗争，在西欧各国已经极大地改变了自身的阶级现状，总体上没有发动暴力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革命环境。在这样的情况下，盲目发动暴力革命才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的错误做法。

恩格斯晚年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批评其实已经说明，进行议会、工会等合法斗争只是工人阶级斗争方式的一个选项，但绝不是唯一选项。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9世纪80年代曾经非常出色地推动工人阶级解放运动的发展，1890年德国实施了12年的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被废除，社会民主党实现了自身政治身份的合法化，在议会选举中他们能够获得更多席位。在政治形势一片向好的氛围之下，社会民主党党内右倾机会主义思潮重新冒头，认为议会才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斗争的主阵地。社会民主党一些人开始盲目崇拜和依赖议会斗争方式，反对运用暴力革命的方式夺取政权，甚至有人声称社会民主党应该抛弃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思想。恩格斯对这种公然的错误言论予以严厉驳斥，他在1891年1月公开发表了马克思写于1875年的《哥达纲领批判》（当时为了维护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团结，这本册子在马克思写就长达15年的时间里根本没有公开发表过，恩格斯不顾反对公开发表马克思旧作《哥达纲领批判》的做法其实就是为了申明他反对社会民主党内部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明确态度）。1891年3月恩格斯又为马克思《法兰西革命》的再版专门写了一篇导言，重申巴黎公社的社员们用鲜血和牺牲得到的经验依然适用，比如“工人阶级在获得统治时，不能继续运用旧的国家机器来进行管理”，因为“当无产阶级敢于起来捍卫自己的权利时，统治阶级的疯狂暴戾能达到何种程度”已经被历史验证了。恩格斯认为：“实际上，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而且在这一点上民主共和国并不亚于君主国。国家再好也不过是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中获胜的无产阶级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也将同公社一样，不得不立即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有能力把这国家废物全部抛掉。”^[11]恩格斯把那些社会民主党内一听到“无产阶级专政”就大喊救命的人称为“庸人”，庸人只知道死守着议会进行合法斗争，而不是根据形势的变化灵活调整自己的对策，他们放弃暴力革命本身就是愚蠢的，因为革命权是工人阶级的最后权利，“如果旧的东西足够理智，不加抵抗即行死亡，那就和平地代替；如果旧的东西抗拒这种必然性，那就通过暴力来代替”^[12]。所以晚年的恩格斯并没有变成一个信奉“和平主义”、反对暴力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这条对他的误解不仅是在恩格斯在世时就已经存在，就是在100多年后的今天也仍然有人时常提起。

另一个问题是，应该怎样正确认识社会民主党？

从1848年发表《共产党宣言》一直到1918年列宁将俄国社会民主党（布尔什维克）更名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的长达70年的时间里，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社会民主党曾经是主角儿。有一种说法认为，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属于同祖同宗，是一个藤上先后结出来的两个果子。因为，如果不承认这长达70年的由社会民主党主导的国际工人运动是无产阶级性质的，就很难解释一个问题：为什么科学社会主义领导下的国际工人运动居然能够“停滞”长达70年的时间（而且大部分还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活动的19世纪）？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永远不能回避的、非常重要的问题。

要清晰地分辨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这三个政治名词，其实并不容易。想严肃认真地搞清楚它们的内在异同，大家可以去看已故中央编译局殷叙彝老先生关于社会民主党和社会民主主义的系列文章。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没有明确说过，工人阶级通过合法斗争的方式是不可能取得政权的，虽然他们对工人阶级通过暴力革命方式推翻资本主义掌握国家政权具有明显的倾向性，但他们并不反对工人阶级进行议会斗争的努力。恩格斯的观点非常明确，如果资本主义制度作为旧的东西足够理智，不加抵抗即行死亡，和平地代替也是一个很好的选项；但是如果资本主义这个旧东西非常抗拒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转变的必然性，那么工人阶级就必须通过暴力来夺取政权，这就是斗争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的高度结合。

第一次世界大战加剧了社会民主党内部的分裂，右翼继续主张在资本主义体制内部进行改良，而左翼主张以暴力革命手段推翻本国的资产阶级统治，那些号称不左不右走中间路线的一派在实际政治斗争中总是偏向于右翼。直到十月革命的成功，验证了社会民主党左翼的策略是行得通的，为了区分自己同社会民主党右翼的不同，俄国社会民主党（布尔什维克）才于1918年正式更名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之后，在列宁领导下组织起来的共产国际，直接要求加入组织的各国政党必须更名为共产党，并修改旧的社会民主党的党章。

所以，以明确的“共产党”三个字命名的工人阶级政党不是从1917年，而是从1918年开始的。从这个时间往前看，1848年经马克思和恩格斯亲手改造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可以被看作第一个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的、工人阶级的国际共产主义政党组织的萌芽；从1918年往后，无论是中国共产党，还是其他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思想成立的共产党，从其建党纲领上来说，更多地受到列宁建党思想的深刻影响，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党章》在总纲第二段就明确指出：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写入党章中的每一个字都经过深思熟虑，在强调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的时候，一定不能忽略或遗漏列宁主义，因为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政党特别是社会民主党的地方，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个革命党，过去是、现在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可能更改自己作为革命党的底色。

一说到“革命”两字，有些人心里就不免要惊得一颤，虽然不至于像恩格斯嘲笑社会民主党内右派机会主义者的庸人们所说的“大喊救命”，也是很抵触的。但是我们可以反过来想：不提革命，我们就告别革命了吗？1981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曾经就“革命”做出过经得起历史考验的解释。这份决议指出：

绝对不是说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不需要坚决继续进行各方面的革命斗争。社会主义不但要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而且要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消灭一切阶级差别，逐步消灭一切主要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不足而造成的重大社会差别和社会不平等，直到共产主义的实现。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革命。我们现在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进行的斗争，正是这个伟大革命的一个阶段。这种革命和剥削制度被推翻以前的革命不同，不是通过激烈的阶级对抗和冲突来实现，而是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这个转入和平发展时期的革命比过去的革命更深刻，更艰巨。^[13]

所以，站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宏观背景中，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在我国革命并没有消失，而是从疾风暴雨的状态转入一个和平发展的状态，这个状态下的革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是走向共产主义的全部征程上的另一个看起来平缓其实却是革命任务更深刻、更艰巨的阶段。只有理解了这点，你才能更好地理解为什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要强调“四个伟大”，即“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因为一切还是进行时而不是完成时，所以斗争要继续、革命也要继续。

共产党在日益变得成熟，社会民主党也在进行自己的转变。特别是在苏联解体后，西方各种社会民主党都有一个明确的去马克思主义化的过程，在资本主义空前的繁荣中他们更加致力于追求改良资本主义的社会实践，通过民主的工人运动将资本主义“改变成一种受到社会节制的、开明的和温驯的资本主义”，用暴力革命的方式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从来不是他们党纲的可选项。

不过，从曾经拥有过一段共同渊源的角度来说，今天的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并无必要针锋相对。

虽然很难说社会民主党是共产党的同路人，但两者在追求一个比现有社会更公平、正义、美好的新社会的目标上还是有很多共同点的，而且目前一些西欧社会民主党在管理经济、社会和推进法治等方面也有很多我们可以汲取的经验。上文我们分析过，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明确框定过，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只有暴力革命这一条。因为在现实中成功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都是曾经生产力水平低下得多，而封建或外来压迫势力又无比强大的国家，必须要用暴力革命的方式来开辟社会制度转型的通道和空间。那么反过来，其实也可以大胆设想，在特定的国家（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国家）和未来特定的时期，工人阶级未必不能通过合法斗争或较为和平的方式来夺取资产阶级的政权，只不过这种可能性也必须建立在未来工人阶级相当程度地自觉和团结，资产阶级相当程度地自律和理智的基础上。重要的是，这条社会民主党所主张的道路，目前尚没有成功的先例，至于未来会不会有，谁都不能下这个断言。(www.daowen.com)

马克思主义从来不赞成教条、僵化地理解革命，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都是以不同的方式追求社会进步，没必要在价值观上搞统一、求一致，求同存异就是最好的选择。要相信，人民是有智慧的，人类历史的发展也有其内在的规律必须遵循，人民会选择最优化的那条道路，人类终将告别资本主义进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宣告的那个未来必将到来的共产主义社会。

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青年是国家希望和民族未来之所系，青年要读懂马克思，就是要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站在21世纪更高的历史高地上，去平等自信地认识中国、了解世界，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更好未来而挥洒自己的青春力量。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2页。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24页。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28页。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05页。

[5]《共产党宣言》，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47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13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98页。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78页。

[9]《列宁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06页。

[10]《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8-39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5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323页。

[13]《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单行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59-60页。